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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又称《普罗米修斯》)，既无丰富曲折的情节，又无变幻发展的性格，也无复杂精巧的结构，但它却不仅被公认为这位悲剧家最重要的代表作，而且成了世代相传的杰作，曾经激发了无数作家艺术家如伏尔泰、赫尔德、歌德、雪莱、拜伦、奥格辽夫、雷列耶夫和贝多芬、斯克里亚宾、李斯特等人的创作灵感，也得到别林斯基、高尔基和马克思的高度评价和赞赏。那么，这一切都由于什么原因呢？这出悲剧不朽的生命力的奥秘究竟何在呢？
当然，我们可以从《普罗米修斯》在古希腊悲剧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来解释它的受人注目。它是“第一个”悲剧家的“第一流”的作品，而“第一”，在人们心目中，在文学史上，总是倍受重视的，因为“第一”本身就是开创，是新的转折，是发展中的突破和飞跃；但问题在于人们恰恰不仅是从《普罗米修斯》的历史地位上来注视它，而且不断地从自己所处时代的视角，即从历史与现实的联结上来观察它，呼唤它。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魅力，我以为主要来自作者所塑造的艺术形象，来自这个形象身上的渎神意识和渎神行为。普罗米修斯是神话中的人物，但经过悲剧家的集中、概括和提炼，他身上的渎神精神更加突出和鲜明了。
埃斯库罗斯把普罗米修斯同宙斯的冲突，作为全剧的矛盾冲突。普罗米修斯的受难被缚，是最高天神宙斯的暴虐迫害，而宙斯对普罗米修斯如此痛恨，是因为普罗米修斯不愿为虎作伥，屈服于宙斯的淫威，不甘当他的奴才顺民，处处按他的卑鄙残忍的意志行事，——这在宙斯眼中，在奥林波斯神界的法规中，就是犯了罪，但普罗米修斯说：“我有罪，我完全知道；我是自愿的，自愿地犯罪的”①。这就是说，他是自觉地冒犯最高天神宙斯，自觉地亵渎神灵的。他被缚受刑，并将忍受无穷的痛苦，“经过万年的挣扎”，但他决不屈服，决不低头。威胁利诱，均无所动，坚持反抗，继续揭露宙斯的新旧阴谋，宣告宙斯必将被推翻。他甚至喊出了：“宙斯的王权不打倒，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可见，普罗米修斯的反抗意识和渎神精神是贯彻始终的，他并不认为自己真有罪，相反，他认为宙斯应该被打倒，宙斯有罪。“仇敌忍受仇敌的迫害算不得耻辱。”“我会惧怕这些新得势的神，会向他们屈服吗？我才不怕呢？绝对不怕。”——普罗米修斯这种大无畏的渎神精神照亮全剧。他同宙斯的矛盾直到全剧结束不但没有缓解，而且随着他被宙斯利用权力打入塔耳塔洛斯地狱而更加激烈，这种矛盾贯通天上、人间和地狱，一直向无限的未来延伸。这仿佛成了一个象征——象征着这种渎神精神和神权的矛盾的超时空意义。埃斯库罗斯在这儿也象普罗米修斯一样成了“预言之神”。如果说，一个成功的作品总是包含着某种未来的因素，那么正是在这种渎神意识中，我们可以找到无数后来的志士仁人被这出悲剧、这个形象打动的原因，亦即公元前四、五百年的作品能够引起未来的人们共鸣的原因。
同时，埃斯库罗斯对冲突及冲突双方都注入了时代和历史的血液，使之现实化了，“人化”了。在悲剧中，普罗米修斯这个提坦之神成了外化于神的人类的代表，人民的代言人，人民意志及心声的表达者，而宙斯则成了奴隶制统治者、王权和暴君、僭主的代表。这样，本来是神界的冲突成了人间的冲突，神话演变成了奴隶社会现实的写照，普罗米修斯的“渎神”精神也就注入了新的时代和历史的内容，有了反对“地上的神灵”——奴隶主暴君和专制僭主的新意蕴。
普罗米修斯在悲剧一开头就作为人类的保护者而出现，而宙斯则是人类的奴役者和摧残者。宙斯同普罗米修斯的矛盾，正是围绕对人类的态度而展开的。普罗米修斯帮助宙斯战胜克拉诺斯，取得了统治权，但宙斯当权后，“对于可怜的人类他不但完全不关心，反而想把他们的种族完全毁灭”，在这关系人类存亡的紧急关头，除了普罗米修斯，“谁也不挺身出来反对”，只有他“有胆量拯救人类，使他们不至于完全被毁灭，被打进冥府。”他从天上偷火给人间，给人类光明、温暖和抵挡灾难的武器。他教给人类耕作，纺织，建筑，医药，数学，航海，天象，文字，占卜等各种技艺和本领。他还帮助人类瞒过了宙斯的眼睛，用网油盖着一堆骨头来向众神献祭，从而减轻了人类的负担。宙斯正因此对普罗米修斯恨之入骨，对他进行惩罚。这个最高天神企图以此维持他的特权，同时也暴露了他仇视人民、同人类作对的“专制横行”的“暴君”面目。如果说在神话中，宙斯是氏族公社的酋长和首领的化身，那么在这个悲剧中，他就是奴隶主寡头僭主的象征了。正因此，在普罗米修斯口中，不断出现“暴君”、“君王”、“王权”、“特权”、“专制”之类字眼，连河神的女儿们(“歌队”)也斥责“宙斯滥用新的法令，专制横行”。
