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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美国莎学专家约翰·莱斯利·霍特逊(John Leslie Hotson，一八九七——)在伦敦档案馆十六世纪英国最高法院秘密文件中发现了一五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签发的一份逮捕莎士比亚的命令。霍特逊以《一个伟大的发现》(A Great Discovery)为题，在一九三一年十月号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首次向读者介绍了他的新发现。同年年底出版了他的第四部专著《莎士比亚对谢洛的诉讼案》(Shakespeare Versus Shallow， 一九三一)①，详细介绍了他发现这一逮捕令的经过和他的分析、评论。
霍特逊教授不仅深谙莎学，而且对英国十六世纪的历史也很有研究。他在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意历史材料的发掘、搜集和运用；在这方面，他取得了两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早在一九二五年，他在伦敦档案馆发现了当年伊丽莎白政府秘密杀害克里斯托夫·马洛的历史文件，出版了他第一部专著《马洛之死》(The Death of Chris－topher Marlowe，一九二五)。在马洛被害三百三十二年之后，他第一个把杀害马洛的真相公布于众，揭穿了当年英政府的谎言。马洛在剑桥大学时，出于爱国热情，被威廉·塞西尔首相招为政府的情报人员(当时塞西尔首相兼任剑桥大学校长)。后来马洛洗手不干了，并且公开宣传无神论观点，批评当局，讽刺权贵，因此招来横祸。正如《英国谍报史》作者理查德·迪肯所说的：“人人皆知，马洛直言不讳，讲话不注意保密，这或许是某些人想干掉他的原因。”这里的“某些人”首先应该说是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保安机关的核心人物托马斯·沃尔辛厄姆和罗伯特·波利。
马洛退出政府的情报机关之后，与瓦尔特·劳利②一起领导了伦敦的“无神论学派”(School of Atheism)的活动。他不顾个人安危，不分场合，公开批评教会和政府的某些腐败现象。因此，政府的一个老牌特务理查德·贝恩斯奉命一直在监视马洛的活动，搜集马洛的渎神言论，其中有“新教徒是伪善的驴子”，“摩西是魔术家，圣保罗是骗子手”，“所有传教士都是追逐名利的无耻之徒”，“基督应该象巴勒巴斯大盗那样死去”。贝恩斯的密报抄件都要呈交伊丽莎白女王过目；后来发现的就是这份女王看过的抄件。
一五九三年五月十二日，英政府逮捕了马洛的好友托马斯·基德，没收了他的手稿(其中有些是马洛的；大约有两年时间，这两位剧作家在一个房间里写作)，借口是他“参与了反对国家的骚动”。其实基德被捕的原因是：他不仅批评了政府的某些政策，而且不顾后果地把女王和她的面首们干过的一些丑事和坏事(如通奸、谋杀，切断批评者的右手)都写进了他的悲剧，搬上了舞台，触怒了女王。基德被捕后，受不了酷刑，招供了他所知道的关于马洛的一切活动和言论。基德出狱后，曾和莎士比亚一起，为在一五九四年四月十日去世的伦敦市长夫人海伦·布兰奇(Helen Branch)写挽歌。同年年底，这位悲剧作家被这个“痛苦时代”夺去了生命。
基德的供词和贝恩斯的密报促使枢密院在五月十八日发出逮捕马洛的命令。由于当时某个有影响的人物(有的说他就是莎士比亚的恩人骚塞姆普顿伯爵)出面保护马洛，马洛没有立即被捕；只是在二十日被叫到枢密院，命令他每天必须向政府报告他的活动。五月二十九日，贝恩斯向主子送交了一份关于马洛的最新渎神言论的报告。五月三十日上午，罗伯特·波利，英格拉姆·弗里萨和尼古拉斯·斯凯兹等三名政府特务把马洛骗到伦敦东郊德特福小城的埃莉诺·布尔酒店，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他们在酒店里折腾了一天并杀死了马洛。六月一日宫廷法医威廉·丹比(William Danby)赶到酒店检查了马洛的尸体，并向十八位目击和知情者进行了调查；他写的调查报告是霍特逊教授发现的重要历史文件之一。六月二十八日女王亲自下令，赦免了英格拉姆的杀人罪，理由是“他出于自卫”。当时英政府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还制造了马洛死于“械斗”、“情杀”等谎言，欺骗百姓，使马洛之死的真相一直笼罩于历史的迷雾之中。
