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自我分析的日本文化论
大家知道，几乎每一个青年人都要经过一段所谓的自卑期。在自卑期里，他们老是惦记着别人对他是怎么看的。他们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对自己做着种种评价与分析，为自己的扇风耳、脸上的雀斑、泛黄的头发感到害羞。
日本人非常注意外国人对他们的评价，日本文化论也具有这种性格。早在公元六世纪，日本人就吸收了不少中国文化。圣德太子公元五四一年在摄京玉造的海岸上建立了四天王寺，它是用来迎接中国客人的。他们希望通过这个寺院的修建得到中国客人的承认。他们担心中国人说他们是后进国，野蛮国，想证明日本能修建这样雄伟的寺院，有相当高的文化。此后日本人建设乎城京，写出《日本书纪》《万叶集》《怀风藻》等古典名著也出于这种心理。日本人重视外国人眼中自己的形象。所以外国人写的日本文化论多被译成日文。美国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英国学者罗兰·道尔的《城市的日本人》、南朝鲜教授李御宁的《小家子气的日本人》、刘德有的《在日本十五年》，只要是谈日本人与日本文化的，不论该书在世界上有名无名，一律译成日文，因为它最有可能在日本成为畅销书。
早在十八世纪，日本人就开始对自己着了魔似地进行自我分析了。明治以后，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在学术论坛上占了主导地位，翻开明治以来的任何综合性杂志，没有一期不刊登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方面的文章。国粹主义者三宅雪岭主编的杂志直截了当地拿《日本及日本人》做刊名。
在江户末期的许多散文随笔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的雏形。当然这些文化论还很不系统，甚至还没有使用文化这个词。其中，探讨日本起源的有田家虎的《随意录》、村濑栲亭的《艺苑日涉》、牧墨仙的《一宵话》；关于日本人与日本国民性的有伊势贞丈的《安斋随笔》、田宫仲宣的《桔<SPS=1487>漫笔》、太田道灌作的《我宿草》；研究日本语的有本居宣长的《玉羯磨》、小山田与清的《松屋笔记》等等。
这些片断的日本人论涉及国民性的有<SPS=1343>崎东海的《不问谈》，该文指出“日本人强悍无比”；田宫仲宣的《愚杂俎》，文中写道：“日本人崇尚不畏死的壮士”。这些论述，与今日的文化人格论也有某些相通之处。
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论也常用比较文化论的方法进行自我剖析。雨森芳洲的《桔窗夜话》便是代表作，他拿日本文学与中朝文学做了比较。他认为，中国人能把无穷的情化做无穷的词倾吐出来，而日本人只能用“有穷的词’去倾吐无穷的情。在对日本语的语言牢笼发表一番感慨之后，他得出彼强我弱的结论，自愧不如。曾几何时，日本人把比较的对象逐渐换成了欧美。昨日唱的“汉土如何”，如今换成“欧美如何”，紧接着日本的知识分子就往往带着自责的口气斥骂同胞、给予日本如何不行的评价。《丑陋的日本人》被日本人自己写了出来。在夸大了的欧美列强的雄伟形象之下，日本文化论使日本人感到自身的渺小，丑恶，无能。
日本文化论的讨论在战后随着教育的普及，在更广的范围内展开了。出版界为了迎合读者的口味抛出了数以百计的书籍，掀起了日本文化论的狂潮，它讨论日本人的起源，邪马台国的位置，日本人的特性，文化论，语言论等等，不一而足。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的日本文化论以文化省思为主，比战前有了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在战后二三十年的一段时期内，一些正直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从日本战败这一冲击中汲取教训，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做出了认真的自省。在痛定思痛之后，奋起对残存的封建主义作了不妥协的斗争。川岛武宜，丸山真男，桑原武夫，加藤周一等学者便是代表。
桑原武夫对比了中日文化。他指出：“日本文化无疑是由中国文化的卤汁点成的，然而日本却没有象中国那样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做为抵制西方文化的有力武器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中国有这样的说法，‘泰西之学，其源流皆生于墨子’，‘究泰西之学，实出于中国，百家之言藉具存，斑斑可考。’姑且不论此种议论是否得当，从历史上讲，中国文化在每遭一次落后游牧民族的浩劫之后都如同烈火中燃烧不尽的野草，春风吹又生，是久经考验的文化。不幸的是，日本人对日本文化不可能象中国人对中国文化那么充满自信，所以在西方文化进入日本时拿不出象样的武器来抵御。”桑原先生还对比了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异同。在《论传统》一文中他指出，“‘传统’一词不过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生造的词汇，日本人在使用这个词时往往采用暖昧的态度。西方的传统(tradition)固然指历史沿传下来的道德、思想、风俗、艺术、制度，然而在西方既重视集团的作用又重视个体的自由。在匆匆地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日本，人民的个体不发达、独立人格匮乏，日本国民要对天皇‘忠君爱国’，又何尝谈什么传统，只有传承罢了。如果强求日本的传统的话，只能扯到天皇制上来，天皇制的原型是家元制，它的确是日本独特的制度，但与其叫它传统，不如叫它传承。”(《第二艺术》讲谈社学术文库)在谈到日本文化的特点时，桑原武夫先生认为日本人在摄取西方近代文明之际搞了无数次文化革命，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的表现未免有些“轻佻浮薄”。但从积极方面理解，日本人在摄取西方近代文化时表现得象孩子一样天真，有很强的适应、消化能力。他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要盲目认为日本文化自古就优秀，去从法隆寺、芭蕉、桂离宫中找答案。
