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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与政治传统间存在着这种深刻的联系，因而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中，有关政治与文化、政治学与文化学、政治传统与知识分子传统等问题，引起了读书界的广泛兴趣。
美籍华裔学者邹谠先生，一九四八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一九五一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和远东语言与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他的专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九四○——一九五○)》，曾获得一九六五年度美国Gorden J.Eaing奖，并因此使他成为美国政治学界的知名学者。邹谠先生自一九七五年以来，多次来华访问和讲学。最近他在接受采访时，从政治学的角度讨论了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的诸问题。为供关心这些问题的读者参考，我们拟分两期刊登这一访问记。
□邹谠先生，我想请您谈谈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以及文化和政治有着怎样 的关系？
■我所谓的“文化”，和西方人类学家所用的“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概念。它不仅包括最高深的思想、意识形态，而且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包括存在于社会最底层的习俗、迷信、仪式……特别是在研究中国的问题时，尤其应该注意这一点。从前中国研究文化的人，往往只看最高层的思想、意识形态，因此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种不十分全面的了解。在任何社会，高层次的思想意识、文化形态，往往都代表着这一社会最好的、最高深的一面，若是仅仅注意这些，而忽视了现实生活中很多丑恶的、和现代文化理想相冲突的方面，这样的文化研究，就是以偏概全。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高层文化，还要研究现实的生活方式，特别是要研究高层文化和现实生活方式的关系。至于政治，毫无疑问是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发展，和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更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若站在研究者的角度看，政治学的研究和文化学的研究是否还是应该有条明确的界限？
■政治学和文化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为政治是文化的一部分。最近三十年，西欧政治学中有一个概念，叫“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所谓“政治文化”，首先就表明政治和文化不可分割。Political Culture是政治中的文化，而这里的Culture，已不是过去人们所讲的高层文化，它更接近于我们所讲的日常生活方式。比如，作为一种高层的思想意识形态，美国的民主政治思想要求人民积极参加选举；可是，在美国实际的政治文化(即人在政治领域的行为)中，差不多有一半人不去参加选举。Political Calture不是PoliticalIdeology，它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不是一码事。
具体到中国问题而言，二十世纪(也包括鸦片战争以来的时期)是中国发生整体变化的世纪，无论是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还是文化的变化，都是相互关联的。你不了解政治的变化，就不会了解文化的变化；反之亦然。所以我认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人，一定要读其他学科的东西。比如，当今美国最有权威的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他根据研究印尼、北非等许多民族社会文化的经验，得出了一些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关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在思想上的表现；而西方一般社会科学家，则根本否认意识形态有正面的作用。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科学不同，它妨碍了个人、政治家、政党、政治运动对现实政治的了解和选择，并会把它们引向歧路。吉尔兹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文化的体系，在某一个社会、某一个时代，意识形态可以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甚至可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地说，当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不能够指导那个社会的人民如何组织其社会、政治生活，不能够成为他们行动的依据，换句话说，当这个社会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彻底崩溃的时候，这个社会中的成员就要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来作为他们简单的、不很正确的蓝本，指导他们去了解不能用老观点去了解的新情况，并作为他们行动的依据；不仅如此，这种意识形态还可以变成人们相互之间结成团体、形成某种运动的基础。意识形态也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上述观点，完全属于西方文化学的理论；但是，这个学说和理论，正好能够解释五四时代中国广泛吸收各种外来意识形态的历史现象。
□这也就是说，五四以来，中国正处在一个传统文化全面崩溃的时代，一个对新的意识形态产生强烈需求的时代。关于东西文化的讨论，恐怕也正是反映了这种需求。显然，这里有个如何反省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有个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但是，若站在我们今天的立场上，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课题，即如何对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文化的反省本身进行反省。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诱惑面前，能否作出一个更为明智、更为积极的选择。不知您对这一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反省本身再进行反省，这是人类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学习和接受教训的问题，即西方的社会科学中所谓“学习理论”(thory of learn－ing)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中国的二十世纪(实际上从鸦片战争时期就已开始)，经历了不少次这样的反省，使得中国的变革特别独特、复杂。可以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所有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都被拿来试验过，而几乎没有一个制度和思想能够在中国社会得到满意的结果。唯有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又暴露出了相当深刻而复杂的问题。当今的改革，实际上是在反省“文化大革命”，甚至反省五四以后中国革命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我们也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