目前就我所看到的，我国提到马洛之死的著作(包括译著)有两种说法：戴镏龄、石璞等先生认为马洛是“为政府的特务杀害”，杨周翰、赵仲沅等先生却认为是“由于口角，被人刺死”。我认为据现有资料，前者是符合史实的。
英国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巨人”之一，一直被莎士比亚引为楷模的戏剧大师马洛被残杀，是那个“痛苦时代”的典型悲剧性事件之一。早期有昭昭之明、赫赫政绩、博学多才的伊丽莎白女王到了晚年，成了全欧洲最专横冷酷、荒淫腐败，最热衷于搞个人崇拜的君主之一。她一方面以“人间的上帝”、“上帝在人间的全权代表”自居；同时又面首如云，娈童成群，淫荡至极，还不让别人议论、批评。对任何批评者，她“既不知道‘正义’，也不知道怜悯，更不顾任何法律……对这些人只有一种仁慈——绞架”。早在一五五九年一月她就迫使国会通过了《王权至上法》、《统一法》，后来又制定了《女王臣民效忠法》等血腥法令，还成立了一个“最高委员会”的特务机构。全国绞架林立，酷刑骇人听闻。一五八一年，《爱尔兰史》作者之一，埃德蒙，坎皮恩(Edmund Campion，一五四○——一五八一)因公开批评女王而被绞死。在一五八七到一五八八年间，剑桥毕业的散文作家约翰·史塔伯因写了一本题为《发现危险深渊始末》的小册子，指名批评了女王，被“砍断右手”。另一本批评女王的小册子《马丁·马尔普列拉特》作者之一彭里(Penry)被砍头，另一作者尤德尔(Udall)被害死于狱中。一五八九年初，马洛在剑桥大学时的一位同学，名叫弗朗西斯·凯特(Francis Kett)的作家因“某些言论”，被活活烧死于英格兰东部的诺里奇城。一五九三年四月六日，著名的独立派首领格麟武德和巴罗因批评女王而被绞死。
面对同行被捕、被关、被杀、被处火刑、被切断右手，莎士比亚一直<SPS=1154><SPS=1162>在抱，倾听人民的心声，搜索历史的脉搏；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作家都看得更深、更远些；他的作品反映现实，揭露矛盾更大胆、更巧妙。从一五九○到一五九四年，他在创作了四部喜剧、一部悲剧的同时，也创作了《理查三世》等四部历史剧，借古讽今，表达了广大人民内心深处对宫廷的不满情绪。理查三世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草菅人命，无恶不作，最后引起众怒，兵败被杀。《理查三世》等几个历史剧的上演受到广大观众的热情欢迎，很自然遭到政府的指责。从一五九四到一五九五年间，伦敦市长多次发表公开讲话，攻击剧院是“流浪汉、盗贼、流氓、诈骗犯、叛逆者和其他一切狡猾不法之徒的场所。他们在那里互相勾结，为非作歹，亵渎上帝，中伤女王陛下的臣民”。他在女王的支持下，强迫伦敦正在兴建的所有剧院工程停工下马；他还要求塞西尔首相出面“禁止伦敦的一切戏剧活动”。一五九五年九月，他和其他市政官一起联名写信给枢密院，重申了这个无理而愚蠢的要求。当时主持枢密院工作的是亨利·凯里，他是莎士比亚及其同行们的保护人之一；伦敦市官员们的联名信上的要求一直被他压着。在这种斗争复杂，矛盾尖锐的形势下，莎士比亚创作了新编历史剧《理查二世》。他在这个历史剧中塑造了一个昏庸无能，残害忠良，宠信奸佞的理查二世。这个昏君的倒行逆施为他自己的垮台和毁灭创造了条件。根据当时一个名叫爱德华·贺皮(Edward Hoby)的议员给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 威廉·塞西尔首相的儿子)的一封邀请信记载：《理查二世》于一五九五年十二月九日在贺皮公馆里首演。威尔逊认为：“毫无疑问，《理查二世》的首次演出轰动了整个伦敦。”当时一些政府的官员在信件中把“女王和她的宠臣称为理查二世一类的君臣”。广大观众也认识到“伊丽莎白与理查二世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女王自己也曾愤怒地说：
我就是理查二世，你不知道吗？这部悲剧③在大街上和剧院里都演过四十遍了。
《理查二世》上演半年后，英国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苏联英国史专家施脱克马尔说过，十六世纪，对英国农民、手工业者和工人说来是最残酷的一个世纪，而一五九六一一一五九七年又可以说是这一世纪中最残酷最血腥的两年。
从一五九四年开始，由于连年水灾和严寒，加上政治腐败，圈地空前，粮食年年歉收，粮价飞涨，乞丐猛增，饿殍遍野；饥民骚动，士兵哗变“在各地不断发生”。在这种严重的形势下，英政府继续穷兵黩武，滥杀无辜。一五九六年“在索美塞特郡就有四十人被处死刑，三十五人受烙刑，三十七人被鞭笞”。④
