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CB86606201>
我最早知道朱光潜先生的名字，是一九七○年前后读先生所著《西方美学史》。那正是所谓“文化革命”当中，一切学术文化都在遭受极野蛮的摧残，此书谈“美”而且专论“西方”，自然在被焚被禁之列。在那艰难的岁月，一切正直的人无不对我们这“文明古国”丧失了文明而痛心疾首，然而也正是在那样艰难的岁月，读到朱先生说理透彻而又晶莹流畅的文字，看他评介从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到黑格尔和克罗齐的美学理论，感受尤为深刻。精神这东西大概是人身上最难杀死的。在一个人日子过得很舒服，生活条件十分优裕的时候，精神反而可能萎靡不振，但当身外之物被剥夺殆尽，甚至筋骨和皮肉也遭受痛苦的时候，赤裸的人只剩下精神真正属于他自己，反而会格外顽强，精神生活的充实完善也会成为一种执著的追求，成为唯一能赋予生命以意义的活动。在这种时候，文艺、历史和哲学尤其会显出它们的重要。亲身经历过那一段艰难岁月的人，大概不少人都有这种体会的吧。那时候不顾风险和困难、坚持读书而且爱好文学的青年，对朱光潜先生是十分敬重的。
数年之后，梦魇终于过去，七八年秋，我考上“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来到北京大学西语系，第一次见到朱光潜先生。在西语系，我从杨周翰先生研读英国文学，但我一直对文学理论和美学很感兴趣，又很敬慕朱先生的学问文章，所以时常去登门拜访。朱先生和师母也待我有如家人。朱先生年事已高，不愿有太多应酬，所以往往息事谢客，但每次我去燕南园先生寓所，却可以径直上楼到那间小小的书房里和他见面。在同辈的年轻人中，我大概算得对朱先生晚年的研究工作了解最多的一个吧。我只是一个后生晚辈，而朱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名教授，但在他跟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拘谨局促。荒芜写过一篇文章谈他对朱先生的印象，其中说到朱先生身体瘦小，穿着又很朴素，不认识的人会以为他是一个小学教员。朱先生虽不是小学教员，却也绝无大教授的架子，待人诚恳谦和，从不自诩为美学权威。在八○年出版的《谈美书简》里，有“汉文‘美’字就起于羊羹的味道”这句话，用以说明艺术和美并非起于抽象概念，而最先见于食色人性。《说文》释美为甘，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段玉裁注：“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引申之凡好皆谓之美。从羊从大，则肥美也。”朱先生对“美”字起源的解释，大概就是以此为依据。可是后来有人在一家刊物上撰文，批评朱先生的解释不对，而另据金文和甲骨文的字形，论证“美”字最早可能是一个舞蹈者的形象。在一次谈话中朱先生拿出这份刊物，要我读那篇批评他的文字，而且诚恳地笑了笑说，“这个人说的大概有道理。”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颇深，因为朱先生是中国最有声望的美学家，在“美”字的起源问题上却并不固执己见，不把自己专治的学问视为一己之私产，而能诚恳地虚己以听，随时准备从旁人的意见中吸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何况就“美”字的语源而言，这批评者的意见是否正确，也并不是没有再商榷的余地。
如果说虚怀若谷是朱先生为人治学中的一种美德，那么作为一位严谨的学者和理论家，他还有也许是更为可贵也更具特色的一面，那就是在重大学术问题上绝不盲从任何人、对自己认为错误的意见绝不退让妥协的精神。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美学讨论，始终是以批判朱先生的美学思想为核心，他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各派老的和新起的理论家都在批判朱光潜之中表明自己的观点，赢得自己的名声，而朱先生就象传说中的渔王，在那场激烈而严峻的批判中经历了死而复生的重大转变。他抛弃了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反动”，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探讨基本的美学问题。可是那并不能使他的论敌们满足。在那场批判之中，朱先生已经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是一个十分方便的靶子，人人皆可瞄准射击。如果这靶子中了几箭之后，竟要挪动位置，要求和射手们站到一起，那将造成怎样的混乱！和五十年代以来历次的思想改造运动一样，这场美学讨论也绝不是单纯的学术论争，而是政治斗争，人作为政治的动物是这种斗争最终的分野。如果马克思主义是批判朱光潜的人所掌握的，在逻辑上就不可能同时又是朱光潜所可依据的，于是有人说，“朱光潜不够资格学习马克思主义！”