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迩冬兄的《闲话三分》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先前在《光明日报》上陆续发表，稍后又分一部分以《三分支话》题名在《团结报》上陆续发表时，我们几个老朋友背地谈起来，赞不绝口。迩冬是诗人，兼工新、旧，无论在旧体诗还是新诗中，都善于把西方现代派的方法和中国宋诗的传统融会得毫无痕迹，他的文章是诗人之文，写得玲珑剔透，谈艺是他的擅长，这些我们都是熟知的。《闲话三分》则以随笔和杂文的形式，冶考史与谈艺于一炉，一向玲珑剔透的文笔，现在又兼有沉着痛快之美，我们都不能不惊叹迩冬文章之老更成了。迩冬年逾七十，心脏病三天两头地要去医院急诊抢救，能够坚持把这七万多字写出来已是不易，写得还这么有现代感，能撄人心，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闲话三分》的写作动机，作者自云是“想循‘虚’入‘实’，化‘腐’为新，庶几不‘惑乱观者’”。说得很简单明白，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很容易。正如本书卷首顾学颉兄的《看完<闲话三分>的闲话》所云：“要既懂史又懂文，既搞一点文艺理论，又搞一点小考证；还要亦庄亦谐，且文且白，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谈出来人家心里服，写出来人家喜欢看。不能板起面孔搞考证，不能枯燥无味讲理论，更不能游谈无根，油腔滑调，专门玩弄噱头。可见，难矣哉！”可是，这些难题对于迩冬不在话下。学颉兄认为：“他用轻松的笔调，闲谈的方式，生动活泼，结构灵便，一篇讲一件事，自成单元，联合成书，又首尾完具，让人看起来有趣味，放下书有想头，深入浅出，亦文亦史，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一本案头清供。”
本书卷首还有端木蕻良先生的一篇《外行话<三分>》，其中指出：“迩冬治学，旁搜冥求，常能在灯火阑珊处，蓦地发现出不寻常。但他决不大声张扬，却待读者去品味。他的文章耐人思索，但有时也会显得有些儿冷僻。其实，这才是他独特的风格。我和他有几十年的交谊，他在治学上，对我一直有吸引力，也在这些方面。”更是鞭辟入里之谈，只有有几十年交谊的相知甚深的老友才说得出来。
作为评价，我在他们两位之后，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可是我还想谈谈，谈的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读《闲话三分》的总的感受，就是前面说过的“有现代感，能撄人心”八个字。“文化大革命”前，我和迩冬、学颉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中国古典文学整理编辑工作，大家成天考虑如何“古为今用”，翻来覆去没有找到好方法。“文化大革命”初期，“借古讽今”是很大的罪名，其实全是冤枉；到了后期，影射史学反倒猖獗一时，不久完全破产，今已为人所不齿。这些都过去了。可是这个问题还没有完，今人而谈古事、古文、古人，总有一个今与古的关系的问题绕不过去。倘若古只是古，完全与今无关，未免太没劲了。古而要为今用，那么，如何用？用做啥？谁来用？用于谁？……一系列的问题，总是缠夹不清。现在看来，倘若谈古而有现代感，能撄现代人之心，也许倒是一条正路。
谈古之中，怎样才算是有现代感呢？《闲话三分》往往很幽默也很恰当地用上一些新的政治名词术语，例如“最亲密的战友”，“鸽派、鹰派”，“打‘皇帝牌’”等等，我看这些还不能算是现代感，只是涉笔成趣而已。书中有时很俏皮地联系现实，例如《孙权与台湾》篇，最后两段云：
“生子当如孙仲谋”！此语不虚。
孙氏是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文学巨子郁达夫先生的小同乡。距奉化不远。奉化某公，浙之世家，亦将有感于斯文，以台湾回归祖国乎！
这种俏皮是别人不易学到的，但这样联系现实，仍是题中应有之义。书中有时阐古人之真，驳时论之谬，例如《隆中对与出师表》篇，末段云：
“隆中对”是纵横家之言；《出师表》是儒家谆谆之教。诸葛亮仅仅是法家吗？
这是箭在弦上，顺理成章的。这两种情况不妨说已与现代感有关，但毕竟还是较浅的层次。