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当时戏剧事业的重要保护人之一，在枢密院中握有实权的钱伯伦勋爵不幸于一五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去世；当天枢密院以女王的名义，给伦敦所有治安法官下了这样的命令：从一五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一五九七年十一月一日，“伦敦市内和郊区所有剧院都停止演出”。当时伦敦最大、最豪华的“天鹅”剧院被政府派人捣毁，市民中的不满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天鹅”剧院经理弗朗西斯·兰利同指挥捣毁“天鹅”剧院的威廉·加德纳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这同时，莎士比亚在出版界有关人士的支持下，在所有剧院被关闭一个多月之后，即八月二十七日出版了《理查二世》。这种针锋相对的举动使宫廷于一五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地方治安法官下达了一份逮捕令，美其名曰，“为了确保社会治安”。密令上提到要逮捕的四人名单如下：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8re)
弗朗西斯·兰利(Francis Langley)
多萝西·索厄尔(Dorothy Soer)
安娜·李 (Anna Lee)⑤
这份逮捕令所提出的抓人理由是：由于威廉·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兰利、多萝西·索厄尔、安娜·李等人危害威廉·韦特⑥的生命安全，根据原告的要求，特此下令萨里治安法官逮捕被告。⑦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威廉·韦特只是被当局利用的一条乱咬人的狗，正如杀害马洛的凶手弗里萨是政府的特务一样；他们都是官方迫害进步作家的凶恶打手。
虽然这一逮捕令没有执行，但是这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挂在莎士比亚的头顶上，只要英国的“迪奥尼修斯”一开口，莎士比亚随时都有基德和马洛之祸。但是无所畏惧的莎士比亚始终坚持自己的崇高理想，密切关注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继续运用他的生花妙笔，先后写出了《哈姆莱特》等四大悲剧，登上了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和艺术的高峰，成为那个时代的“灵魂”和“巨人”。
这份逮捕令公开发表以后，许多英美等西方莎学专家都对此保持沉默。个别学者在著作中提到这份逮捕令时，也只是把它说成是威廉·加德纳父子的个人报复行为；⑧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份逮捕令为什么没有执行？这份未执行的逮捕令对于我们如实了解莎士比亚的真面目有何重要意义？西方许多莎学专家为什么长期对此保持沉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
① 谢洛(Shallow)是莎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一个“治安法官”兼“探子”。霍特逊用他代表伦敦司法长官之一威廉·加德纳(William Gardiner，一五三一——一五九七)。加德纳曾奉命亲自带领人马捣毁当时伦敦最大、最豪华的“天鹅”剧院。
② 瓦尔特·劳利(Walter Raleigh，1552－1818)，英国文艺复兴时代巨人之一。Raleigh一词，亦译为“瑞理”、“罗利”、“雷利”、“饶列”等。
③ 女王在气头上，把历史剧说成悲剧。
④ 引自《十六世纪英国简史》，第15—17页。
⑤ 引自《莎士比亚文献》第一卷第217—218页。
⑥ 威廉·韦特(William Wayte)是威廉·加德纳的养子。
⑦ 同注①
⑧ 参见《莎士比亚在伦敦》，马凯蒂·丘特著，纽约达顿出版公司，一九四九年第一版，第135页。
读书献疑
郑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