那么，如何反省传统文化？如何反省五四以来我们对转统文化的反省？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采取比较复杂的思路，力求避免简单化。
我在我的研究工作中，避免用“体”“用”二字，而提出了五对范畴。这五对范畴从外延上看，是从比较广义到比较狭义；从内涵上看，是从比较抽象到比较具体：
一，整体与部分；二，内容与形式；三，价值观念与现实生活方式；四，目标与方法；五，显而易见的政策、方针、指导思想与潜在的支持或反对力量，有利及无利的条件。在这五对范畴中，“整体”包含了“内容与形式”，“内容”包含了“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影响到了“目标与方法”，而“目标与方法”都表现于政策、方针、指导思想。这样，基本上可以从抽象到具体地概括整个文化形态。
大体上看，中国现代文化在整体、内容、价值观念、目标以及显而易见的方针、政策、指导思想等方面基本上是外来的，而部分内容与形式、具体的生活方式、方法(尤其是权术、人际关系)以及潜在的有利和无利条件则大都是从传统中来的。我想，运用这样的分析方法，大概可以帮助我们在反省传统文化以及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变化时确立一个比较明确的观念，并且能够立刻运用这些观念讨论很现实的问题，而不必转入“体”“用”的圈子之中。同时，这也能够帮助我们反省五四以来有关文化讨论的是非。比如说，我们在整体上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制度，而有些人要求彻底抛弃传统，甚至连部分也不保留，全盘西化，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没有哪一个民族、社会、国家能够完全抛弃传统文化。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哪一部分传统文化可以接受？这一部分在与外来文化的整合中应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我想，儒家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是不能抛弃的，但是也必须指出，儒家思想在目前的社会中，根本不能作为任何文化体系的中心思想，因为在儒家的体系中，没有可以发展科学的基础，其人治的观念也不能作为发展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基础。而科学和民主的口号到现在仍然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要恢复儒家思想并使之成为中国文化整体的一个依据，是不可能的。
□目前，许多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特别是海外的“新儒家”，从哲学、比较文化学的角度，提出对儒家进行重新估价的问题。您站在政治学的立场上，对此能够提出什么看法？
■第一，他们一提到儒家思想，我们这些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就立刻会想到：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当时的现实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儒家思想是不是真正体现在现实的生活和政治制度当中？在现实政治制度当中，是不是有很多思想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哪些是儒家的？哪些是法家的？第二，传统中国实际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是否基本上都是法家的；而儒家不过是一套掩饰其专制和权术的外衣？第三，假定我们承认第二点，那么儒家学说的功能是否只限于给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一个伦理上的根据，使人们能够接受。换句话说，是让人们感到传统政治制度是合法、合理、合乎民情的(legitimacy)？第四，假定我们对第二、第三个问题作否定的回答，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儒家思想是不是官僚和士大夫阶级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起了一种相当重要的作用，即对专制君主进行了相当程度的伦理、道义的限制？第五，儒家的思想，是不是一种阶级调和的思想；而所谓清官的问题，是不是代表着儒家士大夫阶级、官僚、政治家这样的意愿：虽然地主、士大夫、官僚们的利益需要维护，但对农民不能压迫得过于厉害？以上五点，我作为问题提出来，当然，我也有我自己的答案。
□那么，您是否认为，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步履艰难，传统文化应对此负主要责任？我们应该怎样解释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遭受的一系列挫折？
■我觉得有必要首先阐明两点：
第一，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确遇到了很多挫折；不过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这些挫折不是不能理解的。中国二十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并且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发生最大变化的时期进行的。所以，中国二十世纪所经历的挫折和困境，虽然不能说完全不能够避免，起码也是很可理解的。对于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远大的历史眼光，不然就会过分估计了失败，对前途产生不必要的悲观情绪。
第二，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动荡与发展，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来的原因。我们过去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往往有很大的偏差，其中一突出的倾向，就是对内因估计太高，仿佛什么都是由内因决定的。我觉得中国政治受外国影响的程度比其他国家要大，当然这并不排斥内部的因素。我所说的外因不仅指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侵略，也不是说哪个帝国主义支持哪个军阀(这些仅仅是小节)，我所指的是国际政治的变化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所产生的作用。具体地说，欧美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力量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文化乃至经济的整体变化。没有这些外来的冲击，中国的变化就不会在这种形势下出现。外来的冲击把中国传统文化、政治制度彻底打垮了，使中国面临着全面危机，并产生两种结果：一是社会革命，即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社会每个领域中的问题；一是外来因素常常决定了中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孰胜孰负。比如，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统治的迅速垮台就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否和十年动乱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讲到内部因素，我想强调，自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统治阶级，是地主、士大夫和官僚三位一体的集团，非常巩固、稳定，也非常有延续性。在二十世纪的变革中，这样一个统治阶级消失了，要找到一个有同样巩固的社会基础、有同样的稳定性、延续性的统治阶级，并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是件非常困难、非常需要时间的事。目前我们面临着两个非常大的难题，其中最大最长远的是人口问题；另外，中国目前所进行的改革是件前无古人的艰难事业。从这个观点看，中国目前虽然困境重重，但成绩远远超出了错误，而且大的方向是正确的。当然，会不会因为小的挫折而改变大方向？这也许是我们今后可能会犯的一个错误。