普罗米修斯对于自己同宙斯的矛盾的性质，也是非常自觉的，他说：“只因为我太爱护人类，成了宙斯的仇敌”。他相信不义之君王必将被推翻：“让他统治这短促的时辰吧；因为他在神中为王的日子不会长久。”他警告宙斯的走狗赫尔墨斯：“以为你们可以住在那安乐的卫城上吗？难道我没有看见两个君王(指乌拉诺斯和克拉诺斯)从那上面被推翻吗？我还要看见第三个君王，当今的主子，很快就会不体面的被推翻。”这是彻底的渎神精神，也是彻底的渎君精神，渎神与渎君在这里成了二而一的东西了，因为神本就是天上的君王，君就是地下的神灵；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统治者和国王，君主，不是一直被说成是神的代表，神的化身，他们的权力不是一直被说成是上天所命定，神所赋予，因此永不可动摇，无论如何违反不得的吗？现在普罗米修斯却挺身宣告一个个与人民对立的君王，日子都不会长久，“很快就会不体面的被推翻”，这是何等彻底的亵渎神灵、反抗暴君的精神！
埃斯库罗斯生活在雅典奴隶主民主派同专制寡头派斗争激烈的年代，在普罗米修斯同宙斯的矛盾中，我们自然可以设想诗人熔铸了民主派对寡头派的斗争精神；但从悲剧本身看，普罗米修斯对宙斯的斗争并无同宙斯争夺对天庭或人间的统治权的任何象征或暗示。普罗米修斯为之斗争的正义事业同当时民主派的斗争当然是一致的，但普罗米修斯是人民的代表，人类的利益的捍卫者，是超越当时的奴隶主民主派的局限而更富人民性的形象。这就正如恩格斯称赞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超越了资产阶级，列宁称赞启蒙思想家真诚期望全人类共同繁荣昌盛一样。恩格斯说：“给现代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②列宁也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当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自私的观念；相反地，……他们完全真诚地相信共同的繁荣昌盛，而且真诚地期望共同的繁荣昌盛”③。
普罗米修斯曾对宙斯有过幻想，产生过同宙斯和好的愿望，他在同河神的女儿谈话时曾说：“等他受到那样的打击，我相信他的性情是会变温和的；等他的强烈的怒气平息之后，他会同我联盟，同我友好，他热心欢迎我，我也热心欢迎他。”但就以这些话而论，这里面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等他受到那样的打击”，即同普罗米修斯知道的某个女子结合而使宙斯“失去王杖和权力”。普罗米修斯始终寄希望于这一点，即宙斯最终将被推翻，所以他才说：“宙斯的王权不打倒，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宙斯是会屈服的，不管他的意志多么倔强；因为他打算结一个姻缘，那姻缘会把他从王权和宝座上推下来，把他毁灭；……等宙斯碰上了这场灾祸，他就会明白作君王和作奴隶有很大的不同。”很显然，普罗米修斯说的同宙斯“友好”、“联盟”，不是普罗米修斯放弃自己的正义立场去屈从于宙斯的神威王权，相反，是要把宙斯“从王权和宝座上推下来”，使他也尝尝“作奴隶”的滋味，然后才可能友好联合。因此，尽管据说在三部曲的第二部中写了普罗米修斯被释，但由于作品失传，无法以“被释”就推测普罗米修斯妥协；而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是找不到任何对宙斯的王权神威屈从妥协的痕迹的。相反，普罗米修斯愈斗愈强，既不受宙斯“甜言蜜语的欺骗”，也不害怕他“凶恶的恫吓”，普罗米修斯的渎神精神是愈来愈坚决彻底，愈来愈光彩夺目的。
悲剧的确流露了作者的命运观，普罗米修斯相信命运和定数并以此作为自己同宙斯斗争的神秘的内在依据。但当我们评价一种命运观的时候，不但要看到信奉者信奉命运，还要了解他信奉怎样的命运。在剧本中，普罗米修斯相信什么样的命运呢？他不是相信宙斯“命中注定永远为王”，而是深信宙斯必将“不体面的被推翻”，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避免那可耻的不堪忍受的失败。”同时，普罗米修斯不是相信自己命定该受害死亡，而是相信“我命中注定是不死的”，相信“儿子比父亲强大”，相信伊娥的“第十三代”子孙会来解救他的苦难。如果说，命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是人所未知的规律性，那么，这个悲剧中和普罗米修斯的观念中的命运观，不是一种宿命论的迷信和奴隶主阶级的天命观，而是暴君必亡、人民必胜的进步观念和信心蒙上了命运观的尘埃而已。如果我们把普罗米修斯关于宙斯和关于自己的命运的预言看作是一种信念，一种对正义事业必然战胜暴虐势力的信心的象征，看作彻底的渎神意识的延伸，那么就不会对普罗米修斯和埃斯库罗斯苛求严责了。
伊娥的出现，对普罗米修斯同暴君宙斯的斗争是有力的衬托。伊娥是受宙斯践踏的女子，她也是本剧中唯一的凡人，她的上场不仅更具体地说明了宙斯对人类及人间女子的危害和普罗米修斯对人类及妇女的同情，而且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个凡间女子生下的后代，将解救普罗米修斯于苦难之中，而这个后代同时也是宙斯的后代。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儿子比父亲强大”、子辈不会重复父辈的命题，而且意味着同人类血肉相联的普罗米修斯也将从人类中找到摆脱痛苦的依靠，人类将一代比一代更强。