至少在某些人政治逻辑的推论之下，批判朱光潜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把他改造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可是，朱先生以十分虔诚的态度接受马克思主义，认真钻研马克思的著作，于是很快发现自己过去的美学观念固然是唯心主义的，但批判他的许多人也并不处处符合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在自我批判的同时，也对他认为错误的观点提出辩难，有来必往，有批必驳。争论的焦点是美的本质：美究竟是客观的、主观的，还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朱先生承认自己过去追随克罗齐艺术即抒情表现的理论，否认美有客观基础，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理论。与此同时，他又敏锐地见出否认美是客观条件与审美主体意识的辩证统一，是“见物不见人”的美学，在理论上十分片面，在实践中更是遗害无穷。他 在一篇文章中总结各派意见的时候说：
一、他们误解了而且不恰当地应用了列宁的反映论，把艺术看成自始至终只是感觉反映，把艺术的“美”看成只是单纯反映原已客观存在于物本身的“美”，因此就否定了主观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
二、抹煞了艺术作为意识形态的原则，因而不是否定了美的社会性(如蔡仪)，就是把社会性化为与自然叠合的“客观社会存在”(如李译厚)。
三、抹煞了艺术作为生产劳动的原则，因而看不出原料与产品的差别，否定了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劳动对于美的作用。
四、抹煞了客观与主观两对立面的统一，对主观存着迷信式的畏惧，把客观绝对化起来，作一些老鼠钻牛角式的烦琐的推论，这就注定了思想方法必然是形而上学的。
这就是目前美学所走进的死胡同。①
在我看来，朱先生在这里指出的几点，都恰好是我们在文艺创作、批评和理论研究实际情形中的严重弊病。长期以来，物和心、客观和主观不仅形成概念上的绝对对立，甚而带上革命与反动这种政治是非的色彩，人们对心和主观，的确存着“迷信式的畏惧”。朱先生一直坚持美是主客观的统一，他不把美看成客观自然物的属性，也不把它看成人的主观感受，因为这二者都只是美的条件而不是美本身，这样就避免了片面唯物和片面唯心，即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的“抽象唯物”和“抽象唯心”。他认为美是人对客观自然物加以改造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它确实要有自然物的客观存在为条件，同时也要有审美主体及其意识活动的存在为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而美作为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产物，就必然是二者的对立统一。朱先生尤其强调艺术美作为意识形态的性质，与人的主观创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作为自然形态的物只为艺术提供美的原料或条件，作为意识形态的物的形象即艺术形象才真正具有美学意义上的美。在美学史上，康德曾区分“自由美”和“依存美”，以不依存于人的概念和意识活动的美为美的极致，而且在《判断力批判》第四十二节里强调自然美高于艺术美。但是康德的美学思想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他所举“自由美”的例子除了自然界的花之外，还有图案优美的地毯和无标题的音乐，而他所谓“美的理想”(见第十七节)是只在人身上才能充分体现的，是“道德的表现”，所以并非脱离人的理性内容和目的。康德的美学思想毕竟不是单用形式主义一语便可概括无余。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改变了康德许多概念的内容，强调他的天才概念与艺术创造的联系，美学成为天才创造的艺术之哲学。席勒的审美教育把艺术——而不是趣味和判断——提到首位；面在黑格尔那里，美作为“理念的感性显现”首先是艺术的特性，甚至自然美也是精神的反映。自然美随人的性情喜好之不同而不同，说明在本质上它仍然离不开审美意识主观方面的作用。黑格尔美学完全以艺术为基点，因为正是在艺术中，理性和感性、内容和形式，主观和客观达到了对立面完美的统一。但是，朱先生在论述美的本质时，不仅把主客观统一的观点建立在总结西方美学丰富史料的基础上——这是他后来所著两卷本《西方美学史》贯穿始终的重要主题之一——而且尽量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说明它。在六○年前后，他已经把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关于“自然的人化”和“人按照美的规律去制造事物”等重要观点，应用到有关美的本质等基本问题的理论探讨之中.
