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吴亮在陈述“批评即选择”这一命题时，讲到评论家应当有意识地“圈定”自己，从而建立自己特有的前提、范畴和尺度。理论上我不难接受这个说法，孟子说“人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按：《四书章句集注》引程子释言：“有不为，知所择也。惟能有不为，是可以有为。无所不为者，安能有所为邪？”)，道理甚明；而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何“圈定”自己。有人告诉我，学龄前儿童才这样，一忽儿玩积木，一忽儿摆弄电动玩具，满以为抓到手里就是他的。这位好心的朋友还来不及生儿育女，已经对学龄前儿童有了由表及里的观察。
也许不能仅仅按对象来理解那个“选择”，吴亮的意思似乎也是强调批评应该体现某种价值取向，至少要有自己的起点。这样说来，我还可以有一点自慰。我相信自己不至于离开了应有的前提，虽说“范畴”和“尺度”谈不上。我在八五年写的《文学评论也是一种人生态度》一文，就包含着对批评前提的自省。那时刚刚意识到从“人生态度”去理解文学评论这项艺术活动，后来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有些看法还不大一样。这两年正是文学观念发生变革的时刻，潮流的变化、更迭，文坛气氛的改变，不会不影响自己的心态和情绪。我以为，一个评论家的心态乃至整个生命形态，在他的文学活动中也有着方法和观念的意义。我们搞评论的，喜欢探讨作家的心理、情态，有时候也不妨从这方面对自己作一番省察。去年秋天，我在一篇短文里表示了自己的忧虑，自知难以跟上评论界的潮流。有读者来信说：不对嘛，你这里口气怎么变了，是不是吃错药了？
其实我神智仍还清楚。要说谈点理论的话，我依然认为，“人生态度”——主体的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批评的价值取向。现在不同的是，那种少年气盛的挑战姿态已经有所收敛。这倒不是学乖了，只因为周围这个世界发生了变化，需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心理。
不管怎么说，一种良好的学术气氛已经逐步形成，对于探讨艺术规律大家都有了兴趣。在这一基点上进行对话，可以让人变得心平气和起来。回想我们走过的道路真叫人不可思议，为了谈点正题，扯了多少题外的话。当然也并不都是废话。近年来人们在观念上的变革也涉及到文学的本质问题，而且几乎全都超越或更新了旧日的见地。在评论家们的集体审美意向中，已经对老一套的“文学原理”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分别从审美心理、文体功能、艺术技巧以及文化内容诸方面打开了新的研究视角。
当然，这些并不等于新的理论建、设已经大功告成。现在我们冷静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今后的路子更不好走，面临中国新文学理论建设的巨大任务，光凭着挑战意识不解决问题，一味求新逐异也不成功。新的观念、新的命题要融合和升华为新的理论规范，需要一个更加艰难的思辨过程。对我来说，这种工作显然是力不胜任的。真正把自己掂量过来，当初的少年意气竟而荡然无存。
对整个评论界来说，目前似乎也正处在一个反省和调整的阶段。说实在，我并不赞同那种为着“创新”或为着别的什么目的而轻率地对以往作出否定的说法，近年评论界在一般所谓“宏观研究”方面的实绩是令人瞩目的，值得肯定。但问题是，正因为多数评论家都致力于此，理论批评的其他一些方面确实出现了相对薄弱的环节。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文艺学原理即基础理论研究尚未进入一个新的系统化阶段。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新时期以来还没有出现一部能够赢得一定声誉的《文学概论》之类的著作。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命题和范畴，大多还是借自西方现代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这暴露了我们理论思维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欠缺。也可以说是一种综合能力的欠缺。我们一般所谓“宏观研究”，实际上只是分别对不同文学现象和潮流的广泛注视，较为灵活地从各个侧面加以阐释。例如，对时下各种题材、体裁乃至艺术手法的“一瞥”，高屋建瓴地谈论“走向”、“裂变”和“演化”，兑上几分真诚的或半真半假的“惶惑”和“焦灼”，等等。这种研究虽然时常能够触及本质性的问题，而终究是零碎的、非系统化的。事实证明，局部的楔入，很难奠立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即便从“宏观研究”的本意上讲，也应当体现这样一种目的：使文学的各种审美关系真正融为一体。在这里，综合开掘是一个前提，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现象和潮流的表面描述以及口号的论争上。现在的障碍在于，几个重要方面，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与创作学之间还存在着脱节的现象。尤其创作学很少有人顾及。