也许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你大概是希望寻求阻碍中国发展的某种根深蒂固的原因。我想，对现代化而言，传统恐怕是个障碍，甚至是一个主要的障碍。中国目前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个：一是权力太集中，当然这也许和中国人的传统行为习惯有联系。中国人太爱管别人的事情，从养小孩一直到国家大事。这是中国人的大毛病。中国人当今首先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每个人都有其不可侵犯的自由，应该让他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权力过分集中是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它不仅妨碍了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妨碍了科学、教育、艺术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现在经济上开始放权了，但在科学、教育、文艺、思想等方面还远远放得不够。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知识分子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地位太低，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会有这样低的地位。知识分子地位低也是权力过分集中的表现。现在我们应该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应该允许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组织他们的社团、学会。现在各种学会都挂靠在政治机关之下，这就使得各种职业团体、专业团体的权威性不够高。正因为人们对专业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不够，于是，外行可以领导内行，行政权力可以干涉科学研究。要扭转这种局面，首先得改变思想方法。“实事求是”的口号是对的，可是我们应该了解到，这个口号在西方早已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已渗透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等各种领域的实用技术上，表现在非常严谨的方法和操作程序里。而这些在中国的政治讨论、决策实施和研究中还远远没有做到。科学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所有严格的工艺程序、方法论都体现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目前我们虽然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但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具体化的过程。
□尽管您强调政治与文化、政治学与文化学的不可分割性，但从您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您的分析显然是政治学家的分析，而不是文化学家的分析。我想，您是否能够着重介绍一下政治学与文化学的不同之处，这样也许更有助于我们 了解您的方法和思想。
■在政治与文化、政治学与文化学之间，我谈联系、 谈共同点多一些，这不是偶然的。在中国的历史中，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要显得密切得多。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秦汉统一以来，特别是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也成为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从这一点看，政治和文化根本不能分割。并且在科举制度完全确立以后，中国的统治阶级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阶级，而如上所说，它是经济阶级、官僚阶级和知识阶层联合而成的统治阶级。联合的机构是一个政治的机构，联合的机制则是科举制度。地主阶级是经济领域中最有控制力的阶级，官僚阶级是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力量最大的集团，士或知识分子则是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举足轻重的角色。地主阶级有了钱可供其子弟读书，这些子弟通过读书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变成官僚，官僚则用通过正当和不正当途径得来的钱买地，成为更大的地主……这完全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根据对十九世纪中国社会的有关统计，大地主买地多半是在做官以后，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地主不完全是以经济为基础的，而且还以政治为基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儒家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一方面是政治的意识形态。
第二，传统文化的破产，使中国面临着全面的危机。在这一危机中，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从家庭制度到政治、经济制度——都出了问题。要应付这一危机，不能象胡适说的那样，点点滴滴地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演进，排除用政治手段，无组织地、无计划地由社会中的各种群众和个人去改造社会各领域苗思想制度与生活方式。——这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来不及做；只有用政治的力量对社会进行全盘改造，才能解决全面的危机。中国就是通过社会革命而建国的。社会革命意味着用政治的方法、暴力的手段，改革社会每一个领域中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所占有的地位就更为突出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了。
