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西方列强在上世纪中叶仰仗坚船利炮突入中土以后，所谓“夷狄”和华夏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堂堂中华帝国不只是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军事无能，而且从统治的神经中枢到村野市井小民普遍表现出惶惑、无知、幻想和盲目，整个民族无法以理性应对危局。第三批“走向未来”丛书推出的一本新著《儒家文化的困境》，便着眼于从后一个方面纵观近代文化的嬗变。作者通过解析近代士大夫文官集团的价值观念、认知定势和下层民众的社会心理的无理性，揭示出在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已经被世界历史的发展推向了绝境。作者透过史料体察历史人物的心态，从历史事件背后看到了变更中华民族整体文化观念的必然性。他的研究和表述透出颖慧的思辨格调、活泼的想象力和鲜明的时代感。
一、儒家文化的衰朽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上，儒家文化所制定的政治制度的模式、人际关系，和行为的规范、道德信条、思维图式和社会理想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方面都曾经发挥过积极的功能。然而，近代以来，儒家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面前几乎完全丧失了应付的能力。它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竟反过来压抑了中国人的现实感，理性变成了无理性。它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巨大的精神屏障。在儒家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士大夫文官集团，依据儒家的观念逻辑对现实作出的判断和选择，显得那么迂腐荒诞。儒家文化为何陷于如此困境呢？
萧功秦认为，正是儒家思想体系中蕴含的传统的文化心理定势和认识思维机制二者之间的耦合，造成了近代文官集团的观念的僵化。他指出，中国正统士大夫对于异质文化采取本能的排斥态度，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在历史地理环境中形成的“华夏中心”的空间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文化传播只能是由华夏中心向四方夷狄辐射，不存在多元多因的交汇并融，更不存在由外向内的选择吸收。因此便形成了礼教至上、用夏变夷的超然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又进一步诱导出固定的认知思维模式，即根据先定的圣学权威规范作为现实事物的价值评价的尺度，用强制性附会的方法将任何新知识、新概念直接同化于原有的认知结构，形成貌似合理、实则荒谬的圣学演绎过程，从而造成感觉与现象、名词与概念、观念与规律的严重背离，歪曲排斥异质的先进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模式的制约之下制定的一系列应对危局的国策和战略必然是与现实事物的发展相距甚远，迂执可笑，罅漏百出。当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封建朝廷里的顽固派和清议派的士大夫们反对进行政治和文化观念的改革，他们把民族存亡、国体政体的存亡同祖宗之法、圣学权威的存亡视为一体，沸沸扬扬地捍卫国粹、攻击西洋的“奇技淫巧”和“颓风败俗”；然而，他们又不能不在历次中西武力的较量中品尝到酸涩的屈辱感。为了急于宣泄这种文化屈辱感，他们通过文饰、曲解、迁怒等等消极的心理防御方法，设置虚幻的精神胜利来求取精神的逃路。下层民众中对于民族压迫产生的强烈的排外情绪，以及他们原始的自发的带迷信色彩的反抗，反而为统治阶级打肿脸充胖子提供了可资利用的途径。其结果是，中华民族向西方列强争独立自由平等的奋斗可悲地成为抵制先进文明的愚昧的闹剧，千百万民众的流血牺牲只换得统治者一时片刻的精神幻梦的满足。中国的命运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西方列强侵凌愈广愈深，中华民族的痛苦愤怒亦愈广愈深，从而就愈是本能地排斥否定西方文化，其结果是使得中国愈加封闭落后。我认为，萧功秦的这一分析，大体上是符合近代历史实际的。
中国文化并非先天就具有僵化凝固的特质。为什么独独儒家文化被历史选为中国观念文化的主干，为什么它在近代又遭到历史的汰弃？这就必须研究儒家文化观念体系的特质和它的社会功能。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依靠经营农业谋求种族的生存繁衍。家族是从事生产的基本经济组织，也是构筑民族整体的基本社会组织。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宗法名分制度是限定协调人与人之间的权益，维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制度。儒家文化便是家族制度的观念形态的反映。它所树立的礼义规范、名分责任观念、亲亲和尊尊的原则、仁爱大同的理想、笃实进取和谦恭俭让的人格，都为家族制度的巩固和延续提出了理论的依据。它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家族制度下生活的人们的普遍的社会关系形态和精神心理状态。因此，建立在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只能选择儒家文化来作统治的思想，使之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奉的价值体系。家族制度和中央集权专制政体是决定着中国文化主导观念的选择的关键因素。
