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后，沃格尔又出版了《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书中以他一九八二年在日本的一年研究中所收集的素材为基础，以造船业、机床业、九州地区和信息革命的发展情况为对象，剖析了日本在形成和实施国家战略方面的出色的系统机制。同时，也以美国的宇宙开发、农业、住宅产业和北卡罗来纳州为例，说明美国也有国家战略获得成功的例子，美国并不象日本人所想象的那样衰弱，通过学习日本和发扬美国自己过去成功的经验，可以使美国经济得到复兴。如果说从内容看，这本书还能作为《日本名列第一》的续篇的话；那么从重点看，作者已完全从向美国提出警告，转向了鼓励美国重新树立强盛繁荣的信心。也许有人会说，两书比较表明，危言耸听的警告容易引起世人的注目，尽管从逻辑性和体系性来看，第二本书虽要强于《日本名列第一》，但所引起的社会反响反而远远不如前者。不过，笔者感到，更对我们深有启示的是出现这种从警告到鼓励重建信心的转变的原因、合理性，以及它对我国目前的改革和发展所能提供的借鉴。
一、美国梦还能继续做下去吗？
通常所说的美国梦有两种，一种是如去年七月十四号美国《新闻周刊》上所刊登的对七个最近到过美国的移民的专访中所谈的这些移民的美国梦。另一种是如去年四月二十八日《幸福》杂志上所登的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彼得关于美国经济趋势的分析中所谈的美国梦，即美国经济是否能持续繁荣。本文所谈的是后一种。
五六十年代曾是美国梦的黄金时期。但到了七十年代，美国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设备闲置，开工不足，失业增加。日本和西欧各国的产品不仅在世界市场上排挤美国产品，而且开始肆无忌惮地打入了美国市场。在本世纪，一九七二年以前美国从未有过贸易逆差，但一九七二年以后，贸易逆差就一直不间断地扶摇直上。越南战争的失败动摇了美国的政治地位；贸易逆差的长期高踞不下，动摇了美国的经济地位。战后美国一度独霸西方世界的局面，被美、日、西欧三足鼎立所替代了。
正是面对这种情况，沃格尔等一批学者撰文著书，抨击继续耽溺于美国梦中的危险。沃格尔在《日本名列第一》的日文版序言中说：“美国现在正背着一个骄气横溢、老大自尊的包袱。”“我不能不忧虑，骄傲自满是否将使美国和全世界演成一幕悲剧。”
在现实和舆论的推动下，一九八一年上台的里根政府，一手采用紧的货币政策，努力遏制通货膨胀，另一手采用松的财政政策，减免所得税，增加企业的税后利润，刺激供给的发展。在度过一九八○—一九八二年的危机后，一九八三年美国政府一步就减少所得税八百亿美元左右，增加企业库存和个人消费支出成了一九八三年经济回升的主要力量。从一九八三年以来，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连续保持着上升势头。今年三月三十一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一篇专论认为：一种迥异于七十年代那种耗竭国家工业力量和信心的美国经济，如今骤然诞生……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做美国梦的热度又在上升了。
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一种表面的不扎实的复苏。现在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并不是经济成功的征兆，而恰恰是美国工业竞争力低的病状，是由于油价暴跌和受到进口产品的竞争压力所致。从汽车、机床等几个主要工业行业看，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国家了。美国人喜欢购买日本货不仅是因为其价格便宜，而且因为它技术先进、制造精良。而日本派出采购团到美国市场费力地搜寻，最后只得到了桔子、酒、奶酪容器和空气净化器(见《幸福》杂志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载迈克尔·彼得的文章《为什么美国经济日趋落后》)。据美国商业部估计，即使日本取消从美国进口的所有关税(实际不可能)，美国对日本的出口也只能增加一百至二百亿美元，只比现有的美日贸易逆差的五分之一略多一些。今年以来，美元汇价已经历三次大幅度下跌，但今年上半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已达到八百多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所以，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目前美国的经济形势还没有根本好转，美国梦能否继续下去，关键在于今后能否重新提高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也必须恢复重建最强经济的信心。从美国近年出版的一些管理著作和本文谈的两本书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从强调向日本学习到强调在美国自己的历史中找到成功的经验的转变。这种思潮和经济形势好转所带来的乐观情绪一起，从两方面加强着控制当今美国社会的右倾保守意识。复兴美国精神、再次证明美国的强大的呼声不仅充塞在流行的文艺作品之中，而且风行于经济界。
二、美国掀起日本热的目的和效果
毫无疑问，美国国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所掀起的这股日本热，是对美国传统的发展思想、发展路线的反思，是希望美国能在日本的挑战面前清醒过来，正确对策以继续保持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但如稍加比较分析，就可以发现这股反思的潮流是沿着两条途径展开的。
一条途径是针对着美国企业的管理方式。他们或者认为日本人比美国人更懂得怎样管理企业，或者认为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在管理的“硬性”因素方面——战略、结构、制度——非常相似。主要的差别在于“软性”的因素——技巧、作风、人员和最高目标。因此，他们认为美国的企业界要迎接日本的挑战，必须研究和学习日本的管理艺术。