我觉得，现代感最主要的是要能撄现代人之心。“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彻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汗浊之平和，以之将破，平和之破，人道蒸也。”(鲁迅：《摩罗诗力说》)这是撄人心的最强效果和最高境界。迩冬的《闲话三分》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体现出这个方向，时时可以叫人感觉出这类的效果和境界，大概也不是我阿其私好。
说“三分”离不开政治和军事，尽管据说清朝入关以前曾以《三国演义》教其将帅，但书里真正专门的军事之学恐怕并没有多少，归结起来主要还是政治。政治这个东西，在现代中国四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的生活里，曾经占着生死攸关的地位。所以，谈到三国时代的政治，能不能撄现代人之心，最是一大考验。试看这《闲话三分》怎么样用吧。例如《为周郎叫屈》一节，谈周瑜招人嫉妒的原因云：
这个人，对孙氏忠，对朋友直、谅，划策有绝招，风头足，名声好，立功太骤，加上人漂亮，夫人更是美人……，那些碌碌之辈，自惭形秽之流，难免不生嫉妒心。就是当时的友方如刘备，敌人如曹操，也说过中伤周瑜的话。
下文引《江表传》一段记载，刘备向孙权说周瑜“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曹操赤壁兵败之后扬言是他自己病了，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然后总论云：
刘备是枭雄，不说周瑜量小，反称他“器量广大”，是在这位二舅子耳朵里塞进其人“恐不久为人臣”，你要防着！……曹操是奸雄，讳言败，说周瑜只是虚获胜利之名。其意若曰：你孙权别信任他。……除了不服输以外，未尝不想拔掉这一隅的钉子。明眼的看官，你想，曹刘两雄，尚且如此，他人更无论矣。好在这些“疑谮”之言，孙权丝毫没有听进去。
迩冬说到这里，直接唤一声“明眼的看官”来说话，被呼唤的人听这一声呼唤，恐怕都有些惊心动魄之感。
能撄人心的，也并不限于开国的枭雄和奸雄的事。本书最后一篇《刘禅与孙皓》一开头就说：
刘禅是庸主，孙皓是暴君。刘备、孙权的子孙一降于魏，一归于晋，此乃看官们熟知的。
我要说的，庸主往往是贤能之相所造成，他乐得安逸，让臣下搞“虚君制”。暴君则是由于他手下多是庸臣，他的暴就日甚一日了。
这是未有人说过的，而细想起来也确实就是这么一回事。这里被点名呼唤的看官，大概都不能不怦然有动于心。
《托孤比较篇》最能表现迩冬“读书得间”的特色。孙策临终，以幼弟孙权托张昭云：“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无独有偶，刘备临终，以幼子刘禅托诸葛亮云：“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后一个托孤大家都熟悉，前一个却不大知道，经迩冬拈出，已经饶有兴趣。更有兴趣的是还有第三个托孤，那是曹<SPS=0118>以幼子曹芳托曹爽、司马懿云：“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又云：“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爽辅此(子)。”拿这一个和前两个对比，反差太鲜明了。对前两个托孤，迩冬论曰：
孙策、刘备对张、诸葛都是早已遴选好了的。然而，英雄之主如孙策、刘备，对其最信任的人也就是最疑忌的人，故托付之时，把话当面说透——透底！再没有可以保留的言语了。
这样透底的话，可谓“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话说到透底了，可以保证几十年安定不移——孙策死后，孙权掌握东吴政权五十三年；刘备死后，刘禅做了四十二年的蜀汉皇帝。
对曹<SPS=0118>的托孤，迩冬评论曰：
没有孙策、刘备那种爽利透底的话，而是一味求人哀怜的嘱托，有十分信，无半分疑，这样倒断送了曹氏政权，且遗祸患于后三世：……所托非其人，所言止半截，失人又失言，遂使司马氏得逞。
“疑人勿用，用人勿疑。”这是封建明君的用人之道，一向都是这么说；可是实际上，一切雄才(＝雄猜)大略的英主，“对其最信任的人也就是最疑忌的人”。反之，魏明帝曹<SPS=0118>那样对托孤重臣有十分信，无半分疑，倒是得到迩冬一个“魏明帝不明”的考语。这一层似乎还不曾有人说过，至少是没有人象迩冬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如果缺乏我们今天这种时代感的，恐怕很难见到这一层，说出这样透底之论。
(《闲话三分》，陈迩冬著，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六月第一版，0.90元)
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