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是部分的、局部的、纯经济的，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没有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革结合。新的经济体制同旧的经济体制目前处于平衡和胶着状态。为了克服改革中所出现的问题，所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旧体制的方法。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缺少深入改革的准备或保证。经济改革越来越不仅是“经济的”改革。政治、社会及心理的因素阻碍着经济改革。
现代化不仅是“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是物质方面的现代化。现代化应当还包括政治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思想意识的现代化；真正的现代化是体制和人本身的同时的现代化。中国需要现代化，而不只是“四个现代化”。
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响是当前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一个主要障碍。
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帝国曾长期统治中国。中华民国在大陆的短暂历史和它的特殊性质，没有能够削弱封建专制主义。解放后的中国仍然大量存在着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
特权是封建专制主义在今日社会的集中表现。特权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症候是所谓“不正之风”。官僚主义、特权经商、任人唯亲、“关系网”、“裙带风”，无不与特权相连。“不正之风”绝非改革和开放所致，后者顶多是某些外因。特权在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的表象是文化专制主义。“扣帽子”、“打棍子”、“穿鞋子”、“风风雨雨”、“一波三折”、“政治干预学术”，无不与特权相关。
封建专制主义造成了特权。特权的出现，降低了执政党的威信，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削弱了群众的建设和改革的积极性。
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重影响，证明了对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阶段重新作出评价的必要性。
在社会生产力未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是可能发生和可能胜利的；但是，在社会生产力未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完全建成的。我国的实践有力证实了这一论点。新民主主义时期如果发展得更充分一些，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步伐如果进行得更稳健一点，今天的情形可能不同。现阶段所有制的改革，多种经济成分的出现，说明“补课说”的不无道理。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也就是南斯拉夫理论家格列里奇柯夫所称的“早期社会主义”阶段。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对社会的发展阶段作了重新估价。这是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立场。在方法论上和实践中，这种立场具有深刻的意义。
应当研究和批判“农民社会主义”意识。要研讨中国传统的农民革命的追求和形成原因及其对今天的影响，要追溯和检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时期(包括“文革”在内)的口号、要求和纲领中的进步性的一面和落后、保守的一面。历史和现实是割不断的，今天和明天也是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研究工作者有责任找出这种线索和联系，使政治改革有明确的目标。
外来的东西在我国封建专制主义影响下发生变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如：按劳分配，奖金制度，意在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本来是件好事。但现在有了“滥发奖金”之说。奖金实质是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多生产才能多发奖金，无所谓“滥发”。现在实际上是，奖金变成了附加工资，成为平均主义分配的一部分，失去刺激生产者的积极性的作用。这是一种变形。
又如：经济改革引入商品生产原则，以冲破集权而僵化的体制，这也是件好事。但在封建主义因素作用下，出现某些干部子弟蜂拥经商现象。这不是普通经商，而是特权经商，它有形成“权贵资本”的危险。这是又一种变形。
再如：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些做法，特别是他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是一种变形，是马克思主义的变形，社会主义形象的变形。这种变形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不能没有联系。
承认变形的事实，找出变形的现象，分析变形的原因，是今日政治文化讨论的一个主题。
斯大林模式及其传统，是和封建专制主义并列的又一大痼疾。
斯大林讲专政，单纯强调镇压的一面，不重视甚至否定民主的一面；他认为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随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日趋激化；他使自己处于权力顶端，搞个人崇拜并且滥用权力；他粗暴地干预思想和文化生活，把自己作为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等等的“泰斗”和裁判人；他实用主义地、主观主义地歪曲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和思想，使富有批判精神的理论凝固化、教条化；……。事实和理论分析都足以证明，斯大林的某些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扭曲的形式，是在俄国沙皇专制主义思想和残余影响下形成的变形。它与马克思主义、与列宁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
斯大林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有着深刻影响：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到今天。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而且也要根除斯大林某些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应当讨论“民主集中制”的概念。
马克思没有讲过“民主集中制”。列宁在俄国革命的条件下提出这一概念，后来它被歪曲了，光强调集中的一面。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不是人民作主，而是为民作主。应当译成“民主的集中制”或“民主制”，以区别于官僚主义的集中制、封建主义的集中制、资本主义的集中制等等。我们讲的集中，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
