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忏悔者？谁听说过？世上有当法官的，固守着自己的清白，来审判别人的罪孽。世上有做忏悔的，向别人披露自己的过失，以求得容忍和宽恕。既审判，又忏悔，一身而二任者，未之见也。
为法官者，总是居高临下，铁青着脸，“没有谅解”，“否认良好的动机”，否认“可以酌情减刑的情节”，“不祝福，不给予宽恕”，“同意任何一种拒绝承认人是无辜的理论，同意任何一种把人视同罪人的实践”。而做忏悔者，总是矮人一截，低声下气，他所要求的恰恰是法官所拒绝给予的。两者形同水火，势若冰炭，短短的一横如何能把它们联在一起？然而，在加缪的笔下，这种荒诞得近乎可怕的组合居然在战后的欧洲实现了，那短短的一横完成了神奇的转化作用，造就了一位“当代英雄”：若望－巴蒂斯特·克拉芒斯，《堕落》的主人公。
发表于一九五六年的《堕落》，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对话体中篇小说。不过，在这场不算短的对话中，我们只听见克拉芒斯一个人在夸夸其谈，对话者却被隐去了，不着一字。但是，这对话者绝不是一个消极的、沉默的空白，克拉芒斯不能不回答他的疑问和反诘，时而显出某种窘迫，时而还有些穷于应对，其声口之毕肖，使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有个对话者在。记住这一点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对话者也许正是作者本人，也许竟是读者自己。由此而生出无穷的趣味，吸引着我们深入克拉芒斯迷宫一般的内心世界；也由此生出隐约的恐惧，因为我们越是深入，会越觉得把握不住他，生怕中了他的圈套。而克拉芒斯恰恰是不惜花费六天的工夫，摇唇鼓舌，试图把他的对话者诱入陷阱。他在声名狼藉的“墨西哥城”酒吧间里，在阿姆斯特丹油腻的街道上，在大雾弥漫的运河畔，在地狱般了无生气的玛尔肯岛上，在洗衣盆一样冒着气的须德海上，在坚硬的荷兰床上，以最厚颜无耻的口吻讲述着自己的卑劣行径和阴暗念头。他第一天就亮出了“法官一忏悔者”的牌子，但是直到第六天方才和盘托出，泄露出这古怪的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中间的一切曲折、躲闪、回避、掩饰、影射、试探、甚至恐吓，都只是为了隐藏起他的秘密而让对话者认同他的卑劣。他大概是第一次碰上了一位如此“挑剔的主顾”，他不能不“深入地”向他“解释方法”。这方法并不深奥，原来就是“尽可能经常地进行公开忏悔”，以便诱使别人与他“竞相忏悔”；就是“当忏悔者，以便能够最后成为法官”；也就是“我越是认罪，我越是有权审判你们”。于是我们明白了，对于“法官—忏悔者”来说，忏悔是假，审判才是真；当忏悔者是手段，当法官才是目的。不过，我们只能说忏悔的行为是假，却不能说忏悔的内容是假，否则，人人都做假忏悔，人人都当真法官，审判对象安在？克拉芒斯“确信自己比所有的人都聪明”，才想出了这样巧妙的方法，以真忏悔引起真忏悔，然后反客为主，“高踞于人类这蚁群之上”。这是“倒过来推理以求胜利”，其用心可谓良苦。然而克拉芒斯果真胜利了吗？似乎不那么有把握。他最终发现对话者也是个律师，与他同操“这一美妙的职业”，焉知此人不会青出于蓝，来个“即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果如是，克拉芒斯的“法官—忏悔者”的地位就岌岌乎危哉了。他将不得不让位给新来者，而新来者之后又有新来者，如此往复至于无穷，世界可就要陷入一片“大混乱”了。这就是克拉芒斯的没有把握的胜利向我们透露的前景。世界之小，一个“法官—忏悔者”就够可怕的了，难道还容得下一个又一个新的“法官—忏悔者”吗？在加缪看来，前景的确是不容乐观的。幸好眼下我们还只认得克拉芒斯，我们就来谈谈他吧。
克拉芒斯说：“法官泛滥成灾，……”尽管如此，要当法官，还得先当忏悔者。那么，克拉芒斯究竟要忏悔什么？我们检点他的行为，似乎也找不出什么很大的劣迹。他曾经是巴黎的一位“颇有名气”的律师，“专门承揽所谓高尚的诉讼，为寡妇孤儿辩护”。他的礼貌是“出了名的”，帮助别人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欢乐”。他“也被认为是慷慨大方的”，乐善好施给予他的喜悦“经久不衰”。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舞客，又是一个审慎小心的学者”……总之，他“正当盛年，体魄强健，天赋极厚，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一样敏捷，不穷不富，睡得香甜，对自己由衷地满意，而表现出来的却是极其随和”。可以说，他的生活是“成功的”。