以八十年代的眼光回顾五七年至六二年的美学讨论，我们不能不看到那场讨论和后来文艺界乃至整个学术领域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的关系，不能不把它和“四人帮”统治下走到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联系起来思考。我们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现实使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见物不见人”，否定人和人的价值，正是那个时代一个可悲的偏向。朱先生美学思想的一个主要贡献，也恰好是在几个关键的时刻，在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和这种偏向作不懈的斗争。朱先生回忆起当年那场争论的时候，觉得争辩各方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都很幼稚肤浅，而对他个人说来，最重要的是使他从此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把美学建立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之上。记得有一次和朱先生谈起这类问题，他承认“幼稚肤浅”也适用于评价当时的他自己。我们如果重读他那时的文章，不难发现有许多观点和语汇都带着那个时候的特别印记和局限。在那时候，讨论问题的方式和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往往是机械而粗糙的；对于很多重大理论问题，苏联学者们的意见几乎和马克思原著有同等的份量，许多人接受的是经过别人过滤了的马克思主义。除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入了解之外，参加美学论争的人有许多对哲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更缺乏必要的知识，甚至对文学艺术缺乏了解和切身体会。在知识的广博、理论修养的深厚和鉴赏能力的敏锐等方面，可以说朱先生是大大超出许多人的。尤其因为他懂英、法、德、俄数种外语，不仅能接触到丰富的美学资料，而且可以直接从原文去把握马克思原著的意义，所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于美学研究上，他往往有自己深入的见解，而且往往针对美学研究的实际，提出重大的理论问题。
一九七九年《西方美学史》出第二版时作者重写的序论，就是这样极重要的一篇论文。朱先生结合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大胆提出他在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当中产生的三点“迷惑”，讨论了三个关键的问题。第一点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纲，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的同时，绝没有把经济看成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经济唯物主义”是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它否认了政治、法律的上层建筑以及思想、理论等意识形态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第二点涉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朱先生引用原著，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以“上层建筑竖立在经济基础上而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与上层建筑平行”，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里却提出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甚至等于意识形态，在苏联、东欧和中国都很有影响，造成了理解的混乱。第三点涉及思想史的研究，指出社会分工日趋严密，人的认识也不能不受到局限，片面或错误的认识在所难免，但正确的认识正是在清理思想线索、批判幻想和谬误之中得到发展，因此思想史研究是应当充分肯定的重要工作。序论里提出这三点，看起来好象纠缠在概念和术语上，全是烦琐的考证，但在那经院哲学式的论证下面，却隐含着极有针对性的理论观点。把这三点联系起来，我们不难看出其核心是在充分承认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尽量肯定哲学、文艺等等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从而肯定思想史研究和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这三点涉及的美学和文艺问题就更多，例如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问题。恩格斯一八九○年九月致布洛赫的信批判了机械狭隘的经济决定论，而且指出经济运动作为必然因素，要通过无数的偶然事件起作用。他在《费尔巴哈论》里，也有类似的论述。可是在我们的文艺创作和批评里，偶然性很少受到重视，奇和巧往往被视为怪诞，遭人怀疑，甚至加以“反现实主义”的罪名，好象现实都是铁板一块，按照一加一等于二这样严密的数学公式一步步推演，毫无偶然机缘起作用似的。