悲剧中的渎神精神，还突出地体现在自由意志同专制强权、自我意识同奴才哲学的斗争中。黑格尔曾说，古代东方的专制主义是“一个人的自由”；在《普罗米修斯》中，最高天神宙斯实行专制强权统治，在那儿也只有他“一个人的自由”，而其他所有的人和神，都是没有自由的，所以连威力神也说：“除了在天上为王而外，做什么事都有困难；除了宙斯而外，任何人都不自由。”专制统治也就是对人的占有，对所有被统治者的自由的剥夺，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专制强权和神权统治必然造成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我丧失”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罗米修斯反对宙斯这个专制暴君的斗争，不能不同时必然是争取人的自由的斗争，是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展示。普罗米修斯挺身反对宙斯的暴政和摧残人类的阴谋，正是为了打破只允许有“一个人的自由”或少数人的自由的神界天庭秩序，给愚昧者以智慧，给盲从者以理智，给丧失自我者以自我，一句话，使人成为真正作为自由的主体的人。普罗米修斯说：“人类所受苦难”使“他们先前多么愚蠢”，“好象梦中的形影，一生作事七颠八倒”，因此必须“使他们变聪明，使他们有理智”。普罗米修斯盗给人类的火，是渎神之火，也是理智之火，文明之火，自由之火。
有专制暴君必然会有奴才和奴性，而有奴才顺民必然会有专制暴政；同样，争取自由和自由意志，尊重自我和发扬自我意识，也就必然既反对专制强权，又反对奴才哲学，这都是渎神精神的直接的和必然的题中之义。悲剧中出现了其他许多神，他们是各不相同的。威力神、暴力神和赫尔墨斯是宙斯的专制暴政的帮凶，但在普罗米修斯眼中，他们也不过是没有自由意志和自我人格的奴才，所以他称他们为“宙斯的走狗，新王的小厮”，他对赫尔墨斯说：“我不肯拿我这不幸的遭遇来换取你奴才的地位。”这简直如同是“不自由毋宁死”“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宣言。火神赫菲斯托斯为普罗米修斯的遭遇悲叹不平，他不满宙斯的残忍暴虐，他说：“宙斯的心是冷酷无情的；每一个新得势的神都是很严厉的。”但他被宙斯派去执行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崖石上的命令，而漠视宙斯的命令“是要受惩罚的”，同时他也不理解普罗米修斯为何爱护人类，因此他还是无可奈何地执行命令，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这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角色。河神俄刻阿诺斯同情普罗米修斯的苦难，愿为他摆脱苦难而出面去向宙斯说情，但他却立足于要普罗米修斯改变对宙斯的态度，委屈求全。他说：“你要有自主之明，采取新的态度，因为天上已经立了一个新王”，他甚至责备普罗米修斯“不谦逊”，“太夸口”，“放肆的唇舌”“招致惩罚”。因此普罗米修斯说他是“天真的愚蠢”，要他“快快走”。这些神从根本上说都未摆脱奴性，都屈服于宙斯的淫威和压力而丧失了自我。正是同这些不同的神的纠葛中，普罗米修斯的渎神精神进一步迸发异彩，他成了自由意志和自我意识的化身。也正是在这里，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及其渎神意识获得了千古不朽的魅力。因为人类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直到久远的后世的发展历程中，这种专制强权同自由意志的斗争、丧失自我同自我意识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
神话是“种族心理的积淀”(荣格语)。以神话为基础的古希腊早期悲剧《普罗米修斯》，也是一种文化心理的积淀，而其中的渎神意识或曰渎神心理，是一种文化和历史文明的浓缩，是心理积淀中的精华。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到来的西欧中世纪，神学、神权肆虐而成为西欧精神统治的支柱，渎神精神受到了残酷的摧残和镇压。马克思曾把中世纪称为“人类历史上的动物时期”⑤，即人被剥夺了人的本质而向任人摆布的动物倒转的时期。马克思还说：“封建制度就其最广的意义来说，是精神的动物世界，是被分裂的人类世界……在自然动物界中，工蜂杀死雄蜂，而在精神动物界中则恰恰相反，是雄蜂杀死工蜂——用工作把它们折磨死。”⑥从文艺复兴开始的西方世界一次接一次的反封建反神权的斗争，都是人为了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动物世界”和“动物时期”而成为真正的人的斗争，恢复人的自我本质的斗争。这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正可简称为渎神斗争。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有那么多先进人士被普罗米修斯形象所吸引，从中找到新的时代精神的胚胎的原因。这也就反过来印证了普罗米修斯的渎神意识是西方传统文化心理的一种积淀。如果把这种精神同我国传统文化心理中的屈原精神——历尽屈辱而忠君爱王之志不移的精神相比较，就更可看到前者的特色。屈原同样生于奴隶制社会并是代表进步和正义同反动贵族斗争中的失败者。他可以怀疑天上和地上的一切，但决不怀疑和反对天上的神及其代表——地上的“神”：楚王，所以当君死国亡时，他就一切幻灭而自杀了。