文艺评论家加藤周一在《何谓日本人》等论著中直言不讳地说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它不拘泥一家一国的界限，是以对外来文化广泛进行吸收为其主要特点的。
日本人的好奇心
年轻人的好奇心往往很强烈，他们对新事物的感觉显得特别敏锐。和许多青年人一样，日本人对外来文化也有强烈的好奇心。特别在十九世纪末这种好奇心是建立在强烈的民族意识基础上的。日本人对西方近代文化感兴趣并不因为他们是世界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危机感。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中国的命运给了日本的知识分子强烈的刺激。美国印度洋舰队长官伯利强迫开同，特别是一八六三和一八六四年日本初次与列强较量就以惨败告终，给知识分子的刺激非同小可，越发撩起他们对外国的新事物的好奇心。吉田松荫想冲破幕府的阻挠到海外去接受新思想被投入监狱，死在狱中。从一八五九年到一八七二年仅去美国留学的就达五百人之多。从一八六八年到一八七九年的十一年中，日本人翻译欧美的书籍当中仅有关美国教育的就有二十三本之多。
因为有强烈的好奇心，日本人对追赶的对象是要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便是岩波文库丛书。只要是名著，管它古今东西，全部翻译过来进行介绍。无论谁都可以为挣些稿费贴补家用去翻译柏拉图、孔德、黑格尔、尼采、涂尔干、斯宾塞、萨特的名著。文库的普及本便宜得很，节约几趟电车票钱买一本是不成问题的。凡是世界上小有名气的书在出版后不久就可以在日本找到译本。翻译出版的速度之快，数量之多(日出十本)，内容之广泛(文艺、科学、技术)令人咋舌。
日本的大学生每年有五十万人毕业，其中十万毕业生是英国文学专业毕业生。当然，不是每一个英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水平都很高。然而其中以莎士比亚为毕业论文题目的就有五万。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很惊讶，因为即使在英国，大学毕业论文写莎士比亚的也不过数十人，在日本怎么能上万呢？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文化现象。
神秘主义的日本文化论
与上述文化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文化论还具有对外封闭的神秘主义色彩。
这种神秘主义简而言之就是你的文化我要拼命吸收，尽量地懂得更多；我的文化你用不着懂而且永远不可能搞懂。日本人深信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幽寂”“高雅”，暮钟、晨鼓的内在含义外国人是不可能懂的。一部分日本人深信只有日本人才能有资格研究日本，国际交流只是意味着教给外国人关于日本的知识。
一个自卑而又自傲的青年人对那些向他表示尊敬和好感的人持怀疑与不信任的态度，因为他怀疑别人也许对他设有什么圈套或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别人为他做了些好事，他就认为那个人是想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更宝贵、更重要的东西做为报酬，因此他的警惕性永远不会消失。正象这种青年人一样，日本文化痛苦地渴望别人与自己交流和接触，但与此同时，它又用怀疑与不信任，甚至对外带有敌意地把自己封闭起来。
梅绰忠夫在《日本文明的位置》一文中用“黑洞”做了形象的比喻。他说：“目前在国际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印象，认为日本是一个令人不可理解的国家。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之一，明显地是由于日本方面的态度。日本很不注意将本国的情况向外国介绍，也不提供信息。……以前，我曾将日本比喻为宇宙的黑洞。所谓黑洞是指位于某处的天体，它的重力场作用非常之强，以致将其周围的一切物质都吸收进去，而它自身却不发任何光、热和电磁波，结果从外部无法测到这一天体。日本与此相似，它具有巨大的能量，尽力吸收外部信息，但却不发出任何信号，日本文明确实如此。”
日本文化论的文化作用
今天的日本文化论是江户时代研究的继续。用日本人的话来说，日本人对日本文化论的爱好绝不是赶时髦而是万古不变的爱好。不是“流行”而是“不易”。对日本文化论的兴趣简直变成日本知识分子体质的一部分，融入灵魂里、化在血液中了。
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日本人为什么如此执拗地探讨何谓日本文化，何谓日本人呢？法国人没有反复讨论什么是法国人，什么是法国文化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在法国，标题为法国人或法国文化的书不一定都能成为畅销书。在印度和中国从未出版过几百本讨论何谓印度人，何谓印度文化或是中国人的特性，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书。人们也没听到意大利人热衷分析意大利人意大利文化的消息。美国人虽然也好分析自己，但比起日本人来却是小巫见大巫。