金钱，地位，女人这些资产阶级价值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东西，他自然是有的；而“良心安宁”这种现代人最为珍视也最感缺乏的东西，他竟也有，难怪他“觉得自己有些超人的味道了”。经历过两次浩劫的欧洲，早已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失去了盲目的乐观，其中，把人类的残暴推向极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深深地撼动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久已不平静的心灵，使他们陷入痛苦的反思，深感不能在一个业已被宣判死刑的世界中保持清白。所谓“良心的安宁”，成了他们苦苦追索的、永远在地平线上闪动的目标。为恶者自然已经和它绝了缘分，行善者亦不能确信受到了它的垂青，“既无力作恶又无力为善”的人们则径直把它视为虚妄、列为嘲讽的对象。因此，所谓“良心的安宁”就成了许多自以为拥有它的人拼命维护或加以炫耀的一种精神财富。然而，这种东西并不是那么牢固的。果然，克拉芒斯的良心安宁就是一件易碎品，经不起任何轻微的晃动。某夜在桥上，他“正要点燃一支满足的香烟”，背后突然响起“一阵笑声”，竟使他“昏头昏脑，呼吸紊乱”，他的良心安宁顷刻间土崩瓦解了。这神秘的笑声无影无踪，并不是哪一个人发出的，但似乎惟其如此，它才更让人出一身冷汗，更具有一种震撼灵魂的神力。这种使人警醒的笑声，大概只能发自内心深处那个最鲜为人知的角落。因此，尽管那是一种“善意的、自然的、几乎是友好的笑声”，仍然在克拉芒斯的内心中激起了无边的涟漪。首先是他的微笑“似乎具有两重性了”，接着，他的身上“出现了某种沉默”，然后，他莫名其妙地“感到虚弱，难以恢复好兴致”。更为严重的是，那笑声使他“重获记忆”，并且“发现了回忆”。我们这才知道，他为什么每说到“晚上”、“桥上”、“滨河路”之类的字眼，就立刻打住，“王顾左右而言他”地支吾过去，就象阿Q一直要忌讳到“灯”、“亮”一类的词一样。原来他在某天夜里走过塞纳河上的王家大桥时，听任一年轻女子投水而竟不救。从此，一条蛀虫就深深地蛰伏在他的心中了，虽经百般的努力而终不能忘却。记忆真是个可怕的地方，有多少人们羞于启齿的隐私被悄悄地打发到那里去，象弃物一样地堆着，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旦那地方被搅动了，天知道会有什么不洁的精灵乘风而起，飞出来攫住人的灵魂。克拉芒斯就是这样地被震动了，他清醒了，承认自己有“两副面孔，是个可爱的贾努斯”，以往的一切不再是单一的了。在这种两重性中，那一枚光彩夺目的徽章呈现出极不光彩的另一面。他自许为寡妇和孤儿的利益的捍卫者，实际上是为了博取他们的感恩以满足自己的虚荣；他热中于帮助盲人和弱者，实际上是哗众取宠以抬高自己；他表面上谦虚随和，实际上“精于轻蔑”而视他人如草芥。他“离不了统治别人和被别人服侍”，他从来只记着他自己，他时时“做着压迫人的美梦”，对于女人，他“更经常地是利用她们而不是为她们效劳”，他“一生中只有一种伟大的爱情”，其对象就是他自己。一言以蔽之，“虚心佐我闪光，谦卑助我制胜，德行辅我压迫”，一副两面派的嘴脸暴露无遗。于是，笑声起时，“音乐中止，灯光熄灭”，克拉芒斯从“顶峰”上跌落下来。他终于离开了巴黎，流落到阿姆斯特丹，那里的“同心的运河好象地狱之圈”。他就在这里做起了法官—忏悔者的营生。克拉芒斯的堕落当然不自那阵笑声始，但那笑声打破了他的迷梦，使他一下子明白了，他一直在堕落，而他为了消弭那笑声所做的种种努力，无非是使他进一步堕落下去而已。加缪在《西绪福斯的神话》中说：“蛀虫存在于人的心中。”在克拉芒斯，是一阵笑声唤醒了那条蛀虫，在别人，也许是一声哭泣，一记枪响，一个眼神，一种突如其来的疑问，或别的随便什么东西。总是有那么一个时候，在那么一个地方，由于那么一种原因，人突然从混沌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堕落。有人说这是加缪的悲观，有人说这是加缪的深刻，无论如何，就克拉芒斯来说，这总是加缪所揭露的具体时空中的可怕的真实。这使我感到，与其说克拉芒斯在忏悔，勿宁说他在暴露，他实际上指出了所谓良心安宁是一种虚妄，他实际上撕破了掩盖某种犯罪感的种种假象。他让人想起了巴尔扎克的伏脱冷。
