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BB86603201>
同一个人或同一种理论，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甚至于在同时同地的不同人群中，会有不同的反响，起着不同的作用。原因不仅在于一个人或一种理论的内涵丰富，而且更由于对世界、环境和任务认识不同的人们，需要也不同，他们对一种理论感觉和领悟到的，或一种理论在他们心中所能唤起的，都因此而异。到今年，英国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发表已经二百一十年了。中国人接触这本巨著，也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回顾起来，近百年中，斯密及其理论在中国人的眼里，起了几次大的变化。作为一种反思，这种变化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也或许能对今天经济学的研究，有一些启示。
理财新路，“而非讲计学之正法也”
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和英国，按照它们各自内在的逻辑，走着不同的道路。十九世纪中叶起，自喻为老大帝国的清王朝，在遭受了以英国为首的列强的沉重打击之后，中国人对人类的近代文明才有了感性认识。为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学习。大约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的百年之后，才有中国人读到了这本书。严复把这本书翻译出版，已是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之后的一九○二年了。严复当时除了以《原富》为名翻译了这本书外，还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一系列西方名著。其用意是明显的，要从西方思想武库中寻找武器，实现中国的变法维新。然而囿于中国当时的环境，受制于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斯密及其理论的价值，在中国人眼里是十分有限的。严译《原富》由吴汝纶作序。序中写道：“盖国无时而不需财，而危败之后为尤急。”“思变矣，而不得所以变之之方”，“今严子之书适成于是时，此亚丹氏言利之书也。”中国人欢迎斯密的理论，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理财的新思路。
然而，斯密的理论并非为理财的唯一方法。吴汝纶认为，中国早在大禹和周朝时期已善于理财，只不过到汉以后强调了重农抑商，才使理财之路狭隘了。他写道：“世之君子，傥有取西国计学家之言乎，则亚丹氏之所具在；傥有取于中国之旧闻乎，则下走所陈，尚几通人财幸焉。”斯密的理论只是解决中国理财问题可供选择的一种途径而已，取禹的做法，也能使中国的经济复兴。所以他说：“据九州水道推论之，使神禹生今时，其从事于今之路矿，可意决也。”
从吴汝纶的序来看，他并没有认识到斯密的学说与中国古代理财之术的根本区别，还不能理解斯密所表达的经济学所追求的核心。这种倾向，也在严复的《译事例言》中流露出来。他把economics这个词译为计学，即国计、家计之意。然而又认为《原富》并不是一本讲计学的好书。他对这本书批评道：“达用多于明体，一也；匡谬急于讲学，二也。其中所论，如部丙之篇二、篇三，部戊之篇五，皆旁罗之言，于计学所涉者寡，尤不得以科学家言例之。……故《原富》者，计学之书，而非讲计学之正法也。”
严复还认为，计学并非西方独有，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学》、《周官》、《管子》、《孟子》、《史记》的《平准书》、《货殖列传》、汉书的《食货志》、桓宽的《盐铁论》等，都是讲理财和计学的。
严复的这种认识，并不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而反映了中国当时的这样一种思潮，即大部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并未对中国传统的一套失去信心，从而也不能对西方的近代文明作出正确的评价。他们仅是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来理解自己的使命和提出变革方案的。这种状况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得到了概括的表达。这也决定了他们所能接受西方文明的限度。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下，斯密的理论只是作为可能对富国强兵有用的一种方法所接受的。正是在这样有限的理解程度内，斯密被介绍到了中国。
追源溯流：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陪衬
《原富》翻译出版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历史，向前迈了几个大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接着而来的五四运动，使德先生和赛先生在中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她又成为领导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成了中国革命的头等任务。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历史对中国人民提出了新的任务，这也决定了斯密和他的理论，在中国人的眼里有了新的地位。
在这段时期里，又考虑到重新翻译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是王亚南和郭大力。他们看到，严译《原富》一九○二年出版后，并未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反响。这不仅是由于译文过于艰深典雅，又多删节，主要是由于清末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条件，与斯密所论述的相距太远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亚南和郭大力重新翻译这本书，只是为翻译《资本论》作准备，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的。王亚南先生在校订版序中说：“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特别是在批判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也确实深切感到翻译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资本论》翻译出版以后，对于我们来说，翻译斯密的《国富论》的历史任务已算完成了。”
一九三七年，王、郭合译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改名为《国富论》。这个译本的出版，标志着中国人眼中对斯密和他的理论，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角度，即从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关系来看斯密。这种研究角度的形成是十分自然的。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源于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又在批判他们的理论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中国人民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实践已经证明，并且还在不断证明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于是，在马克思面前，中国人眼中的斯密失去了他独立的价值，他只不过成为马克思发现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思想来源之一，并且还时有迷惘和失误，他的著作，也只不过是理解《资本论》的辅导材料。