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日本人论、日本文化论所走过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在日本文化论的论坛上表面上看来似乎有对立的两派。一派是近代主义的西欧学派，另一派是传统的国粹主义学派。然而，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的争执是方法论的争执。正象参战的海军官兵在海上用雷达测量远离船体的敌舰所在位置，判断是否对自己构成威胁一样。虽然两派的计测方法不同，对数据资料的解释不同，但是他们同在一条军舰上，他们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就是保全自己、消灭敌人。日本文化论就是超英赶美的雷达。
麦克阿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曾在东京说过一句话：“如果美国文化是成年人的话，那么，日本文化只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日本人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就象小孩子盼望自己长大一样，每天到墙边去测量并记下自己的身高。日本人如此热衷日本文化论也带有这种性质。这就是日本文化论的文化作用。
作为雷达，作为测量身高的米尺的日本文化论是不成熟的。在十九世纪，这种日本文化论还有它的文化作用的话，在二十一世纪就应进历史博物馆了。日本人应把日本文化融入世界文化之中客观地分析评价，既不要神经过敏地顾影自怜，在自虐中寻找快感，也不要自我陶醉、自以为是。
自以为是的日本文化论
在文化交融的历史中，往往可以看到一种钟摆现象，即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这种现象在日本文化论中也出现了。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论以二十年为一个周期摇摆着，前边提到的明治初期与战后初期是自卑期，表现为对外开放，天真纯朴地吸收外来文化。而另一个极端则自以为是片面地认为他国文化停滞落后，唯独日本文化才是最有朝气的文化。明治中期到大正初年就如此，七十年代后的日本文化论也具有同样性质。
明治中期，国粹至上论者支配了学术与教育。国学家们认为自从圣德太子之后日本就变得越来越糟。佛教的传入腐蚀了日本人的精神，应该回到圣德太子以前的神道教时代去。他们采用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看待一切。这个时期日本文化论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了。书中夸耀日本的国民性，宣称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此时的日本文化论宣扬日本是“世界文明的狂花”、“当以一统世界文明，而为全世界民生希图大幸福、大安宁为其天职。”中日甲午海战爆发的一八九四年志贺重昂的《日本风景论》风行日本，宣扬日本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国家。
大正十二年四月(一九一六年)国粹主义者三宅雪岭主编的《日本与日本人》杂志出了一期日本研究特刊。把这本杂志换上一九八六年的封面，在七十年后再与日本读者见面，读者一点儿也不感到过时。这不是三宅雪岭伟大，实在是爱走极端的日本文化论几经反复之后又摆回了原先的位置，自以为是起来。
日本人至今还没有抛弃几个世纪以来孤立于世界而形成的民族偏见，他们以肤色、国籍、宗教和政治信仰的差异给人以不同的待遇。在国际社会中把世界各国各民族分为三六九等，对强国谦卑，对弱国傲慢。一个世纪以来，日本人在超英赶美的目标下对列强一刻不放松地追赶着，他们终于按自己的愿望，从“三等国”变成了“二等国”跃居成一等国。照他们看来自己居然爬上了国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的尾巴又开始翘了起来。日本人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恢复了 元气，使得一部分学者昏昏然，再度出现了把日本文化与世界文化割裂开来的倾向。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曾根首相在第五次轻井泽讨论会上对日本的传统文化做了讲话。他说：“《古事记》《日本书纪》是公元六、七，世纪大和朝廷鼎盛时期留下的史料，它足以说明日本国家与朝廷光荣的历史。明年是战后四十年整，也是天皇在位六十年。应当清扫以往侵入的一切外国思想的尘埃，重新确立日本特性。”发言最后谈到：“确立日本特性的工作应当由在这方面有自己独特想法的京都学派的诸君担任起来。”这就是中曾根拨款二千万日元(约合十四万美元)建立一所新的日本学研究中心的原因。