克拉芒斯是战后巴黎知识界的一种典型，其典型性不在于他意识到一种普遍的堕落和犯罪感，而在于他痛切地感到末日审判的来临，力图摆脱恶在人的良心上所形成的那种不堪忍受的重负。在一个信奉《圣经》的世界中，最令人忧虑和恐惧的也许莫过于《启示录》中所说的“末日的审判”了。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生死册前，按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或升入天堂，或沉入火湖。对于这个疯狂、动乱、腐化、人人“争先恐后地清扫别人”的世界来说，末日似乎正在迫近，按照克拉芒斯的说法，人们竟不必等待末日审判了，“它每天都在进行”。生活在这个“为了灭绝而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就是生活在恶之中；接受了这个恶为主宰的世界，就是接受了恶；因此，“无辜已经死去”，人人都是有罪的。这种恶的普遍存在，这种集体的犯罪意识，使得克拉芒斯的忏悔(或称暴露)成为可能。然而，克拉芒斯的清醒带来的并不是真正的悔恨，而是更迅速的堕落，所以他不可能止于忏悔。加缪在一九五三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人最难忍受的是被审判。”克拉芒斯深明此理，并且进一步注意到，“人们为了自己不被审判，就匆匆忙忙地审判别人”，于是他说：“问题在于逃避审判。”‘“问题在于中止审判。”但是，如何才能逃避审判？如何才能中止审判？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当法官—忏悔者。克拉芒斯之可鄙，虚伪尚在其次，有意识地利用自我指控才是攀上了卑鄙的顶峰。我们看到他“上下左右，全面地认罪”，其目的在于绘制“一幅既是所有的人，又不是任何个人的肖像”， 然后把这一幅肖像变成一面镜子，让所有的人都在这面镜子面前露出真面目，这真面目自然与克拉芒斯一般无二。克拉芒斯的狡黠在于，他的忏悔真真假假，朦胧晦涩，不难集恶之大成于一身，正如他的自供所言：“我把涉及我的事与涉及别人的事混在一起。我博采共同的特点，一同经受过的痛苦，共有的弱点，时兴的气派，时下的名人，如同它在我身上和在别人身上存在的那样。”所以，克拉芒斯的肖像既是他自已，又是他的同代人，而他在这种巧妙的过渡中，发现了一座他“独自攀登”的“高峰”，感到了“自己是上帝”。听听他说什么吧：“我既是结局，又是开端，我宣布法律。”这不活脱是《启示录》的口吻吗？“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克拉芒斯终于摇身一变，成了最后的审判者。然而，他的胜利究竟是没有把握的，他要审判别人的，正是他自己曾经犯过的，他只能“将审判扩及所有的人，以减轻它在我肩上的重量”。请注意，这里说的是“减轻”，而不是“摆脱”。可见，无论克拉芒斯以怎样严厉的法官的面孔出现，他实际上是终身背负着恶的重压的，何况在他之后还可能有更严厉的法官出现呢。因此，他所说的“逃避审判”或“中止审判”，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托辞，他真正要求的是“能够为所欲为”，而“为所欲为”只不过是“堕落”的代名词罢了，说到底，他所要求的是生活在恶之中而不受良心的谴责。那么，堕落的只是克拉芒斯吗？当然不是。且看他对他的同胞所下的断语：“对于现代人，一句话足矣：通奸和读报。”读报者谁？自然是知识分子。我们有理由认为，加缪的这部《堕落》，主要说的是欧洲文明及其知识分子的堕落，尤其是某些加缪颇有微词的左翼知识分子。
关于《堕落》，萨特曾经说过，这也许是加缪“最美的、也最不被人理解的一本书”。我常常觉得纳闷，不知道萨特为什么说这本书“最不被人理解”。自《堕落》问世以来，评论界中有人认为这是加缪的自述，有人认为是加缪的忏悔，有人认为是加缪对存在主义者的清算。自述，忏悔，清算，三者之间当然有一种微妙的差别，但其内涵则可能是同一种东西，因此，评论界一致的意见是：《堕落》一书的写作和加缪与萨特一九五一年围绕着《反抗者》所进行的论战有关系。当年攻击加缪最力的弗朗索瓦·让松评论《堕落》时写道：“对加缪来说，这是一种说‘我们彼此彼此’的方式，是一种株连他人的悔过，是一种通过仟悔把他人也拖入犯罪感以求自己解脱的企图。”让松本人当时是紧紧追随萨特的存在主义者，我们不难明白他说的“他人”指的是哪些人，也不难明白他为什么说《堕落》是加缪的悔过。我想，只有存在主义者才能说出这种话来，因为他们是敏感的，他们感到了加缪的矛头所向。那么，萨特为什么竟作出浑然不觉的样子？是他有意避开自己？还是他别有深意？他在悼念加缪逝世的文章中指出他是法国源远流长的警世作家系的杰出代表，接着写道：“他的顽固的、狭隘又纯粹的、严峻又肉感的人道主义向当代那些巨大而丑恶的事件展开了一场含含糊糊的斗争，但从另一方面说，他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又通过顽强的拒绝针对马基雅维里主义和现实的金钱崇拜重新肯定了道德事实的存在。”也许，我们从这番话中可以对《堕落》获得一种接近正确的理解。