西方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立，实质上是先进的法理社会和落后的礼俗社会的对立。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典型地反映了礼俗社会的固有意识：它以群体的和谐生存作为最根本的社会理想，不重个体生存的意义；它将人在既定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角色身份视为人的本质，否定人的天赋平等的权利；它崇尚远古传统、长老智慧和习惯经验，用这些来检验规范人的认识，不重个体的独创经验和理性良知；它对于自然界抱神秘敬畏的态度，将人天之际的交流感应现象夸张为普遍的宇宙模式，将人间的人伦等级秩序放大为宇宙自然的秩序，限制了人们对于自然规律的科学探索；它以人情礼义调节人际关系和权益分配，而不是以契约方式达到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协调；它以家族制度的原则和活动机制来建立和控制政治威权，将等级森严的国家融合为一个庞大的家族，因而将具有强化族体凝聚力的祭祀、文教、艺术作为政治权威的补充和辅助，将法律依附于伦理道德，并且法律片面地限制为刑律，据此，既不可能建立独立而稳定的政法制度，也不可能发展独立的文化、教育和宗教；它主张“均平”、“节欲”、“揖让”、“明道非功”，遏制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以牺牲优胜一方的发展谋求族体内部固有的平衡；它标举人的自省、慎独、修身养性，以私德作为评价善恶的唯一尺度，没有建立与法制相配合的公德标准；……总之，儒家文化是适应于农业自然经济水平的、与家族制度和封建专制相配合的、重在协调控制族体内部人际关系的、以维系群体的天然和谐生存为目的的观念文化。世界工业革命以后，整个人类的历史宣布了礼俗社会必然衰亡的命运。
萧功秦的著作，与其说是在分析儒家文化的困境，倒不如说是在分析儒家文化给中国士大夫们造成的精神困境。他在分析前一方面时失之笼统粗略了，而在分析后一方面时则相当精细而深刻。他感受到那些自幼接受孔孟之道熏陶的怀抱安邦济世之志的人物是怎样陷入到直感与观念、理性与感情的矛盾之中。
二、儒家文化意识的无理性
萧功秦在他的论著中，对于近代士大夫文化心理的分析，并没有简单地归结为个别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没有简单地归结为统治集团的阶级实质，他始终注目的是，在上层统治者和下层民众中间、在决策者和执行者中间普遍存在着文化意识的无理性。正是这种无理性，使得人们不愿意睁开眼看一看最简单的事实、不能够体会一下最直接的经验，一任被幻想和情绪所牵引，宁可信奉祖宗的教训也不敢接近最明白的真理。萧功秦指出，在造成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无理性方面，儒家思想有最大的责任。我赞同他的这一看法。他为了剖析这种文化意识的无理性，从历史学角度，指出了文化中心观念发生的渊源；从发生认识论角度指出儒家文化只重同化功能不重顺应功能的认识机制的特点；从心理语言学角度，指出中国传统思维的模糊性、意念性；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指出士大夫们的矫饰、妄想、泄怒、自欺以及下层民众的盲从、迷信和集体催眠感应；从传播学角度，指出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时的歪曲和主观选择……由于分析角度丰富、范畴新颖，这部历史著作所描绘的历史现象便立体地逻辑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但是，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分析仍旧是不大满足的。这不仅是有感于作者在实施这些多角度的观察的时候，他所运用的分析范畴还没有完全同历史现象非常恰切地融合在一起，时而失于外露和生硬，更主要的是觉得作者还没有在总体上向读者说明，为什么过去不乏理性色彩的儒家文化，到了近代却蒙蔽着人们的理性精神？ 我们说儒家文化曾经是具有现实感和理性色彩的，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呢？仅仅是就它同中国文化中其他主要成分(如道家、佛教等)对比而言，更注重培养人的日常生活的理智判断力。就它的纯粹思辨性和逻辑操作性而言，都大逊道释两家一筹，唯特在强化人的低级水平的理智感上尤为突出。儒家文化既不关注于对宇宙本质和人性本质的思辨，也不关注于思维逻辑的总结。它对于宇宙，只是混沌的感悟和推衍；至于逻辑，只是无限的比附和引申。它既非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和宗教，也远离科学和逻辑，然而它却是地地道道的世俗的人生教科书、政治和伦理的大典。儒家文化的所谓理性特色，就在于它完全摒弃了思辨理性和逻辑理性来最大限度地维持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的理智感。这个仅有低级水平的理智感，却不具有思辨理性和逻辑理性的人，永远不会对宇宙的存在和人的存在发生疑问，永远不会对天经地义的社会规约发生疑问；即使有疑问也不能用可靠的思维工具来整理和完善自己的思想。但是，这种低级水平的理智感却足以维持他的社会生活，使他懂得自己的名分职责，懂得人伦关系，懂得克制情欲，懂得服从和崇拜。这样，单凭理智感生活的人便被更庞大的无理性的黑暗笼罩着，他只是乖觉而早熟的侏儒，永远也难以长成批判和创造的巨人。
