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三百字的《前言》里有几句简洁的说明：“我原是应邀写两份近代史上的小‘资料’，结果写成了两篇回忆。我力求这些记载成为名符其实的‘资料’，所以把记起的事尽可能核实。追忆的事都琐琐屑屑，而所记的人也是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
作者的父亲杨荫杭，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五年先后在江苏、浙江两省任高等审判厅长，继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任京师高等检察厅长，这是可以从《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上查到的。只是《年表》上共列职官四千多名，厅长却算不上高品显位，何况这个人又不愿意拿他的品位来招摇，我之所以要说到这些官衔，只因为杨荫杭在两任厅长中都履行职守干出了震世骇俗的事，尽管也许于“历史上无足轻重”。
杨荫杭在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任中，“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按：当时称巡按使，指屈映光)和督军(按：当时称将军，指朱瑞)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长任中，“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按：许当时是交通总长)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审查’的处分。”(以上引文均见《回忆两篇》页2)
作者回忆说：“我父亲去世以后，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叶景揆(葵)先生在上海，郑重其事地召了父亲的子女讲这件恶霸判处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讲的相同，不过他着重说，那凶犯向来鱼肉乡民，依仗官方的势力横行乡里；判处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说：‘你们老人家大概不和你们讲吧？我的同乡父老至今感戴他。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道。’”(18页)我读到这里，不由得停下来，把这一节又从头读了一遍。
上海成为孤岛时期，作者在振华女中沪校任教，同事中有一位曾当过屈映光秘书的屈伯刚。这位先生是苏州人，一口纯苏白。一次，他对作者说：“唔笃老太爷直头硬！<SPS=0157>，直个(头？)硬个！”《回忆》写道：“我回家学给父亲听。父亲笑了，可是没讲自己如何‘硬’，只感叹说：‘朝里无人莫做官。’”(18页)在杨荫杭调任以后，这案子发回地方审判厅长重审，他维持原判。“父亲想起这事，笑着把拳头一攒说：‘这是我最得意的事！’”(页19)
作者接下去写道：“高等厅长已调任，地方厅长如果不屈从当地权势，当然得丢官。(地方厅长)张先生维持原判，足见为正义、为公道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报上宣扬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无闻的好人好事还不知有多少，就记起父亲一攒拳头的得意劲儿，心上总感到振奋——虽然我常在疑虑，甚至悲观。”(19页)
《回忆》中记这件事的原文，我几乎全抄在上边了。那么朴质，平实无华。——叫人气愤的是：被判死刑的坏人，“关了几时，总统大赦，减为徒刑，过几年就放了。”(19页)杨荫杭的坚持司法独立，跟顶头上司顶牛，最后归于落空；张先生也白丢了地方厅长的官印。
然而，人们不正该从自己的气愤中否定“落空”和“白丢”的说法吗？叶景葵“郑重其事”的一席话，屈伯刚白描似的赞叹，杨荫杭一攒拳头的得意，故乡父老的“至今感戴”，都使人觉知事情过去了，又不曾消失，它成为文化的渗透和层积，演进着人类的历史。判断一个社会之是否进步了，我看就要凭这一点：人们做起好事来是否不象以前那么困难了，是否有成效了。
第二篇《回忆》写了作者的三姑母杨荫榆。女师大风潮之后，杨荫榆的去向不为人们所关心，可见确实象是“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她于一九二五年冬天南归苏州与兄嫂同住，行不改姓，坐不更名，又曾在大、中学校执教。日寇陷苏州后，她骂敌遇害，晚节彪炳。关于这位姑母，本来是一篇极为棘手的文章，不是由于她的生平太曲折，不是要为她“平反”苦恨障壁过多，而是因为作者跟这位姑母一向合不来，不投机。现在，读这篇《回忆》，盎然朴茂之气，不禁兴“观止”之叹。与前一篇《回忆》一样，作者没有把它写成“行述”(这是借用作者另一本小书《记钱钟书与<围城>》的《前言》里的话)，却写出了一个性格。读者将从这个人物的结末去回顾她的早年，渐渐会觉得有所理解，寄之以哀矜。
两个“小人物”都未被“宣付史馆”，如果没有近代史研究所直接向作者写信作调查，也许这样两篇《回忆》我们也将见不到，那就只能浮沉于乡里传闻的依稀仿佛之中了。然而我又坚信这也不是灭没，如灯传照，如火传薪，叶景葵先生不是说了吗：“你们老人家的为人，做儿女的应该知道”！而我们也终于都知道了。父祖贤慈，莫大幸福，作者从中长育的这个家，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它与作者风格的形成恐怕不无关系。“风格就是人本身”，布封的名言好象从《回忆》中找到了新的佐证。
(《回忆两篇》，杨绛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五月第一版，0.6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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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