准此，我们一方面可以把“爱好精致的袜子并不意味着有一双肮脏的脚”、“在他们身上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审判别人的倾向”、“……那些专门的咖啡馆，那儿聚集着我们的职业人文主义者”等语句看作是对存在主义者的反驳、揭露和影射，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加缪的矛头所向扩大到整个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把对个人的谴责转向对时代的谴责，从而获得一种广泛的社会批判。假使萨特的意思是不应将这本书归结为个人恩怨的纠缠，那么我认为他的见解是深刻的。这并不是我的凭空的引申，只要我们看看书中大量存在的关于当代政治变动的影射，就可以明白，《堕落》实际上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的作家对当代重大问题的严肃的思考。法西斯的屠杀，抵抗运动，集中营，原子弹威胁，难受牢房和唾沫牢房，等等，这些骇人听闻的东西不是都出在我们这个世纪吗？克拉芒斯对自己有个极好的描绘：“这正是我，栖身荒漠，那里乱石嶙峋，大雾弥漫，臭水纵横，这正是我，平庸时代的空虚的预言家，没有使命的以利亚，遍体发烧，满肚烧酒，背靠着发霉的门，手指向低矮的天，满嘴是无法无天、不能忍受任何审判的人的诅咒。”这是怎样一种阴暗死寂的“否定之景”啊！这是怎样一个走投无路的沉沦之人啊！加缪的不可救药的忧虑正是从这种可怕图景中产生的。
然而，克拉芒斯的形象是复杂的，加缪对他的态度也是复杂的。他身上既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又带上了以萨特为首的存在主义者的特征，同时又打上了另外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印记，最后又什么具体的人也不是，成了一种滋生在战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综合体。加缪对于他，是厌恶的，批判的，嘲讽的，同时又企图通过对他的揭露和鞭挞使自己获得某种净化，使自己从他的堕落中解脱出来。因此，我们看到，克拉芒斯的忏悔是一种很奇特的忏悔。它既不是那种声泪俱下的悔恨，也不是那种捶胸顿足的自责；既不是那种低声下气的讨饶，更不是那种慑于上帝的震怒的招供。它是一种表白，语虽坦率却并无惭愧之意；它是一种炫耀，大有“众人皆睡而我独醒”之概；它甚至是一种控诉，矛头直指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我们又看到，克拉芒斯并非没有自己的向往。他向往希腊：“那儿的空气是贞洁的，大海和娱乐是明朗的。”他憧憬“扶桑国的大海上的岛屿：“在那些岛屿上，人们死的时候疯狂而幸福。”他梦寐以求的是：“全心全意的完全的爱情，日日夜夜，在不间断的拥抱之中的、享乐的、令人热狂的爱情，就这样连续五年，然后死去。”有的评论指出，这是一个人孩童时代的写照，表明克拉芒斯不能忘怀童年的纯洁和无辜。在悲观中牢牢地抓住哪怕是极微弱的希望，这是加缪加给人生的一点亮色。
但是，克拉芒斯毕竟是长大了，成年以后的克拉芒斯“失去了光明，失去了早晨，失去了那个自我原谅的人的纯真”。他尽管也会生出某种悔恨之心，希望那年轻女人再往水里跳一次，给他一个救人和自救的机会，但是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和懦弱，使他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的行动，即使时间倒转，给他一个补救的机会，他也仍然要退缩。“哎哟……水这么凉！”这句话，这种反应，多么生动、多么深刻地勾勒出他那不可救药的软弱的灵魂啊！“现在太晚了，将永远是太晚了”，这位“当代英雄”只能带着这无可奈何的慨叹沉入无底深渊，永远地失去了上升的希望。战后的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地具有一种颓废意识。所谓颓废意识，就是一种世纪末意识，即意识到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但是，结束同时也是开始，开始了两种前景，一种是继续沉沦下去至于虚无，堕入永世的黑暗，一种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旧去新来，进入另一个时代。克拉芒斯属于前者，加缪则属于后者。
一九八六年四月北京
(《堕落》，载《加缪中短篇小说集》，郭宏安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一版，1.75元)
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