另一条途径是针对着美国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如沃格尔在《日本名列第一》中阐述为什么说日本是美国的一面明镜时，述说了四条理由。一是日本所有的传统制度是在经过深思熟虑和合理判断后才建立起来的，这在西方各国是看不到的。二是日本是在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中，唯一的非西方国家。它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发挥了创造性，把欧洲的各种制度经过革新，加以采用，在这点上最能启发和促进美国重新检查自己固步自封的成见。三是今天美国所遇到的问题，是日本已经领教并解决了的。如外贸问题，日本是资源和市场都依赖外国的小小岛国，早在几十年前就奠定了对外贸易政策，而美国直到最近随着国际贸易额的增大和外贸逆差的增大，才感到外贸政策的重要性。四是日本今天的各项制度已基本完成(《日本名列第一》，第17—21页)。很显然，四条理由中的三条是国家制度，一条是政府制订政策的经验教训，但都是针对着美国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
在《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中，重点就是比较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沃格尔借用日本经济界人士的评论说，“美国的管理人员和工人都缺乏雄心壮志，只看到眼前利益，缺乏全球性的战略眼光，而且技术低劣，设备陈旧不堪，企业之间也不合作。”“美国的大企业被那些规则、法律、利己主义、劳资纠纷和失业的动乱压得喘不过气来；小企业则处于与世界发展潮流毫无关系的状态。”(《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第8页)而相比之下，日本的优秀的劳动力，庞大的技术人员队伍，从业人员对企业活动的高度热情，对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的强烈的责任心，政府给企业的低利贷款等因素，都“不是分别单独发挥作用，而是在政府和经济界的领导人的协调之下，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完整的系统机制。”“美国要对付日本的挑战，必须官民双方共同努力寻找多样而崭新的道路。”(同前，第10—11页)这里的批判锋芒显然是针对美国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方式的。
在全书的结语中，沃格尔进一步明确指出，不采取加强竞争力的政策，美国就足以与日本竞争的说法已经过时，它不符合目前的实际。从历史上看，步调统一、纪律严明、有紧迫感和发展战略的国家，将取代不承认国内协调必要性的个人主义国家。因此，最重要的是提高认识，使人们给予竞争力问题以应有的关心，把它作为国家的优先课题。沃格尔认为，在现阶段，认识到美国整体的竞争力问题，承认政治领导的作用及一致意见的必要性的人要比为特定产业寻求解决对策的人更多。
沃格尔所说的美国已出现的这种变化，非常典型地反映在美国社会从八十年代初以来，对产业政策的关注和激烈争论中。众所周知，二次大战后，美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方式基本上是以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为基础，配合地使用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但在七十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滞胀面前，传统的政策手段失去了效力，一些学者从日本的迅速发展中得到启发，开始把产业政策当作革命性的新发现，提出美国政府应把产业政策作为政策三角形中的第三边。很显然，这种观点和传统的把市场机制看作经济决策的最高主宰是格格不入的。这场争论到一九八四年的又一次美国总统选举年中达到了高峰，因为这年民主党提出的竞选纲领就是产业政策。尽管最后获胜的是共和党的里根政府，他在加强还是减少国家干预方面和民主党是针锋相对的，但在从传统的凯恩斯需求管理体系，转向同时重视供给管理方面，他们却是一致的。因此，有的美国学者认为“里根经济学实际上是美国产业政策的第一步”(〔美〕查默斯·约翰逊主编：《产业政策争论》第4页，美国当代研究所一九八四年版洛杉矶)。
在里根政府任内，美国成立了“总统工业竞争委员会”。在里根和中曾根商定建立的日美咨询委员会为两国政府提出政策建议的咨询报告(一九八四年七月)中，把产业政策列为第七章。其中明确指出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缺乏统筹性和连贯性，“降低了美国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报告并认为“日美两国都在执行可称之为产业政策的政策”。至于近几年里根政府所积极鼓吹的“星球大战”计划，在它的强烈的军事性目的的外衣下，更是明显地有着提高美国的技术和经济的竞争力的实质内容。据估计，承担这项计划的美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将获得八千亿美元的产值。有的学者认为这才是美国积极投入“星球大战”计划的真正动力。
可见，八十年代初美国掀起的日本热的目的和效果，不仅表现在企业的管理方式这一层次上，而且更表现在国家对经济的组织和管理方式这一层次上。沃格尔的《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能提醒我国的读书界重视这个原先有所忽视的方面。
三、从英国病看美国的日本热
历史上有许多现象是惊人地相似的。今天美国面临日本和西欧的挑战，很有点类似于本世纪初英国面临后起的工业国美国和德国的挑战。
十九世纪曾是英国的极盛时代。当时的英国由于是世界各国某些重要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曾被誉为是“世界工厂”。它的最大和最主要的工业部门是纺织工业，其次是煤炭工业和食品工业，机械制造工业虽然也发展很快，但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仍然还比较低。这时世界正在进入第二次技术革命时代，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如美国、德国等很快成了这些新兴工业部门的首先建立者，在世界市场上它们的工业产品逐步显示出比英国产品更高的竞争力。英国的工业生产在西方世界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
