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有谁问过我，我愿不愿意到这个尘世上来作客呢？我毫无理由地被丢进这个愚蠢世界里来接受一直象诅咒般压着我们，只有死亡能够给我们免除的那个命运……”
类似哈姆雷特的人，在各种各样人生的任务、目标、责任下，痛苦地喘息着，支撑着，已经看不到那理想之星的光芒了。可是，在这时，忽然看到瘦骨伶仃的唐·吉诃德的永远满足的微笑，哈姆雷特会号啕大哭，会活着从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会把自己的多余的聪明扔掉，宁愿寻一匹瘦马，跟在唐·吉诃德的身后，永远陶醉在唐·吉诃德发自肺腑的欢笑中。为了得到唐·吉诃德式的快乐，需要同时得到他的愚蠢，对信念教条式忠诚的愚蠢。有了这身盔甲，充满了自信，在世人的讽刺、嘲笑中，唐·吉诃德本人永远幸福。
可是，如果唐·吉诃德在人生旅途中，感受到哈姆雷特那种灵魂的侵蚀，睁开慧眼，看清自己半生疯疯傻傻的蠢事，直线式思维对社会的破坏，美好的理想导致处处开倒车，会羞愧地一下子从他的老马上跌落下来。
哈姆雷特与唐·吉诃德的相见，太有意思了。只有他们相互衬托，各自的特点才会显出本身的优越性来。矛盾的解决是两极向着各自的对立面转化。失去对立面，本身将无法存在了。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绝对隔离，只会充分暴露他们性格上的不足。
鲁多夫·洛克尔在他的奇特的文艺评论小册子《六人》中把不同名著的典型人物组合起来，满足人们不可遏制的探索精神。
在《六人》这本小册子里，这样两两成对的人物还有两组，都能给读者以新的启示。
一个是想避开一切尘世的事物，好叫自己的心灵免除任何负担的浮士德，一个是完全与人生溶合，处处去追求感官幸福的唐·璜。当他们分别孤立存在时，你会在他们各自的局限前踟蹰、迷茫。可是鲁多夫让他们彼此谅解了：
浮士德向唐·璜承认：
超脱肉体地追求真理是不可能的，撒旦让我看见的只是我自己的身心。认识只能认识我们自己的存在。在局限的时间、局限的存在中，要去理解无条件绝对真理所包含的一切相对真理，本身就是谬误。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吧，除此没有任何超脱时空的真理。
唐·璜向浮士德承认：
一切肉体的追求也只能是相对的，被时、空所限制的。每个欲望都能达到的躯体与每个欲望不能达到的躯体，腐烂后，有什么区别呢？你纵然没有得到你所渴望的理解，你的奋斗也并不是没有用处的。你的努力会成为后人世代相承的遗产，一份热烈的渴望的遗产，将来有一天精神的国土就会由它产生的。
和尚麦达尔都斯和诗人阿夫特尔丁根被鲁多夫拉到了一起。
诗人是善的精灵，他的心包容着世界，燃烧着同胞们所受到的一切苦难。可他如果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有和尚麦达尔都斯——人类恶的化身，他就永远不能解救他所爱着的同胞。
生产力是逐步发展的，与其相应建立的生产关系也不可能人为地制造出来。人性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性本善”论、“性本恶”论都不准确，人性深深地打着生产力水平的烙印，麦达尔都斯的“恶”，也除非是喝了魔鬼的药水引起的。意识变化的根基不在意识本身。没有把人类从恶意识中解救出来的救世主，那怕把麦达尔都斯砍上一万遍也无济于事。阶级的消亡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革命固然可以消除生产发展的阻力，暴力却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在和尚麦达尔都斯面前，阿夫特尔丁根的蓝色的花枯萎了。一切脱离求实精神的理想都会象那朵蓝色的花。改造这个社会的信心，不在《圣经》上，不在《福音书》上，不能幻想把麦达尔都斯们都化为圣人。世界该怎么存在就让它怎么存在吧。盼只盼诗人们的肩臂更结实一些。
社会存在本身不就是很美好的吗？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不配有理想的蓝花。文艺复兴诅咒中世纪，可没有中世纪又怎么会有文艺复兴？在肯定了中世纪后再来看文艺复兴，才能理解为什么文艺复兴又融化、消失在新的时代精神中了。
在理想的光辉下，存在显出自己丑恶的一面，可包括这丑恶一面的存在都结结实实地站在那里，比未来的理想现实得多。它本身也曾是过去的理想，它比将来的理想有着更充足的在现实中存在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将来的理想奈何不了它，只有承认它。没有理想的人，将同现存的一切一起灭亡。充满生命力的只有理想。所以在鲁多夫笔下，麦达尔都斯对诗人说：“啊，亨利希，凡是专门顾到自己的人，他的痛苦是多么地可怕，他永远感觉不到别的灵魂的温暖，永远感觉不到那个慈爱的‘大众’，只有在‘大众’中‘我’才能够我到它自己。”
在这本小册子中，三组矛盾，六个典型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人的意识的一个完整的立体。鲁多夫在列位大师们肩臂上架起了自己的云梯，以这个六面体的精巧组合，使读者得以更深地理解这六个典型——从组合起来的完整的人性中去体验他们各自的意义。
(《六人》，〔德〕鲁多夫·洛克尔，巴金试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六月第一版，1.15元)
品书录
季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