儒家文化的这种无理性的特征同西方近现代的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也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将人的存在的最后根源解释为非理性的力量，但它们得到这个结论的思维过程往往是高度理性的，其表述也往往采用思辨的逻辑的形式。儒家相反，它试图在人性中发扬光大的是“知礼之所止、义之所归”的理智感，而它推衍这个结果的过程往往是无理性的。譬如，儒家的时间意识是静止的、共时态的，因而其历史观表现为厚古薄今。传统是至高的完美，发展是向传统的趋同；先贤是最大的智慧，恪守古训便是子嗣的永业。它的空间意识是辐射的、一体化的。天与人在本体上是合一的，自然界的秩序只不过是人间社会秩序的衍化(而在表述时，则将意识里的推衍次序倒过来，说人间的秩序是自然秩序的对应化)。它的社会意识是以群体生存为基点，个体仅仅是由于其在群体的特定关系中才获得自身的本质和意义，因而它承认人有性别、辈份、职业、等级、地域、善恶等等区别，不承认人有丰富的个性的区别。它的人性观则是将人的社会性存在、人的理智感(道德观念)视为人性的基本，将人的生物性存在、人的情欲视为罪恶和淫邪，正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它的物性观则是重道抑器，重体轻用。事物不是以其客观物质的本质和实际效用功能、规律而存在着，而是以其同人的关系、同社会道义的关联而存在着。类似这样一整套的观念都是同人的正常的理性相逆的。正如上边已指出的，由于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在于维护家族制度和专制制度，维系礼俗社会内部的平衡，它在思想特征上就只能把以古训形式存在的社会规约置于绝对的地位，它超临于一切理性之上，而一切理性的活动都只在于服从它。规约，要求人来学习掌握，才能在行为中自我克制，这就必需要有理智感，非理性的精神迷狂则要竭力加以避免。因而儒家文化又比任何学问都显得“理性”，然而这种理性是由真正的无理性支配的。
如果说，在近代民族危机发生以前，儒家文化在协调社会内部关系方面尚行之有效，它的表面的实用理性掩盖着它实质上的无理性的话；那么，当西方文明侵入中国以后，儒家文化要应对史无前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变局，它的厚古薄今、天人合一，存理灭欲、重道抑器等等立刻暴露了它们实质上的无理性。在礼俗社会里运用自如的法宝，来到重物质、重实利、重规律、重现世的资本主义文明面前，根本不灵了。不管中国人在感情上是否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帝国主义的炮舰和商品将儒家文化的尊严和神圣一扫而光。
三、近代理性的觉醒和中衰
近代儒家文化的衰朽，不只是表现为它无力应对世事变化，更重要的是它自身内部已经产生了异己的因素，同传统儒家文化相分离的近代理性意识。萧功秦在他的论著中叙述了一个勇于正视现实的“通其情，达其理”的洋务派人物郭嵩焘。遗憾的是，作者只是把他作为同迂腐的文官集团相对比的个别例子来看待的。郭嵩焘不过是具有近代理性意识的一批开明志士中的一位，诸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冯桂芬、薛福成、林<SPS=1769>、容闳、王韬、曾纪泽、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都应属于这一思想系列，他们都是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营垒里分化出来的新人物。当然，我们并不能要求作者在他的篇幅有限的著作里评述这些人物；但是，在观察的总体上似乎可以更多地注意到近代理性对传统儒家文化意识的背离。
我这里所提出的“近代理性”的概念，主要是指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际产生的与历史发展主潮相一致的文化意识。它是传统儒家文化自身发展的分离结果，更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传播影响的结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曾经指出，清代儒家经学中有两种思想对近代思想的影响甚巨。其一是今文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二是古文学派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思想。这两种思想的发展，便依次打破了明代王氏心学、宋代程朱理学、汉唐许郑经学的层层禁锢，使士大夫们从儒家经典里解放出来关心当世之务，也使他们一醒旧梦，开始培养“求真”的科学精神。清代阎若璩、戴震、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朴学的文献考据，开始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逻辑学方法。在“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的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中体现出重观察、重怀疑、重证据、重比较、重归纳的科学精神。这两种思想在近代合流，相互渗透影响，使得先进的社会观和自然观中都开始具备理性精神，即超越了个人日常生活理智感的具有怀疑、批判意味的理性意识。
近代理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开海禁到办洋务，这一阶段是突破旧的观念，注重客观的不带偏见的观察，开明志士看到了世事变化的必然性。