面对这种情况，“英国社会上相当多的人对此并不感到惊慌或忧虑，他们仍然不慌不忙地循着自己原来的经济发展道路，缓慢地前进着。他们对于帝国经济的现状还是满意的，或者说虽然已经不那么满意，但并不打算使它发生大的变化。少数‘有识之士’的惊呼，在社会上引不起有力的反响。”(罗志明、厉以宁：《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第198页)
在这种守旧思想的影响下，英国政府长时间地没有对新兴工业采取专门的扶植和支持措施。他们固守在维持十九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和市场竞争的传统轨道上。企业界并不急于发展新兴工业，金融界也不愿把投资从比较保险的传统工业转到还有一定风险的新兴工业中。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保护措施，使新兴的汽车工业受到很大的冲击。此外，由于政府没有采取措施促进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这样在十九世纪中形成的小企业分布于传统工业中的市场结构很难改变，在美国和德国的一些富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迅速崛起之后，英国企业的竞争地位显著软化。而且由于大企业一般采取较先进的经理管理制度，以小企业为主的英国的企业管理水平，也开始越来越落后于美国和德国。
英国政府在本世纪初的这些政策，也进一步促使英国社会形成了一种不顾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不顾英国实力地位下降的传统。每个人不是想如何努力工作，在多作贡献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是首先希望社会的给予。二次大战后，英国就成了一个典型的福利国家。虽然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国家背上了沉重的负担。五十年代后的大部分年份里，英国的财政收支都是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只能增加税收。但增加税收，必然导致降低企业留利水平，限制消费，挫伤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最后增加了失业，降低了经济增长。整个国家陷入了发展缓慢、效益低下、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发、外贸逆差难以平衡、地方分权主义日益严重等等，这些困境交织成了一幅英国病的典型症状。
必须承认，想用短短的几段话来勾画英国病的成因是过于简单化了，而且可以肯定地说是很不全面的。但笔者很希望能粗线条地拉出个框架，以和美国在前几年出现的日本热的目的和效果来加以粗略地对比。在《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一书的开始，沃格尔就提到了日本应防止“美国病”的发生。其实和英国病比较，美国病还只是些伤风感冒，是英国病的初患者。但美国人民和政府已经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于英国在患英国病初期时的做法。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出现了日本热，出现了针对美国企业和政府传统的管理方式的反思、迫使美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保持和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等等外，还有在重建美国最强经济的呼声中所显露出来的合作精神。
今天，无论是横贯美国大陆的救济贫民的募捐运动，无论是纽约港上庆祝美国建国二百一十周年的纪念典礼，都在显示出一种作为美国人的自我意识。但如沃格尔所说的，“只要认识到了合作的必要性，美国人也是具有合作精神的”。在鼓吹复兴美国精神、重建美国最强经济的呼声中，都隐含着这种要求自觉地协调一致的含意。面这一点正是英国在本世纪的几十年中所长期缺少的。
如《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中所呼吁的政府与企业间的协作精神，在美国社会中决不是微弱的呼声。一份由十四位议员、十七位里根政府官员和其他许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说，“必须终止政府和企业界敌对的观念——在目前这个高度竞争的世界市场中，这一观念不合时宜、妨碍生产力，甚至使我们瘫痪。”民主党众议院干部会议的一个小组写道，“若要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在工人、小型企业、大型公司、大学，以及政府之间建立伙伴关系……若要建立这种伙伴关系，就必须消除劳资双方的敌对关系。我们的国家一向都因为‘合作’而获益非浅，从铁路的铺设到太空计划的成功，并且‘合作’一直比‘对抗’更具生命力。”(〔美〕威廉·大内：《M型社会》中译本，第16、17页)
当然，五、六年时间中的变化和一个时代相比，只能算是一段小插曲，美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好转还不足以说明它的问题已得到根治。美国长期以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逆差问题还丝毫看不到解决的曙光。但是，如和英国在患英国病初期的情况相比较，则可以明显地看到美国人民所作出的努力是不同寻常的。也许这就是美国人传统的求实精神吧。
四、全国协调一致和产业政策
沃格尔认为日本成功的根本经验是明确国家利益，官民一致地采取对策，企业、行业和集团都经常主动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按国家利益的大方向，顺利搞好和其它组织的合作。美国要向日本学习，最重要的也就是要学习这种全国的协调一致，而从美国的航空和航天局、农业、住宅产业和北卡罗来纳州成功发展的经验看，要实现协调一致的关键的条件是领导人要有远见卓识，要有全国的长期的超党派支持，要有政府和民间代表间的相互信任。
如果我们归纳一下英国在英国病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的教训，可以看出很关键的一条也是没有形成全国的协调一致，国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对策，听凭市场机制的随机作用。工会、企业、政府(确切地说是每一届的执政党)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或者陷入漫无休止的争论和斗争(如罢工)之中，或者形成福利支出超财政承受能力的大幅度增长。最终给二十世纪留下了国家越来越衰落的记录。