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究竟是谁：是人民，还是领导？这个问题不仅有的领导不明确，群众不明确，我们自己也不太明确。“圣君贤相”、“青天大老爷”的封建社会理想，不时表现在现在的言论思想中。有些人当选了人民代表，从他的发言看，往往不是首先想到他对人民的责任，而是感谢上面对他的“信任”或领导对他的“关怀”。诸如“倾听”意见、“提拔”干部、人民代表“学习”政府工作报告之类的说法，都表明了同样的问题。
民主化是我们的政治理想。它应当在政治制度中得到保证，在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中得到说明。人民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
党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不是由党包办一切。
首先，党与政府不能合一，不能把政府的权力变成党的权力。党政分工应当落到实处。比如，既然明明白白地说的是“厂长责任制”，就应当在实际中、在观念上都不同于“党委领导下的厂长分工负责制”。
其次，党与法律的关系要清楚。法大，还是党大？只能有一个大，不能法大党也大。宪法和法律是人民代表们制定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党当然要在法律和宪法范围内行动，任何人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从而，立法机构的独立，司法机构的独立，应当是不言而喻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党与群众组织之间，不能是“动力机”与“传送带”的关系。群众组织可以是党与群众之间的“纽带”，但“纽带”不是“传送带”，不是机器的一部分，只能理解为党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否则群众团体就成了党组织的组成部分。群众团体要代表各自群众的利益，有独立的权利。党与群众团体是相互配合、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不是清一色的、大一统的，而是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层、集团和团体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仅看到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之间传统的差别，我们也看到了在经济改革后日趋明显、日渐活跃的各种阶层、集团和团体。
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利益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样工作的两个人会由于技术、身体、家庭等状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利益，实际收入就会有差距。个人如此，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社会集团就更不待说。我们承认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我们也承认各种人的眼前利益、具体利益是不一致的。要了解、关心、协调各种利益。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利益同样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经济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现——通过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宣传媒介、通过各种决定和法律——就导致政治利益的多样化。
我们要尊重客观，尊重事实，在改革中注意到客观事实的要求。
应当承认，随着实际生活的进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构造本身会出现不足，必须按照新时期的要求去补充它、发展它。
如，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缺少对社会心理的研究，我们今天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未解决好。依照传统理论，只要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取得政权，“当家作主”，生产积极性就会“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但是，火山爆发不会是不停的，喷发一阵要歇一阵的；不能期待靠群众在解放初的革命热情去从事长久而艰巨的建设事业。所以，要研究社会心理，研究发展动力。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现社会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益长期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有必要批判地吸收现代系统论方法和其他科学方法，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我们把握复杂多样的改革进程，理解变化万千的外部世界。
马克思主义同样需要对国家理论、阶级理论、民族理论等加以发展。在新的条件下，不仅要考虑国家的阶级性，更要研究国家的社会性。在新的社会中，旧的剥削阶级的消失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要重新考虑古典的“阶级”定义。
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
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是理论同实践的结合，理想和现实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者是理想主义者。马克思把未来社会看成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一种摆脱了一切形式的异化的新的社会共同体。我们追求的不是自上而下的、恩惠式的“民主”，而是社会主义民主、真正的人民民主。改革就是要释放出每个个人的才能、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马克思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我们应充分地估计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和限度，实事求是地、策略地对待面临的种种矛盾、问题、暂时的妥协、必要的退让。宪法给予人民民主以广泛的规定，我们应努力使宪法赋予的民主和自由权利真正实现，纠正和消除与宪法精神不相符合的一切因素。不能指望所有愿望在一夜之间全部实现，只能扎扎实实地、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改革。我们的方向是现代化和民主化，二者不能分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但远非健全。由于中国的沉重的历史负担，在现代化和民主化道路上不能没有坎坷。但是这个方向是历史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
苏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