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心头涌起的就是小时候仰望星空时所有的那种感觉。
自从法国诗人苏利—普吕多姆于一九○一年第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接踵而至者已经八十有二了。如果把世界文学比作夏夜的星空，这八十二个获奖者无疑是组成了一个辉煌灿烂的星座。在时间之河的冲刷下，有的星可能暗淡了，有的星仍然光华不减，整个星座会由于不断吸收新星而永远在星空中闪烁。
当然，宇宙中不止一个大熊星座，世界文学中也不止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大熊星座中除了最亮的北斗七星之外，还有若干不那么亮的小星，诺贝尔文学星座中的星也是亮度不等的。然而，北斗七星可以作为辨别方向的标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失为观察世界文学的某种参照。尽管人们可以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不同的评价，甚至对瑞典文学院的评议委员们的文学趣味表示怀疑，诺贝尔文学奖仍然是本世纪国际上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学奖，其权威性使得绝大部分作家以获奖为最高的荣誉。因此，译介这些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对于我们开扩视野、走向世界并在其中确定我们的位置是十分必要的。
自诺贝尔文学奖创设以来，大部分获奖作家的代表作都是举世公认的杰作。这样的杰作摆在我们面前，除了向我们提供某种借鉴的典范之外，还可以使我们看到所谓世界水平是什么，这足以使我们在认清差距的同时提高自己的信心。当我们遍读这些曾经被视为民族骄傲的作品时，我们也许会这样说：我们不必妄自菲薄，我们也有可以奉献给世界的东西，比起别人的并不逊色。就拿我们的鲁迅来说，他是不必在同时代的任何优秀作家面前退让的。即以在世的中国作家而论，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怕也不止一、二位吧。我们当然不必因为迄今为止一直没有中国作家获奖就贬低诺贝尔文学奖，奉行酸葡萄主义，但也不可因此而自惭形秽，觉得万事不如人，月亮总是外国的圆。借鉴他人与发现自我往往是并行不悖的。
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作品当然不自今日始，漓江出版社是个年轻的出版社，也无缘成为始作俑者，但是，看看近年来的书籍市场，就会感到这套《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是弥足珍贵的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逛书店的乐趣不似先前那般大了，常常是乘兴而去，败兴而返。出书难，出好书更难；买书不易，买好书尤其不易。书籍市场的混乱，使得许多有价值的书出版不了，或者长期处于出版过程之中，迟迟不能与读者见面。在这种情况下，漓江出版社这样一个地方的小出版社敢于制订这样规模宏伟的计划，不惜工本地坚持出版，不是很值得读书人钦佩的吗？简直当得起一句“功德无量”了。
现在做出版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若没有好的质量做为保证，一切美好的愿望仍将付诸东流。就已经出版的几种书看，这套丛书的质量是好的。根据出版社的计划和新近印发的书目，这套丛书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以小说为主，分七辑出版，每辑十种，内中体裁、语种、地区、年代都做了适当的安排。当年获奖的作家的作品将尽快地组织译介。到目前为止，第一辑十种已全部出齐。就我所看到的几种而言，例如保尔·海泽的《特雷庇姑娘》、泰戈尔的《饥饿的石头》、莱蒙特的《福地》、奥尼尔的《天边外》、托·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川端康成的《雪国·千鹤·古都》和索尔·贝娄的《赫索格》等，译者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文字也都清新可读。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每一种书前都有一篇《译本前言》。国内翻译界和出版界曾经有过一种倾向，似乎一本书只要得过奖，出版社先就吃了定心丸，译者可以放胆去译，评者似乎也有了准绳：不必吝惜溢美之辞。其实，包括诺贝尔奖在内，获奖作品并非篇篇精彩，更非字字珠玑。从已经出版的这几种书的前言看，译者大都无此毛病，显示出一种批评家的气魄。他们不是在一部名著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地顶礼膜拜，而是力图进行冷静的剖析和公允的评价。无论我们多么崇敬一位作家，当我们评论他时，我们和他的关系必须是平等的，仰视和下视都不会有好的批评。
重要的当然是作品，但是，一本书并不就是作品本身，它还包含有其它东西。法国著名文论家杰拉尔·惹奈特就对一本书中正文以外的其它成分，诸如书名、副题、题辞、序跋、附识等，进行过有趣的研究。他认为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书中，就成为这本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都成了有意义的单元。我看到《获诺贝尔奖作家丛书》的那几种书后附有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杰拉尔·惹奈特。他的研究使我确信，对于《丛书》来说，这两篇东西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我这里不可能对那些授奖词和受奖演说逐一评论，我只想指出，这些授奖调和受奖演说不但满足了读者的好奇，诸如为什么给他奖以及他获奖有何反应等等，它们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上文学观念和趣味的变迁。试想，把几十篇授奖词和受奖演说汇集起来，不是可以得到某种变化的曲线吗？有几本书后面还另有作家小传、创作年表或首演系年(倘若获奖是剧作家的话)等材料，使读者一卷在手，便能对获奖者有个基本上全面的了解。出版者想到这些，给予读者的何止方便？
托·艾略特在他的受奖演说中有一段话：“我认为，在诗歌中，不同国度和语言的人民——虽说不管在哪一个国家中都只是通过一小部分人——能获得一种相互理解，这种理解虽然不全面，却至关重要。我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当她奖给一个诗人时——主要是对诗的国际价值表示肯定。”我想以此来结束我的“随想”，但在我的心里，他们说的“诗”我是读作“文学”的。
一九八六年三月，北京
读书小札
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