二、“微观研究”即个体的作家研究和作品评论，也即狭义的批评，在“宏观研究”的潮流面前似乎受到冷落。过去的评论存在这样一个模式：先概括主题思想，后分析艺术技巧；先肯定优点，再指出缺点……诸如此类。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发现这种思路的愚蠢，而又无计可施，于是便纷纷去做“宏观”文章。“宏观”有气魄，也可以随意地潇洒一下，尤其是在“微观”文章里要花很大力气去分析的东西在这里只要蜻蜒点水那样点一下就行了。我这样说，当然有着自己的体会。我们有时候会学点偷懒的办法。由此而来，批评的衰落必然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
作家、作品作为个体的存在，并非孤立的现象，这一点谁都明白。但是真正要从“个别”进入“一般”，却要自己花点力气。现在往往是从“一般”过到“一般”，听说有个“寻根”文学，不待研读有关作品，也便阔谈“寻根”；借着流行的哲学(或社会学、文化学)观念即兴发挥，随意褒贬藏否。绕开作品本文谈论“潮流”，无非是表达某种流行学说，不然扯起来就离了谱了。强调作家研究和作品评论，就是强调对文学本体的重视。从大处讲，它是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建构的基础；从小处讲，则是一个评论家的基本功所在。
对本文研究的忽视也必然导致评论家们的艺术鉴赏力的衰退。中国文论有重视艺术感觉的传统，古人论文往往先凭感觉(抑或直觉)作出判断，然后进行理性的分析和确证。这种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如果不仅仅是天生素质，那么针对具体作品的阅读、品鉴的审美实践也便是造就的途径。也许时下风气不同，都不大在乎这种感觉的训练。现在重视的是观念。而所谓“观念”，往往又是某种哲学理念的表述，并没有艺术品位的观念。为了论证的方便，总将一些作品不分优劣地拽到一处，熊掌、鱼翅和猪头肉一起端上供桌。
当然不光是一个艺术品位的问题。如果不屑于“微观”的本文研究，风格的探讨更无从谈起。
三、文体问题。收在本书中的《文体也是方法》一文讲到一些，不过那主要是我针对自己的一种文体实验的设想，并非呼吁大家都往一起凑乎。现在应当提倡各种各样的评论文体的实验，以打破那种相袭已久的单一化的文体样式。文体的改革不仅是文字修养与文章体例的事情，与评论家的精神境界更有关系。评论家总是要求作家充分体现个性，要求创作风格的多样化，而自己的文章却依然是通用文体，这是否意味着自身的某种欠缺呢？这几年，评论文体不能说毫无变化，不过要谈到风格，却是那些由于互相影响而发展的“集体风格”。一篇文章倘若抹去作者名字，你能够看出是哪一“筐”里的，却很难找出他是哪一个。
基础理论建设、微观研究和文体实验，这里举出的三条，问题存在于整个评论界，而直接的反省意识却是来自个人的自我总结。当然我也知道，对个人来说在这三个方面同时做出成绩很不容易，至少我就不能做到。而我对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总企望别人能够做到。
重新检视这几年写下的文章，发觉自己的理论起点竟然很低，一切笔墨都只围绕着一个主题，即试以解释文学是怎么回事儿，文学的本体与世界的本体究竟是何样的同一关系。在作过种种努力之后，又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一切解释都需要进一步索解，一切回答都意味着某个新的疑问的产生。只是不久以前，我才放弃了对所谓终极认识的追求。为了摆脱理论的困窘，或在可以反过来考虑：文学批评的价值也许的确不在于某个终极目标；倘如此，自然不存在某种确定性的解释。搞了几年的文学评论，如今才想到它是一种目的还是一种过程，实在不胜惶惑。
作为一种过程，事情必然意味着批评活动永远是对文学和文学批评自身的当代性的阐释。
当我试图评说一部作品、一种风格乃至一个文学现象的时候，或由此导向对文学本质的思考的同时，实际上也正是对当代审美意识的寻绎。
整个儿说来，是一个寻找过程。
处于惘然状态，寻找不得不从多方面入手。这决定着我这些文章的面目驳杂。而且，对某些理论问题的把握不定也在文章里有所反映。
我曾担心，后来写的几篇文章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某些基本看法跟自己以前的文章会有所<SPS=0769>牾。思忖再三，觉得倘有变化，也是好事。“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只怕今后抱残守缺，愚性难易了。
一九八七年二月于杭州翠苑
(《文学的当代性》，李庆西著，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著译者言
李庆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