与此有关的一件事，使我尤其缅怀朱先生对我的关切和鼓励。我在七八年夏天读到有一篇文章批评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发展太依赖偶然事件的作用：好象服药沉睡的朱丽叶只要早几分钟醒来，就不会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只要苔丝德蒙娜没有弄丢那张手帕，就不会有奥瑟罗的悲剧等等。我觉得这实在是不懂而且贬低了莎士比亚，尤其是否定了偶然机缘在生活和文艺中的作用，于是写了一篇短文提出不同意见。在那之后不久我就到了北大，并且把这篇文章请朱先生看。他不仅把我这刚进校的学生的习作认真看过一遍，而且用数页稿笺写下具体意见，对我表示支持和赞赏，鼓励我把文章拿到刊物上去发表。我第一次投稿和发表论文，便是在朱先生鼓励之下，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以为必然性就是一切，看不到必然必须通过偶然事件才能实现，就和以为经济因素决定一切那样，都是缺少辩证法的机械观点。这个道理，朱先生在序论中讨论的第一点已经说得很明白。然而序论中最重要的是第二点，即上层建筑不能和意识形态划等号。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不久，这实际上是提出了文艺和学术研究相对独立于政治的问题。文艺为政治服务那句口号已经喊了许多年，图解政策的创作和评论已经生产了那么多，突然要推翻这条公式，难免会使某些人觉得不习惯、不舒服，甚至于惶惶不安。《西方美学史》第二版发行之后，很快引起了文艺、学术相对独立性的讨论，也引起不少人提出异议。朱先生这时已年过八旬，还有许多重要的研究计划有待完成，既然序论已经把观点阐明，他就没有再进一步争辩其中细节，逐一回答反对者的意见。朱先生自己后来在《谈美书简》的结束语里明确地说：“我当时提出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要把政治和学术区别开来的动机。我把这个动机点明，大家就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回顾近年来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敬佩朱先生当时的勇气和远见，不能不承认他从理论上首先提出问题的功绩。
经过五七年到六二年的美学讨论，尤其经过“文革”十年的动乱和劫难，朱先生在耄耋之年是以期待的眼光注视着学术的复兴，以解放的思想重理美学旧业的。惟其期待之殷，对于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态度就格外愤恨，惟其思想之解放，对于玩弄抽象概念、唯我独“左”的空头理论就格外不能容忍。“文革”之后重印和新出了好几种美学原理、文学概论之类的书，其中固然有些可以满足人们知识的饥渴，但也确实有一些毫无新意，继续把陈旧的概念和教条贩卖给读者。对于这样的书，朱先生是极度轻蔑的。在《谈美书简》里，朱先生自知“以一个年过八十的老汉还经常带一点火气，难免要冒犯一些人”，但是他说：“我实在忍不下去啦！”要想真正取得学术的进步，就必须扫除这种陈旧概念的蜘蛛网，重新审视过去，尽量吸取实在而不是空洞的理论和知识。这也是为什么朱先生十分重视理论著作的翻译，而且在这项工作中花费那么多时间精力的原因。他译介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莱辛《拉奥孔》、爱克曼《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美学》和克罗齐《美学原理》等重要著作，对我国美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一九八○年七月分别发表在《美学》和《社会科学战线》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节译和《费尔巴哈论纲》的改译，特别值得注意。在与这两篇译文同时发表的论文里，朱先生讨论了异化、劳动、实践观点等等重要问题，特别是它们对美学的意义。在《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指出私有制就是劳动的异化，而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彻底废除，是人的本质的恢复，人与自然的冲突的解决。所以“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善化的(完全发展的)自然主义，就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善化的人道主义，也就等于自然主义。”②自然与人的冲突的解决，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把自然改造成“人化的自然”，而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改造他们自己。这个实践的观点也是《费尔巴哈论纲》的重要观点之一。自然能够人化，是由于人可以“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世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使自然符合于人的目的。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人的主体的作用。