第三，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态，使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对政治在文化、社会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感到习以为常，这和英、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十九世纪时，英、美的政治在社会中发挥的力量很小，而社会自发的力量则对整个国家、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整个西方的传统中，我们大体可以说，政治和文化的关系一般不如中国这样密切。比如起初罗马的皇帝也是神，但基督教兴起以后开始了政教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让上帝的事情归上帝，让凯撒的事情归凯撒”。在以后欧洲历史的发展中，有很长时间的政教冲突，因此欧洲很早就是多元的社会。你的问题，大概可以归结为多元社会和一元社会的问题。分析一元社会时，文化与政治的联系就要多谈些；分析多元社会时，我们则可以侧重于它们的不同之处。
那么，政治学的研究和文化学的研究是否不同呢？当然不同。当进入到二十世纪中国问题的研究时，政治学与文化学研究之间的区别就更明显了一些。比如上面已经提到，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变迁，我作为一个研究政治学的学者，就用“全面危机”的观点来解释。这里的“全面危机”，有着比较严格的定义。所谓“危机”，是指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不能用传统的方法、或从传统中引申出来的方法来解决。“全面危机”就意味着危机不仅仅发生在某一个方面，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共同发生了危机。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这种危机不仅产生在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还产生在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产生在公共社会(civil society)，也产生在经济基础之中。
那么，这种危机从何而来呢？在我们研究政治学的人看来，这里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其中，我们可以把外在的原因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 第一，中国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前中国的帝国和皇权，有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改变了，中国从一个世界体系的核心和主宰，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体系(实际上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分子。变成一个被吸收到另一个世界系统当中的、被主宰被控制的国家。这样的转变，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战争的失败，它提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已经开始自觉地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外国侵略对中国内政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在关键时刻可以起重大的、甚至可以说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外来模式的影响。西方的体系扩张到中国后，为中国提供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的模式。这些模式，不是在某一时刻、或者某一个关头立刻对中国产生具体的、决定性的作用，但它们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会对中国近现代的发展产生持久的影响。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苏联模式的影响，都是长期的、持久的。
第三，外来经济的影响。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发展中，外来经济的影响一直存在，起初是资本主义的，后来是社会主义的，现在可以说两者都有。我想，对于这种外来的经济因素，过去的历史学家可能过于强调了。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不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变得越来越重要，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口号下，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综观以上提出的三个外来因素，我们可以说，第一个因素是最根本的，并且在某一关键时期会产生决定中国命运的作用，比如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等，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至于全面危机的内部因素，讲起来又很复杂。有些人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不管有无外来因素，到了二十世纪都不可能继续存在。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美国历史学研究一般比较着重于外部因素，而最近的一个新方向是着重于内部因素。比如，一些学者把中国近代的危机归结于传统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某些基本弱点，或某些社会问题，象政治制度、官僚制度的问题，人口过多的问题等等。我感到，内部因素固然重要，不过研究中国十九、二十世纪的变化，决不能够低估外来因素。外因对内因往往有着深刻的影响。
那么，引起中国全面危机最重要的内部因素是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至少在明清两代(是否可以追溯到宋代还有待于专家们的研究)，中国的统治阶级是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官僚阶级三部分组成的，科举考试是联合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纽带，帝王则是这三个阶层的集中代表。二十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全面危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部因素是，在外来的冲击下，这个统治阶级完全解体了。这个解体的过程分三个步骤：第一，一九○五年取消了考试制度，三位一体的统治阶级，失去了内部联系的机制。在传统社会，知识分子基本上出自地主阶级，他们的背景比较一致；而在公共社会(Civil Society)中，知识分子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地位要远远高出商人、手工业者或农民。从前途上看，他们的“事业格式”(Carer Pattern)是一定的、有制度的保障的，这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僚。而官僚，顾名思义，是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中最重要的成分。由此可见，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和一定的经济、政治制度有着“固定格式”的联系，他们的意识形态——儒学、特别是新儒学——也完全是支持他们所属的那个统治阶级的。这和欧洲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欧洲，公共社会(Civil Society)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宗教和宗教人士，当然宗教人士也可以是知识分子。欧洲的教会在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教会和世俗政治势力往往是冲突的，和社会的经济力量(以封建主为代表)也不是完全一致的。相比之下，中国统治阶层在中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所占的地位显得特别突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形象，也是相当一体化的。