京都学派的领导人梅原猛教授是当前日本文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观点可以代表当前的自以为是的日本文化论的主要思潮。梅原猛的《日本文化论》(一九七八年讲谈社学术文库)是当前的畅销书，自初版发行后六年之中印刷了十次。该书的第一章“对欧洲的反击”借用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观点主张摒弃欧洲文化中心观。他认为黑格尔与萨特的哲学都已日暮途穷，西方的文明象瘟疫一样威胁着现代世界。第二章“日本文化的主体性丧失”认为日本文化在百余年中丧失了自我。第三章“主导文明的二种原理”直截了当地提出欧洲文化已进入了日薄西山的暮年，大国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靠武力征服他人的哲学已没有市场。他认为欧洲文明的基础一个是希腊文明，另一个则是基督教文明，都是依靠武力征服他人的文明。他认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共产主义(基督教的支流)都不能解决当今世界的问题了。第四章“未来的课题”宣布创造世界新文明的历史重担已落在日本人肩上。因为非洲若想创造文明还需等很长的时间；印度因国内的贫困问题与语言的不统一也很难站在世界文明的先头；阿拉伯人被欧洲欺压得太狠，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愈合伤口还需要时间；中国由于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离创造新的文明还有相当的距离。日本过去在导入西方近代文明时获得了成功，历史上还有丰富的遗产，所以日本人的好机会终于来了。他认为做为世界人口三十分之一的日本人能量是很大的，甚至会超过或者大于三十分之二十九的世界其它各国各民族。(当时世界人口为三十亿)
日本的固有传统文化以及创造世界新文化的资本是什么呢？这本书中没有提及，然而可以从近年来梅原教授在许多单位的游说中找到答案。
一九八五年五月在临时教育审议会上的讲话标题是《从文明论看日本教育》，梅原教授在这篇讲话中认为绳文文化(前二七○○年至公元三○○年)是日本传统文化。绳文时期的人认为万物皆有灵，灵魂从天堂到地面循环往复永远不灭。这些日本固有的自然观与世界观足以与外来文化对抗，当佛教等外来思想传入日本后它就曾经给这些外国文化消毒。梅原教授还认为圣德太子的“和”的思想是日本古代与现代的指导思想。“和”的原理还是拯救欧洲、日本以及全世界的药方，是医治近代文明弊端的办法。所以在中小学里要培养学生对宇宙与神灵的敬畏感和由此产生的对生命(包括动植物)怜惜的感情。以和的原理搞好教育。这样学生必然产生爱家族爱国家的好思想。
梅原教授所说的国家正是从古至今延续下来，而且今后还将永远延续下去的天皇制国家。(见《知识》杂志一九八六年一月梅原在赞美皇太子世纪座谈会上的发言)梅原的这种思想与战前四十年代的文化史学家的论调十分相似。战前和<SPS=2038>哲郎曾说过在天皇身上表现了人民的完整性，他们还曾主张“一条适用于全世界的原则将从我们的历史精神产生；天皇的方式必须适用于一切国家。”这些都与梅原的见解同出一辙。
近来，这种自以为是的日本文化论，也就是一种新的日本民族主义文化论正在日本产生。分析日本人的特性，讨论如何发扬日本民族精神使之成为外部世界的模式成了热门的话题。电视节目，电台节目，周刊杂志，报纸，成百本的小册子，成千上万的文章都在强调日本文化的特殊性。
梅绰忠夫在《日本文明的位置》一文中鼓吹“日本可以拒不承认是亚洲国家，日本是另一个欧洲，……这并不是因为日本曾摹仿欧洲文明，摄取欧洲文化要素建立了与欧洲相似的文明。日本从一开始就具备欧洲型的文明，沿着独自的路线发展而来的”。
<SPS=0573>口清之在《梅干与日本刀》中把日本人的衣食住行说成是世界上最合理的生活文化。日本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解决现代化中遇到的困难是因为日本文化自古就孕育着合理的因素。
一位精神病专家，由于写了一本关于日本人脑具有独特性的畅销书而一举成名。
这些文人学者鼓吹新的民族主义文化论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坚持民族利己主义的立场，而这种民族利己主义正是战前天皇制的核心。
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文化论会引导人们沉默着尾随在当权者的后面，“话到嘴边留半句”，丝毫不敢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论会引导人们不由自主地赞同“日本是一流国家”，“日本人具有比别国国民更为优秀的素质”，产生一流国家意识。这种新的民族主义的文化论可能导致日本国内产生独裁，在国际上会引起新的争端与冲突。
泰国学者斯拉克·希拉瓦克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四日的日本《每日新闻》中撰文指出，日本人要从四十年前的惨败中汲取教训。现在日本的“成功”是建立在牺牲他国，侵略掠夺亚洲各国的基础上的。不要把亚洲各国只看做是榨取的对象，而应视为平等的朋友。日本人应诚挚地接受他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不应把这些只视为是经济“进出”的手段。如果不这样做，日本可能变成世界的孤儿。
日本著名的实业家冈崎嘉平太也指出：“从历史上看，日本靠歧视、欺侮别国而发展自己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只有同别国、别民族携起手来共同繁荣进步，才是日本民族发展的方向”，同样，这也应是日本文化论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一个逐渐成熟起来的日本文化论的新的形象。它既不自卑又不自以为是，保持着青年人的朝气，克服了青年人的不足之处。它平等对待世界其他文化，显示出世界文化中的日本文化独特而潇洒的风度，含笑站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陈敦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