第二阶段，是从办洋务到戊戌变法，这一阶段是在对西方各国经过了系统的实地考察以后，特别是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后，痛苦地反省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弊害，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制度文明的现实，进而提出了托古改制、建立君主立宪的变法思想；与此同时也开始系统全面地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哲学和科学。
近代理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从戊戌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时期。这一阶段中理性意识的发展呈现着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民主和科学的意识有了较大的发展，以西方民主共和制度为蓝图的政治革命和以资本主义文化体系为参照系的思想革命相继被提了出来；另一方面，排满保种的民族救亡意识掩盖着政治革命的真正意义，加上政治革命的步伐急速推进，失去了同思想革命之间的平衡互协，反而使得科学理性和民主精神未能在全民族发扬光大。戊戌变法时期高扬理性意识的先进人物停滞不前，甚至又倒退到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水平。本来，儒家文化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在基本范畴上就是属于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本身只是在它的实际内涵上超越了儒家文化，但是它的思想特征并非是科学理性的。他用公羊春秋的三世说，比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尽管他这样作有策略的考虑，然而更重要的是暴露了他的思维方法根本没有达到科学理性的水平。因而他从《礼运·大同》篇里推衍出的“大同理想”，也就经不起科学和实践的验证，成为空想。戊戌变法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未超越君主制所能接受的限度。在这些改革思想中渗透的近代理性，也没有完全超越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水平，它只是将那种由宋明理学所限定的伦理本位的理智感重新放大为经世致用而已，它还来不及将自己发展到思辨理性的高度，也来不及用严密的科学逻辑将自己武装起来，因而它的思维成果便仅仅流于一种挽救国运的对策，被封建统治集团轻易地掠为救命稻草。更加耐人深思的是，长期被儒家文化统治的中华民族对于严复等人大量评介过来的西方文化进行了自动选择。它首先推重的是对于民族救亡特别有实用意义的进化论思想，然而对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认识论和逻辑学却表现了冷淡，而且这种西方经验论的思想在无形之中，又被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渐渐同化了。就译介者严复来说，便厌弃对于事物的本质、实体进行理论思辨，凡于国计民生关系不大的，在他看来都属“不可思议”、“不可名言”，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迷信归纳万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提出过“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强调了科学真理的重要性，但是，他更重视的仍然是“行”，他并没有将理性认识发展到思辨的高度和逻辑的严密程度，同时他所强调的“行”又是以个体感知经验为基础的，甚至可以和科学理性的“真知”相分离的。
由此可见，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艰巨而紧迫的政治革命的任务，一次又一次地妨碍着西方文化特别是它的思辨的科学的理性意识进入中国文化体系，一次又一次地为儒家文化的实用理性提供了它得以保存的新的形式。中国的以小生产者占到绝大多数的民众，处于文盲和半文盲的水平，然而历史又不能不选择他们作为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本能地从个体经验出发，带着盲目的空想，为满足实际利益的需要而行动，这就使得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比外来文化的科学理性更有生存的社会条件。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最大的悲剧。
近代理性的觉醒和中衰，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道耀眼的却最终归于暗淡的光芒，它让人看到从传统文化向先进文化过渡的希望，也让人看到要在民族的深层意识上清理旧文化的负累该是何等的困难！儒家文化确实走到了它的没落的困境，然而它为中华民族设计的实用理性的思维一心理定势却难以寿终正寝。当中国人民一次次为自己的命运和权利浴血奋斗的时候，多么需要科学的理性精神来引导！只有科学的理性取代了实用理性在中国文化的总构成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华民族才有可能将自己古老的文化更新为现代的文化。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于京郊西八间房
(《儒家文化的困境》，萧功秦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第一版，“走向未来丛书”，1.30元)
吴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