马克思敏锐而深刻地看到了埃斯库罗斯悲剧中普罗米修斯身上亵渎神灵的精神并把这一精华提到哲学的高度，他说：“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的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中跳动着，它将永远象伊壁鸠鲁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叫道：‘那摈弃群氓的神灵的人，不是不诚实的，反之，那同意群氓关于神灵的意见的人才是不诚实的。’
“哲学并不掩藏这一点，普罗米修斯自己承认道：
“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
“这是他的自白、他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因为这些神灵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灵同人的自我意识并列。”⑦
这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所引用的普罗米修斯这句话，在悲剧中的原语为：“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受了我的恩惠，恩将仇报，迫害我的神。”马克思引用时略去了限制语，将这句话概括为“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的“格言”，这就使普罗米修斯的渎神精神更加鲜明突出，更加富有普遍意义了。同时，马克思还把神灵看作“自我意识”的对立物，高度肯定“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从而把渎神精神同人的自我意识联系了起来。马克思赞赏埃斯库罗斯在剧中歌颂渎神精神，使众神在悲剧中“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⑧。马克思还引用了《普罗米修斯》中这样几句诗：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
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愿被缚住在崖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
正是基于对这种彻底的毫不妥协的渎神精神的肯定，马克思称赞“普罗米修斯是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⑨这里，也可明白为什么普罗米修斯成了马克思最喜爱的一个形象，而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是马克思最爱好的作品。
作为奴隶制时代的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只是就神话的题材表达自己的渎神意识，他不可能在现实中找到推翻神灵、解放普罗米修斯和解放人类的道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只有体现在《国际歌》中的这种最完全彻底的渎神精神，才能引导人类冲破思想牢笼，使“火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① 文内所直接引用的《普罗米修斯》中的话，均引自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45—446页。
③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28页。
④ 见《经济学—哲学手稿》、《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有关论述。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34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42—143页。
⑦《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三年版，第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页。
⑨《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页。
林亚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