甚至人的感官和感官所能感受到的外部世界的丰富性，也是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正如只有音乐才唤醒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③朱先生的译文和论文实际上强调了在马克思的理解之中，人对于客观世界是取主动的态度，人的感觉和认识不是被动反映自然和社会，而是同时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因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如果说视、听、味、触等基本的感觉是如此，美感这种更为复杂和高级的感觉，这种主要是对艺术品特质的敏锐鉴赏能力，当然更是如此。在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中，朱先生为自己的美学思想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由此我们便能理解，何以朱先生在最后几年中抛开别的一切工作，把全部精力贡献给翻译十八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的名著《新科学》。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新科学》其实并不怎么有名，只是到了二十世纪初，经过克罗齐和尼科里尼的研究介绍，才日益成为一部重要的历史哲学著作，在西方发生广泛的影响。克罗齐曾说“新科学实在就是美学”，给维柯以很高的评价。可是朱先生翻译《新科学》，并不仅仅由克罗齐注意到维柯，而且由马克思注意到维柯。他在六十年代编写《西方美学史》的时候，对维柯的介绍主要在神话即诗和形象思维这一方面，而八十年代全文翻译《新科学》，强调的却是维柯哲学思想的核心，也就是真理(verum)即创造的实践(fac－tum)这一重要原理，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类创造世界而且同时创造他们自己”的思想。朱先生自己曾明确指出维柯与马克思相近之处和他能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一些基本哲学观点上(例如人性论、人道主义以及认识凭创造的实践活动观点、人类历史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观点等)，维柯都是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我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以及形象思维等问题的争论中曾公开发表过我的意见，这些意见和一般报章杂志中流行的议论原是唱反调的，但是赞同我的看法的人已一天多似一天，因此深信真理越辩越明。近年来一直在流行的哲学和文艺方面的“反映论”，以为哲学思想和文艺创作都应“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不应夹杂个人主观情感和思想，稍涉主观便成了罪状。我一直坚持的“主客观统一”，大约在五十年代前后，也一直成为攻击的目标。看轻主观其实就是看轻人，所以人性论、人情味和人道主义才可以构成罪状。自从在维柯的《新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两方面下了一点功夫，我比从前更坚信大吹大擂的“反映论”对哲学和文艺都没有多大好处。④
朱先生在这里批判以为文艺象镜子那样“反映”现实的机械观点，正和自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以来他所写的许多文章一样，归根到底都是要说明，美既不是物或物的属性，也不是心或心的作用，而是物与心的结合，是客观和主观的统一，而在人的感觉和认识里，人这个主体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简言之，肯定人和人的创造性，肯定艺术价值的美学，这就是朱先生到晚年仍然为之奋争的理论。这毫无疑问是美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然而也是基本的问题，因为否定了人和人创造的艺术，哪里还有什么美和美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来，这其实是争取美和美学存在权利的问题。中国最杰出的美学家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来解决这样基本的问题，想来也不能不令人痛惜！以朱先生那样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如果他不必在这上面花那么多精力，在文艺理论和美学更广阔的领域中，在更多的具体问题上，他又会作出怎样巨大的贡献！在他早年写成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诗论》、《谈美》、《谈文学》等等论著中，对诗、戏剧、创作和欣赏等重要问题，已经作出那么深入的探讨，在具体美学问题上已经取得那样的成就，而在他后来的著述中，对这些问题却没有再进一步讨论，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损失和遗憾。就朱先生一生事业和对美学的贡献说来，这些早期著作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一笔抹杀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在八一年决定为朱先生编印文集，使先生有影响的旧著得以重新面对读者，真是功德无量的好事。