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先生的《走向世界》有一个副题，将其内容界定为“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但实际上并不仅囿于此，开篇三章不仅远溯了前近代的多少个世纪，而且明快直率地告诉人们，这一考察始则由西人或西儒的“自西徂东”，而中国人的“自东徂西”其实也导源或引发于此。樊守义、谢清高辈的西渡，一随耶稣会士抵达罗马、一随“西洋商船周历诸国”。樊氏有《身见录》一书传世，谢氏则因归国后双目失明，只好由他人代笔录其所历所闻，留下一本名为《海录》的书。尽管如此，此二人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及其著作的价值，仍然有着破天荒的意义。
然而，人们不无遗憾的是，这仅有的两本中国人的欧西见闻录，其中樊氏的一本却终未行世，并且直到一九三七年才被我国学者从罗马国立图书馆所发现。谢氏的《海录》也是迟至其身后二十年才有刻本行世。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要从自己的同胞那里来检验一下洋鬼子们的海外奇谈，就只能从一个瞽者的所述中去求旁证。指出这一点是十分令人扫兴的。
的确，所谓纵向的比较还是不宜多搞。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远足者大抵都是轻装起程，背着沉重的包袱去作环球旅行，至少尚无前例可循。因此，走向世界固然是时不我待，但临行之前，最好还是把那个“传统”的包袱清理一下，在这方面，我以为钟著所述郭嵩焘、刘锡鸿之出洋经历即可资说明。
郭嵩焘、刘锡鸿二人是中国首任出使大英帝国的正副使臣。刘氏从一八七六年底由上海出发到一八七九年一月离英返国，为时不过仅仅两年，但他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度——英国——的认识，有了令人惊叹的深化。人们知道，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首先看到只是其船坚炮利，因而师夷之长技具体就落实为坚我船利我炮。但郭氏在其未跨出国门之前，即能洞悉其弊。在英国实地考察后，他首先认识到民主政治的极端重要性，指出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非民主之国，则势所不行”；其次则看到了教育在近代社会中的关键作用，坚信“人才国势，关系本源，大要莫急于学”；再次，为探西技、西政之本源，郭氏还有目的地考察和研究了西洋的历史和文化。从希腊先哲泰勒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科学的先驱培根、伽利略和牛顿，无一例外地作了热情的介绍；郭氏其人由于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对当时的西方社会有了不含偏见或不囿成见的了解和认识，自然主张实行开放的政策，主张向西方学习。
而刘氏则以反对所谓“用夷变夏”为其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因此之故，他的英伦之行中的所见所闻即别有一番独到之见。为读者便，这里不妨录示一二以玩其味。例如就农业机械他认为：“夫农田之以机器，可为人节劳，亦可使人习逸者也；可为富民省雇工之费，亦可使贫民失衣食之资者也。”就火车他又议论：“火车之不能行于中国，犹清静之治不能行于欧洲，道未可强同也。”但是最妙的，还、是他在女权问题上的强词夺理。当有人提出：妇女亦人也，何独幽诸室而不出？他回答：“君何不云，胸吾体，背亦吾体，何为胸则前而背则后乎？以胸阳而背阴也。头吾皮肤，少腹以下亦吾皮肤，何为头则露而少腹则覆之乎？以头阳而少腹阴也。”(参阅《走向世界》第十四章)至于他攻击郭嵩焘的“三大罪”(即所谓“披洋衣”、“为小国国主起立致敬”、“听音乐仿效洋人”)，则进一步说明了他是个典型的思想麻木、僵化且又不明大势的自大狂。于此可知，要走向世界，首先要消除心中的偏见。
近代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使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星球实际上是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而科学和文化本身的发展，同样有赖于人类交往的不断扩大。钱钟书先生说的好：“‘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
(《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钟叔河著，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五月第一版，〔精〕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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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