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即哈佛东亚研究所的前身(费氏退休后改用现名——顺及：大概因为费氏的中文名字起得太地道，不少国人一直误认他为炎黄子孙)，这个中心有一个坚持了数十年的“中国讨论会”(China Seminar)制度：每周五下午三时至五时(时间偶或有变)，必有一个小型的中国问题讨论会。由一位学者(或博士班研究生)主讲一个问题，参加者以本中心研究人员为主，听众则包括大学修东亚专业的学生与各地来访的学者。刚到此地，一听到那些“牛角尖”而又“牛角尖”的发言题目我就皱眉头。比如，我的一位教授邻居凯蒂女士，花了一两年功夫负责主讲这样一个论题：“关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中国晋察冀边区经济政策的研究”。再如，另一次周五讨论会的题目是：“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江浙元老派的活动与影响”，至于中心里这一类的文化问题演讲：“关于中国戏曲表演手势中兰花指的运用”；“‘杨柳青’版画与‘桃花坞’版画的制作工艺异同”；“关于《孽海花》民初流行的几个版本”等等题目，更是既冷又偏，既尖且细，很难看出究竟有什么“现实价值”或研究搞头。可是日子久了，参加这个几乎“风雨不改、雷打不动”的讨论会次数多了，你就会忽然明白：无数个显微镜下的“微观”可以拼接出一个星云图式的“宏观”来。美国学者们其实是最善于把自己最大的短处(遥距东方、语言有碍、资料有限)，变成一个最有效率的长处——每人在一个小点上尽可能挖出一口深井，劳之以众，持之以恒，再加上有如费正清等“中国通”型学者在研究方向上作“宏观把握”，便终可以获得一片“中国”的大海汪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常常是这种小型讨论会上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或“大陆客”)，我常常在讨论间会莫名地捏上一把冷汗，有一种仿佛是自己被别人剥光了衣服，连拐弯抹角的毛孔细胞都被一点点一丝丝地揭开来看的感觉；同时蓦地发觉：原来自己对自己的肌肤，这里藏着一颗黑痣、那里留下一个瘢痕，竟是全然不知晓的！(有时，某些“洋大人”的居高临下式的品评也令我感到屈辱，这种场合，只好却之不恭。)当然，“费正清中心”的这种讨论题目，并非全是小鼻子小眼睛的。每季度一次，这个每周的小型讨论会会变成一个“新英格兰中国讨论会”(邀集美东五州的学者参加)，每个学期之始(即半年一次)，中心还举行大型的中国问题讨论会，邀请全美(有时包括欧洲)各地有成就的汉学家参加。(所谓大型，仅指与会的范围与论题的份量，并非指时间与规模。)一九八四年春季，我曾参加过中心举办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学年讨论会。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及演讲包括：“从孔孟学说到宋明理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国士大夫群与政权中心关系的历史研讨”、“‘西南联大群’知识分子的过去与现状”、“从艾思奇、邓拓、翦伯赞看‘延安路’知识分子群的历史命运”、“关于潘晓的‘人生的路……’与当代中国知识青年的心态”、“北岛、顾城、舒婷的诗作所表现的中国新文学的困惑”……等等，仅从这些题目，也可以看出会议组织者的目光与苦心。今年(一九八六)春季，在文革发生二十周年之际举行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讨论会，则一反常例，邀请中国留学生与访问学者为主讲人，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各自作出自己对文革的评判，美国学者只作个别的主题发言并向主讲人提出问题，引发一场非常热烈的、以至于在中心维持了数周的文革间题讨论……。
——越往下写越感到“惊心动魄”：当人家坚持数十年，极力把自己的短处变成长处，使短者不短、长者愈长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学界与知识界诸公们，很可能已经“坚持数十年”地，非常“理性自觉”、主动而又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长处变成了短处，使长者变短、短者愈短。例子是俯拾皆是的：总结中国现代的经验教训，本应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并且又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大业的根本大事。可是中国的学界、报章究竟发表过多少稍稍认真深入、略具创见的文字？(海外类似的讨论与文章却是汗牛充栋)更不必说，在当今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浪潮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这一近在咫尺而又举足轻重的论题，却长期被中国学界、知识界草绳自惊、杯弓蛇影，乏见诚恳深入、富有成果的讨论了。即便撇开上面这些话题不说，比如关于现代中国的区域性研究(一个省、一个地区、一个县等)，中国学界就乏有专著可言。前一段，广东省有关方面曾向哈佛大学沃格尔(傅高义)教授联系：是否可以翻译出版他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广东社会——一九四九——一九六八》一书，傅教授表示为难：那本书写于十几年前，材料不足，太肤浅，已经过时了。但是有关方面说：这毕竟是世界上关于中国广东社会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呀！作为广东人的一员，鄙人实在为此感到汗颜……
——忽然想到了“出口转内销”之说。据说，任何关于中国的消息、新闻与议论文字，只有先到海外点个卯，然后再从国内各种渠道上转发，才可以是有效的通行。恐怕，这真应该说是中国人在二十世纪借助现代传播工具的“第五大发明”了吧？
——忽然又想起了那些流传多年的“怪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围棋在中国，围棋真传在日本”……是不是还要等到有朝一日，变成“中国在中国，中国学在西方”呢？
——忽然想起国际奥运会主席科马兰奇最近在北京的一个讲话：“要看中国最好的体育设施，请到非洲去。”我们援建了非洲十几个第一流的体育设施，而同一张报纸却在呼吁：国内多少座几十万人的城市迄今没有自己的体育场馆、四川成都的体育馆多年漏水、几经呼吁却无人置理……
——忽然想起有些人的痛心疾首：文革中，我们什么都管，独独不知道管管自己。——这或许可以类比于中国学界、知识界多年来的这种奇怪现象：中国学界什么都关心，却独独不知道(或不敢、不愿)如何去关心探讨一下自己的姓甚名甚、祖宗牌位、气血异常与儿孙命运！
最近，读到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夏志清某文，谈到：从今往后，无论中国、日本以及海内外学人，假若要在研究《昭明文选》时搞出点名堂来，都非要细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大卫·R·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教授关于《汉赋》的专著不可。因为他毕生数十年的研究功力，集中了古今中外对《昭明文选》的研究之大成，其成就早已超越了当代中、日有关专门学者。——我不知道，假若本文开篇提及的那位国人学者，有幸读到拙文的话，对此以为然否？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日于哈佛
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