这种要想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力求实现或保持经济强国的地位必然离不开全国的协调一致，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更高层次上的反映。当商品经济封闭在一国范围内进行时，听凭市场机制的随机作用，实现优胜劣败，由竞争来迫使经济效益提高是完全可能的。但当一国的商品经济开放式地处在世界市场的大范围中时，那一国产品的经济效益更高，完全是由国际竞争所决定的。听凭市场随机作用的国家的产品竞争力会高于那些扼杀企业的活力的国家的产品竞争力，但也肯定会低于那些把各方面的力量较好地协调组织起来的国家的产品竞争力。国与国的经济实力比较，归根到底是产品竞争力的比较，是要素配置效率的比较，是国家在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方面的能力的比较。无疑地，在商品经济中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但企业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它离不开国家的管理、国内市场的环境和企业职工的素质。一国的企业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地位是强化还是弱化，除了自己的创造性活动外，有没有全国协调一致的支持也是决定性的。
对一个想要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后进国家来说，这种全国的协调一致就更为重要。从后进国家的一般赶超过程看，客观上存在着一种“有效供给原理”，即一般的供给能力和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的供给能力之间是有区别的。只有既具有供给能力、又具有较好的供给效益的供给，才是一种真正的有效供给。才能做到产品在满足国内市场的同时，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哪个国家实现有效供给的时间跨度越短，就越能缩短其赶超过程。与处在世界经济发展前沿、一般来说只能在探索中前进的发达国家不同，后进国家在形成自己的供给能力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听凭市场的随机作用，形成一般供给，然后在竞争的压力下逐步转化为有效供给；另一种是研究和吸取发达国家已走过的道路的经验教训，采取政策措施，全国比较协调地使有限资源直接形成有效供给或缩短形成有效供给的时间。环顾世界，在近几十年中，一些发展较快的后进国家都是按照这第二种选择去做的。
所以，当代的商品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是在世界竞争中的商品经济，如果一个国家缺乏协调一致的精神，没有一种群体思想，其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是缓慢的。由于新技术革命在以加速度式地进行，缓慢发展的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有可能越来越大，最终可能失去在世界舞台上应有的地位。这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时代的变迁，使我们已不可能再象狄更斯或德莱塞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仅仅靠私欲、靠狭隘的个人动机的推动来发展商品经济，而是更要靠一种与民族存亡休戚相关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国曾在大一统的封建皇朝中经过漫长的岁月，也曾在照搬苏联模式的指令性经济中蹉跎了三十余年。但现在我们所追求的集体的协调一致是在商品经济中的协调一致，是在充分发挥企业活力、扩大地方的自主权的新的基础上的协调一致。这种协调一致不是来自于某个中心的权威性指令，而是来自于从共同的信念和目标中所产生出来的自觉性。从绝对服从的协调一致到具有选择主权的自觉的协调一致，这种转变不是轻而易举的。特别是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我们对现代商品经济缺乏正确的认识，随着选择主权的扩大，可能首先膨胀的是小团体和个人的私欲，形成一种要求社会的给予、而不是主动作出奉献的分散倾向。无论是改革方案的设计者、经济学家、文艺家、宣传家，都有责任向人民阐述清楚现代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时的商品经济的区别，有责任讲清在当代新技术革命面前我们民族所面临的危机，有责任珍惜和发扬我们民族重视协调一致的传统。
协调一致除了要靠建立在民族振兴的基础上的自觉性外，还需要有国家的指导，从经济发展上说就是要有把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决策具体化的产业政策。我国当前还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可以肯定地说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市场机制都将是不完善的。产业政策可以为企业如何在这种不完善的市场机制中比较协调一致地发挥创造性指明方向，在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在改革中，我国需要在简政放权、扩大企业的活力的同时，加强对企业和地方的宏观指导，从表面看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实际上这却正是现代商品经济所不可缺少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我觉得这正是我们从美国梦、日本热、英国病中所应获得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兴》，〔美〕埃兹拉·沃格尔著，韩铁英等译，三联书店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第一版，1.50元。)
杨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