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首先，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的固定联系被切断了。从前书念好了可以做官，现在则没有任何制度保证你书念好了一定能做官，也许你会失业。同时，在外国的影响下， 城市迅速发展，一些新的阶层迅速产生，尽管许多知识分子仍出自地主阶级， 但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的背景已经复杂多了。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特别是学堂制的建立和对欧美各种思想潮流的介绍，知识分子逐渐分化，他们已经不是一个一体化的阶层，胡适、李大钊、张东荪……他们的思想可以完全不同。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期知识分子变成了Free Floating Intellectual(自由职业者)，他们和某一阶层或某一经济、政治制度没有过去那种“固定格式”的联系，他们失去了过去在社会中的那种稳定的地位，他们在领导阶层中，也无法保持自己往日的权力和影响……所有这些，决定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不稳定，同时也决定了她们成为社会中的一股不可小视的革新力量。
统治阶级解体的第二个步骤是辛亥革命，作为统治阶级总代表和支柱的专制帝王被打倒了，君主专制政体被彻底推翻了。第三个步骤，就是五四运动。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知识分子离开了他们的事业格式，同时，为了应付现实的挑战，他们必须对传统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及各种风俗习惯提出种种不同意见，结果到了五四时期，这个一体化的阶层彻底解体了。令人惊奇的是，也恰恰在这个时期，统治阶层出现了混乱，旧的制度完全崩溃，新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这实际上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言的机会，于是有了当时那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我们所谓的内部因素。如果把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简单概括地说：由于受到外来的冲击，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危机。这种全面危机在中国内部表现为统治阶级的解体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崩溃。因为这种崩溃，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产生了新型的知积分子；新型的知识分子接受了外来的意识形态，抛弃了或者说重新估价了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俗习惯，所以五四时代哪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在中国都有人接受，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一直到杜威的实证主义。如果回到你最初的问题，我们可以说，以上这些就是从政治到文化的解释，是政治学的解释；如果要说明当时各种外来的意识形态、以及接受了大量外来影响的新意识形态为什么如此容易被接受，为什么在某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作用特别重要，而且有新的意识形态(在中国表现为外来意识形态)产生，这就会产生开始我们提到的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理论，而吉尔兹是文化学家，他的解释是结合了文化和政治的解释。
如果用文化学的观念来解释政治的发展，我就要提出“文化—社会—政治—心理结构”。在传统中国，这一结构各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在这方面，它是西方任何一个社会也无法相比的。因为经过了几千年的演进，文化、社会、政治、心理各个系统相互适应，十九世纪时已形成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整体”(Highly integrated)，虽然经过多次改朝换代，但这一“高度一体化的整体”基本上是稳定的。为什么和中国同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对西方的反应此如迅速、敏捷？关键在于日本的政治制度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它是真正的封建制，虽然要比西欧的封建制度集中化一些。日本用了中国的很多东西，但没有用科举考试制度，没有形成一个文化、社会、政治、心理“高度一体化的整体”。而中国不是西方社会科学上所说的封建制的社会。十九世纪中国整个的“文化—社会—政治—心理结构”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整体”，你要改变其中任何一个东西，都必须涉及很多其他的部分。如果你要“坚甲利兵”，立刻就会涉及到传统知识分子的地位、意识形态，以及军事、政治制度一系列的问题，根本得不到一个新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使得中国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强大的排拒力。
以上的分析，和政治学的一个一般原则是一致的：在一个多元的、权力分散的组织和社会中，创新的机会比较多；反之，在一个一元的、权力集中的组织和社会中，创新的机会就比较少。另一方面，假定我们已经有了创新，或者接受了外来的一个创新，那么在权力集中的组织和社会中，推广、应用起来就比较快；反之，在一个权力分散的组织和社会中，推广应用起来则比较慢。当然，我们必须看到，西欧美国是权力分散的社会，但是在这种社会中，经济、科技领域的创新推广得相当快，所以我们的原则只能适用于政治领域。
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整体”，它的抵抗力、保守力相当强大，所以要变就必须整体地变，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这些也是文化学的解释。
最后提一点，在文化学上，李泽厚提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很有价值的，使它具有广泛意义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文化的整体崩溃了，而部分的延续会非常厉害？对此，李泽厚的分析是非常精彩的，是从文化解释政治。如果政治学和文化学两方面的分折能够结合在一起，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变化就会得出一个很好的解释。
(本文邹谠像，丁聪作)
薛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