这套文集准备包括朱先生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这是一部英文著作，一九三三年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于此书用英文写成，所以在国外曾发生一些影响，我所见到的有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拉菲尔教授(D.D.Raphael)一九六○年出版的《悲剧论》(The Paradoxof Tragedy)，拉菲尔在这本书里论述悲剧快感、悲剧与宗教的关系等问题，把朱先生的论文作为涉及同类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来讨论，他虽然并不完全赞同朱先生的意见，却承认朱先生把悲剧和崇高感联系起来详加讨论的功绩。朱先生委托我代他翻译《悲剧心理学》，我觉得这本书是先生早年在国外留学的成果，包含着他后来许多著作的思想萌芽，应当让国内读者知道，于是欣然从命，在八一年暑假译完了全书。后来三联书店重印《诗论》，先生又托我负责文字的校订，对我十分信任。朱先生的早期著作讨论了很多具体问题，对我们至今仍有许多启发，而且文字流畅隽永，以亲切的态度对读者侃侃而谈，正如朱自清为《文艺心理学》所作序文所说，“头头是道，<SPS=1741><SPS=1741>有味”，其中尤以《谈美》和《诗论》最为脍炙人口。就拿《谈美》和《谈美书简》的文字来比较，记得朱师母曾私下对我说，《谈美书简》大不如年轻时写的《谈美》那样明快清新，我心里也有同样的感觉。究其原因，恐怕并不是作者年龄上的差异，而是因为《谈美》比后来的《谈美书简》涉及更多具体的文艺鉴赏问题，有更多取自日常经验和具体文学作品的例子，使人觉得入情合理的吧。至于《诗论》，朱先生自己曾说那是他心中的主题，在那上面他用力颇多。这本应用近代批评观念和方法于中国诗的鉴赏的小书，至今仍保留着它的特色和价值。我相信，朱先生这些早期著作是读者所喜爱的，对爱好文学的青年尤其会有很大的吸引力。
朱先生常常告诫愿意学习美学的青年，一定要有文艺创作或欣赏的经验和广博的知识，不要做空头理论家，更不要盲从空头理论家。他自己的文章总以文字优美、说理透辟见长，就和他的鉴赏趣味和修养分不开。记得有一次朱先生和我谈起他的求学时代，说香港有一宋王台，是纪念陆秀夫负小皇帝投水的地方，他在港大做学生的时候曾到那里凭吊过，而且写过好几首诗。这些诗他都忘却了，只有一首还记得，于是用笔写给我。诗曰：
苍鹰凌清风，
海螺呷潮水，
吁嗟正气微，
留此清静理。
这四句诗在平淡自然中蕴含一种豁达的态度，其意境和情调似乎和朱先生后来写的许许多多文章有一种默然契合的联系。豁达开朗这四个字，确实可以用来描绘朱先生的性格。他在任何时候都对人生抱着乐观态度，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精神和肉体都遭受极大折磨的时候，正是这种乐观态度使他历经磨难而活了下来。虽在八十多岁的高龄，他仍然健康地活着，每天还坚持工作数小时，除《谈美书简》之外，八十岁以后写的文章还汇成一集，八○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印行。朱先生取法国画家米勒名作《拾穗者》之意，把这本书题为《美学拾穗集》，这里面的许多文章，象马克思《手稿》的译注，使人不能不佩服作者思路的清晰和论证的严密。有一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那是我在中文系的好友钟元凯君想向朱先生请教有关形象思维的几个问题，我们一起去找先生谈。谈话涉及的内容很多，使我最感惊讶的是朱先生由一个问题发挥出去，谈到许多别的问题，引我们涉及许多别的内容，在已经愈走愈远的时候，又会突然把话题拉回到出发的那一点，说明开头讨论的问题。谈话中思想那么敏锐，思路那么清晰，随时意识到议论的中心问题之所在，这恐怕是许多年轻人也难以做到的。朱先生说起话来声音不大，带着他安徽桐城的乡音，可是炯炯的目光却使人感觉到他不寻常的精力和智慧。在先生的晚年，看到“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他对于奖掖后进可谓不遗余力。除了带两位研究生之外，他还时常注意和鼓励年轻人在学习美学上的每一点进步。朱先生好几次提起萧兵，要我注意他写的文章，还亲自带社科院哲学所的郑涌到我住的宿舍，介绍我们认识。他唯一的希望是中国的美学研究能够后继有人，冲开各种各样的羁绊向前迈进。
八三年十月，我离开北大来美国哈佛学习，临行前几天，三联书店的范用“老板”和沈昌文、董秀玉两位编辑约朱先生和我到城里吃饭。那一天朱先生兴致很高，大家谈得十分愉快，我们给朱先生祝酒时还说，到八七年先生九十大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再在一起聚会庆祝。没有想到这个意愿竟不能实现，而那次聚会也竟是与朱先生最后的一次长谈了！现在朱先生已永远离开了我们，而远在异域的我竟不能最后再见先生一面，想来怎能不黯然神伤！可是朱先生一生的事业和成就将使他的声名长存，永远为未来的莘莘学子所追念，这又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告慰的吧。如果我们幻想人的灵魂可以存在，那么先生现在终于可以到另一个世界里，去和他所敬仰过的众多先哲们对话了，在那里，摆脱一切眼前实际利害的考虑和外在的权威，哲人们的灵魂是真诚而自由的，他们将乐于倾听别人的意见，他们会互相砥砺，他们将在平等的讨论中探求美而完善的精神，探求精神的完善和美。
(本文朱光潜像，丁聪作)
①《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第66页。
②译文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第500页。
③译文引自《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第507页。
④《维柯的<新科学>的评价》，《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第584－585页。
张隆溪/丁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