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往往把史学的殿堂变为森严的法庭，自己充当褒贬臧否的法官。他们把“一分为二”变成到处套用的标签，满足于对历史人物作出三七开或四六开的宣判。这样的评价，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但也是肤浅的。因为单靠好与坏的简单评判无助于理解和认识充满复杂矛盾的历史过程。相形之下，《万历十五年》不仅说明其然，更注重探索其所以然的分析，就显得极为难能可贵了。如对万历皇帝，作者没有逐条列举其罪状，而是知人论世，也知世论人，做出入情入理的分析，使人对朱翊钧这个人，对皇帝这个职位，对伦理、传统、社会角色与个性的冲突，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又如对于海瑞这个清官形象，人们早已家喻户晓，但作者却向我们展现了另一个海瑞：刚正不阿、敢说敢干、古怪、执拗，有时甚至不近情理。他生在乱世，以济世救危为己任，但手执的武器，却是已经过时而仍被他奉为金科玉律的洪武原则。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他的缺陷不仅仅是个人的缺陷，而是时代的悲哀。
整个《万历十五年》，都笼罩着穷途末路的悲剧气氛。不断强化的专制制度和不断巩固的以道德和礼仪代替法治的观念最终结出了恶果。许多人还想着扭转危局，富于才干的张居正大刀阔斧，改革弊政，但取得的成效与付出的努力是很不成比例的，而且身死受辱，祸及子孙。申时行则走着另一条道路。他练达政事，从政以调和为主，力求维持好皇帝与官员、官员与官员的关系，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亦无成效，不得不在攻击中退归田园。与此相应，思想界也极度苦闷。李贽卷帙浩繁的著作就是沉闷重压下的呐喊，既高亢，又悲哀。他虽然激进，但并未开拓出一条新路。在传统的政治已经僵化，新型的政治无法产生的社会条件下，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补白
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