这个认识自然有它的合理之处，但并非十全十美。它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斯密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任务上，有什么不同。斯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生时期，以怎样增长国民财富为任务，而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而马克思是在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已有暴露，着重于研究这种生产关系怎样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和新社会产生条件的。斯密所提出的任务，对中国有没有独立的价值？这在中国当时并没有引起这方面的注意。在所有西方经济学的思考中，中国只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并且也只把注意力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这样，斯密只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陪衬而存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对斯密的这种认识，似乎情有可原。因为中国的历史正处在剧烈的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然而，这种认识并不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反，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展到了顶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中国没有人讨论什么是国民财富，怎样增长国民财富。人们对经济学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上。经济学就是研究生产关系已被公式化了。斯密在中国人眼里的价值也固定化了。学经济学的人要知道斯密，是为了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斯密的人写了关于斯密的书，也是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服务的。斯密对经济学研究所关心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共鸣，并不只因为他头上戴着资产阶级的帽子，而是在中国的社会里，对国民财富的追求成为主要任务的条件还没形成。斯密，只是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思想材料和批判材料的人，这是每一本关于斯密的书上都明白写着的。
旧学新知：对斯密价值的新认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二百周年时，中国的十年动乱已接近尾声。从那时到今天的十年，中国的历史向前迈出了不亚于前几十年的步伐。时代变了，任务变了，中国的社会环境、中国人的观念也变了。这一系列的变化，终于也导致了在中国人眼里斯密价值的变化。
在历尽了“穷过渡”的种种磨难，特别是看到了整个世界的飞速发展之后，实现现代化，成了全国上下人心所向。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富民政策为核心的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成了人们注意力的中心。在这些新的任务面前，人们需要新的思想材料。或许是王亚南、郭大力曾把斯密的书译为《国富论》之故，在新的任务面前，斯密的书又产生了一种吸引力。人们忽然发现，除了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有关的内容外，斯密在书中还讨论了许多至今看来仍是重要的问题。人们看到，斯密是这样给经济学研究提出任务的：
“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第四篇序论》)
正是斯密的这样一个思路，使人们感到与他有了共同语言。这种与研究生产关系不同的经济学研究目的，恰恰正是中国今天所面临任务。人们感到有从斯密本身来研究斯密的必要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二个世纪以前的产物。这本书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仍有新鲜感，与其说是书中某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主张富有启发性，倒还不如说它促使了人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研究经济，即怎样从增进财富的角度来选择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它的魅力还在于提出了衡量对一种经济秩序取舍的标准，即看它是否能增进财富。尽管历史过去了二百多年，但斯密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仍有着巨大的价值。正是在这样一点上，人们看到了当今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与斯密之间的联系，也进一步懂得了我们在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为什么还要向西方经济学学习，在哪些方面向西方经济学学习。可以这么说，近几年对斯密的重新认识，是和对中国传统的经济学，对中国的许多教训和曲折的反思联系在一起的。它使中国经济学界的眼界开阔了，思想活跃了。固然，对斯密的再认识并没有完，对中国人眼里的斯密所具有的价值，也还不是下定论的时候。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斯密以及他的理论构成了今天中国人重新认识和评价传统的经济理论，认识和评价西方的经济理论，形成适合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理论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我们正在问自己：
适合中国当今的国情，又符合世界潮流的国民财富的形式和性质是什么？判断这种国民财富的形式和性质是否合理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生产和分配方式才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我们改变着中国的面貌，使中国走向世界。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我们自然不会忘记斯密的贡献。这就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视斯密的原因。
周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