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新近出了一本一九五六年八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题为《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在“服务日”引起了注意。于光远同志在本书序言中讲到为什么要在将近三十年后出版这本书，还特别提到一九四八年苏联举行的那个针锋相对的会议的情况，概括了苏联那个会的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大家认为十分有教益，现在摘述如下：
——不是进行真正的科学讨论，而是进行事先早就决定了的、假借科学讨论名义的“批判”；
——事先定好调子，组织好“批判”队伍，而又把这些对被批判者保密；
——一开始就给持另一种学术观点的人戴政治帽子，把他们置于被批判地位；
——组织众多的人发表“左倾”空谈和挥舞棍子、帽子的言论，制造恶劣气氛；
——强迫预定的对象(甚至是有病的人)参加这种“讨论”，并强迫发表看法；
——表面上让被批判者自由发表意见，实际上要他们讲违心的话，如果意见不合要求，就组织围攻，直至强迫承认错误；
…………
李佩珊等同志专门为本书写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经验》一文，强调提出“学术上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需要政治上的民主来保障。”他们认为学术讨论本身不是政治生活，但是，允不允许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却属于政治生活范围，属于政治上民主充分不充分的问题，因而可以看作政治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我国科学文化任何一个领域是否能够贯彻百家争鸣，始终是政治是否民主的晴雨表。
看了这本书，不少人提出，“百家争鸣”不应忘记，而类似一九四八年苏联座谈会的种种古怪离奇的做法，让我们早早抛弃为好。
近期“服务日”上，常常看到不少读者关注内地出版的一些港台、海外作家的书籍。这种关心，对来“服务日”看新书的诸位说来，绝不只是简单的猎奇、贪新，更不是所谓迷恋于海外的某些文化，而是出于一种求知的欲望，源自对海外同胞的关心。因此，我们把最近几个月来在“服务日”里听到的片断意见汇总起来介绍一下，想来并非无益。
介绍港台书籍这项工作，广东花城、福建人民、人民文学、中国社会科学、中国青年出版社都有过不少努力。台湾作家的作品选集，曾经上市过好几种，於梨华、聂华苓而外，陈若曦、白先勇、杨逵、陈映真等的作品也先后介绍进来。香港三联版《海外文丛》，收集海外作品更为广泛，这套丛书已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全部重印，在国内广泛流传。
去年以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异军突起，挟着雄厚的实力，直接组稿于港台、海外作家，杨胤宗、柏杨、黄春明、林海音、刘以鬯、高阳、李昂、小思等等学者、作家的书印了一大批，沟通了海内外在文化上的联系，为广大的知识界所欢迎。
但是，随着工作的进展，时间的推移，读者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常常看到“服务日”上三三两两的在议论，希望更多地从书中了解港台、海外学者作家最新的科学研究和创作成果，特别是他们同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文化心理、历史反顾和哲学思考。前个月“服务日”陈列了友谊版的《一分钟爸爸妈妈》，有的读者笑着说，我们要读到的海外论著，最好能够多嚼嚼，而不只是一分钟。这个意见虽然只是笑话，但值得深思，因为它涉及我们引进海外作品和港台书的方向问题。
在翻阅这些书籍时，听到的另一个意见是关于图书艺术的。老出版家们常常把一本书作为一件艺术品来对待，从封面、扉页到标题正文，无不一一精心设计，使人一见钟情。有的作家甚至说，能出这样一本书，稿费不要也愿意！“友谊”是一家得天独厚的出版社，有自己设备齐全的印刷厂，有足够的封面材料，有的书印装得很讲究，但有一些装帧设计却使读者深感可惜。尤其是版面设计上更觉粗糙，如有的诗集编排得又满又密，逼窄小气，真有点使读者透不过气来。出版这些作品，除了引进我们不了解的文化型式以外，还应有团结海外作家的作用。如果让一个海外诗人不仅知道自己的作品在大陆问世，而且让他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装扮得雅致大方，不落俗套，岂不更好！
《读书》服务日之页
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