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在书中第一篇的是朱光潜的文章。朱光潜说：“从文不只是个小说家，而且是个书法家和画家。他大半生都在从事搜寻和研究民间手工艺品的工作，先是瓷器和漆器，后转到民族服装和装饰。我自己壮年时代搜集破铜破铁、残碑断碣的癖好也是由从文传染给我的。从文转到故宫博物院和历史研究所之后，在继续民间工艺品的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并不下于他的文学创作。不过我觉得他因此放弃了文学创作究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书中的第二篇文章是张充和的。她去国与沈从文相别已三十一年。“………这次见面后，不谈则已，无论谈什么题目，总归根到文物考古方面去。他谈得生动、快乐，一切死的材料，经他一说便活了，便有感情了。这种触类旁通，以诗书史籍与文物互证，富于想象，又敢于用想象，是得力于他写小说的结果。他说他不想再写小说，实际上他哪有工夫去写！有人说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
两种说法，正是“五雀六燕，铢两悉称”！我也曾打算把二十九位作者的三十六篇文章排排队，统计一下，看看站在哪一边的居多数。但总不能按照统计数字决定我自己怎样投票呀！不投票也无妨，倒是不管你喜欢文艺抑或偏爱文物，读了这本书，明白了沈从文以前在写小说的时候便有文物的癖好，他后来研究文物的成就又很得力于几十年之写小说，这便是不小的收获了。
我有幸读到过沈从文的一封信，那是一九七一年冬天他在湖北丹江寄到北京，给已从“五七干校”调回来搞“文化大革命中出土文物展览”的一位老同事的。他在信中自道“不是专家料子，也从不妄想滥竽充数，所有多近于一般文物常识。惟所有常识多从经手过眼实践得来，加以过去前三十年还看了点杂书，近廿年……有机会接近大量文物，也有时间翻翻史志图录……也就或多或少有了些认识……因此在‘报废’以前，总觉得还有责任待尽。”又说：“我家中的书，在上次让房子给人时，已全完了。试就一时想得起的应用工具书开个单目，望为问问价钱……就力所能及的买些书来，查查翻翻……还有近百十个小题目可望分别用万把字说明写出来，排出个秩序，可作好些方面参考。”末了还探问“这个展出何时结束，整个出国文物是否将在故宫先作预展？望就所知而不必讳言的见示一二。”他原准备在旧历年前后请假到北京治病，想乘便一看这次展览，那时“天气极冷，外宾参观必不甚多，我在午门上陈列室已有过十年训练，从从容容的在零下十度陈列室学习十来天大致不会冻僵”。
我是在大约五年之后才读到这封信的，读信时颇受感动，对沈先生勤奋、认真、孜孜不倦的工作态度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这本汇编选辑的书中有许多具体事例，形象描写，一一验证了我读信时留下的记忆。这些文章的作者，互不相谋，各写自己见知的一枝一节，光影交投，合为一幅长卷。萧离说：“老作家又一次在逐字逐句地校订着自己四十多年前的作品了，看得出来，他完全用一种‘宠辱不惊、守分尽职’的平静态度来看待这份工作的。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仍然是那个‘临事庄肃、为而不有’的对待事物的固有态度。”金介甫说：“沈从文主张一切艺术，甚至那种纯粹是为了读者的消遣而产生的艺术，也应该是‘严肃认真的’，至少在开导读者对美的鉴赏，要对社会负责。”汪曾祺在引了沈从文“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中得来的……”之后这样说：“安于寂寞是一种美德。寂寞的人是充实的。”他还说：“寂寞是一种境界，一种很美的境界。”
书中所写的沈从文这种工作的态度，为人处世的态度，对社会负责的 态度，难道不是一种本质的东西吗？既在前三十年从事文学创作取得成就，又在后三十年从事文物研究取得成就，所以然者，不就是这个一以贯之的“道”吗？我的确很欣赏汪曾祺的警语，但是我的心灵不纯净，不由得要问：能不能又充实又不寂寞呢？
王浩的文章中提出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如果几十年来，如果在主流之外容许少数有素养的知识分子继续专业并训练少数的学生，在今天中国的文化面貌会不会更丰盛一点呢？往者已矣！今后是不是可以容许一些被骂了多年(我也跟着骂过)的‘纯’学术呢？在这样一个史久人众的大国，文化方面的多姿多彩是完全可能而必要的。”在沈从文“转业”问题上的议论纷纭，无非是对“容许少数”与否的猜疑；而我所说的“不寂寞”，也只是要求这么一个有涵容襟怀的气氛，并非追逐蜂围蝶绕的熙攘。
本书入选诸作，各有精采。但尤使我有相见恨晚之感的，则是排在第二篇的《三姐夫沈二哥》，这是我头一回读到张充和的文章，它足与黄永玉《太阳下的风景》、黄裳《沈从文和他的新书》争强斗胜！
(《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荒芜编，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三月第二次印刷，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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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