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屡经传谕，凡有字义触碍，乃前人偏见，与近时无涉。其中如有诋毁本朝字句，必应削板焚篇，杜遏邪说，勿使贻惑后世。然亦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联办事光明正大，断不肯因访求遗籍罪及收藏之人。”
这是开始收缴违碍书籍时的情形。不过成绩一时并不理想，特别是江浙一带地方官办理不力，三十九年十一月又有谕旨，指出，“此等笔墨诋毁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其江西闽粤湖广亦或不免，因指名交各督抚留心查办。乃高晋、萨载、三宝皆覆奏称，查无违碍之书。今李侍尧等既从粤省查出屈大均诗文，不应江浙等省转无明末国初存留触碍书籍，岂高晋等办事不及李侍尧等之实力乎。抑江浙各藏书之家尚不能深喻联意乎？”
这个压力很不小，江浙各省的地方官加紧卖力奉行了，许多藏书家也不得不将家藏书籍上缴四库馆，但我猜藏书家们在缴书之前，是曾经仔细拣选过的，送去的大抵是古书，而极少明清易代之际的作品，这些书也大抵平安地通过了，被收入四库全书，只是在重抄的时候，做了手脚，进行了删改抽换。但献书人大抵平安无事，而且各蒙赏给御制《图书集成》之类的奖品。所献之书也奉旨一律发还，但查书词义违碍的不在此例。据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载，自乾隆三十七年开始征访以来，三年中共访得书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一种，而以浙江进呈者为最多，共四千五百八十八种。可见经过一番斥责督促后，是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的。
在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以下事件：
乾隆四十一年，诏应毁书籍内有止须删改字句，不必因一二卷遂废全部。这就开了抽毁的例，也为抽换删改种种手法铺平了道路。
乾隆四十三年，查办了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为徐作传的沈德潜也获得革去官衔、谥典，撤去乡贤祠牌位，扑毁祭葬碑文的处分。
同年十一月，又重申查缴违碍书籍的禁令，这次定了二年的时限，限满后仍有隐匿存留，从重治罪。显然与开始时的宽松态度大不同了。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令各省郡邑志书内如有登载应销毁各书名目及悖妄著书人诗文者，一概俱行铲削。禁网所及已经注意到了地方志，今天旧刻方志流传的稀少，与这次清理是不无关系的。
乾隆四十五年，令于野史诗文外，更注意于演戏曲本。这次网撒得更大，已经伸向俗文学领域，小说也随之受到严格审查。
乾隆四十七年，发现四库馆进呈原任检讨毛奇龄所提《诗说》内，有字句违碍，总纂官没有签改，交部议处。
乾隆五十年，下令改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吴三桂击走李自成事，指出击走李自成的是清军而非吴三桂。
乾隆五十二年，重校三阁四库全书，又发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内引有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应将承办各员惩处。后纪昀奏，除认罪删改，陆续赔写外，并请将文渊阁所贮明季国初史部集部及子部之小说、杂记诸书，自认通行校看，凡有违碍，即行修改。并知令文溯、文津二阁详校官划一办理，赔写抽换。从此修四库全书就开了抽换、改写的方便之门，除了经部之外，其余史、子、集三部无一幸免，遍遭蹂躏了。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说满清对中国著作的暗杀。
乾隆五十三年，令违禁诸书恐尚有留存之本，著各督抚严饬所属，悉心查缴，解京销毁。同年查办禁书最为起劲的浙江刊布了禁书总目，其中包括了乾隆四十七年四库馆奏进本；军机处奏应全毁书抽毁书；专案查办钱谦益等应毁书；浙江历年奏毁书；外省移咨应毁书五大类。这时的浙江巡抚觉罗琅有一通奏折，就是对乾隆谕旨的覆奏。说明自乾隆三十九年奉旨查办以后，中经两次展限，先后奏缴禁书二十四次。书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以后即未再缴，“浙江为人文渊薮，民间书籍繁多，实难保再无存留，乃近年以来，并无查缴，或系各属因限期已满，奉行不力；而藏书之家，亦因查禁稍懈，匿不呈出。均未可定。……臣现已通行各属，剀切出示晓谕，并督同司道府实力查办。酌委妥员，于各处书坊，不动声色，分头购觅，……断不敢视为具文，日久生懈，亦不敢稍涉矜张，致滋扰累。……”即使如此，也还留下了不少漏网之鱼，使后来的图书馆、藏书家得以编出一部部禁书目来。如果乾隆的兴大狱，搜禁书，也算得上是一种“文化革命”，但比起二百年后那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来，可真是相形见绌，天差地远了。乾隆不敢大肆发动群众，依靠的只是一群奴才，即使是得力的奴才，也到底办不成如此伟大的“事业”。乾隆也长于抄家，但却不能不局限在被他抓住把柄的对象身上，没有普遍推行的气魄。这都是他的“局限性”。不过他到底是“前辈”，曾经做出过“光辉的榜样”的，因此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该忘记这位“先行者”。
陈垣有《四库撤出书原委》一文，引用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初二日档，说明撤出各书后填补空函办法，是很有价值也很有趣的掌故，是揭露四库全书删改抽补手段的原始记录。查出问题的书有李清撰《诸史同异录》，要点是“因书内妄称世祖章皇帝有与明崇祯相同四事，悖诞不经。”奉旨应毁，并将李清所撰其他著作三种一并销毁。又有吴其贞的《书画记》，“因书内所载春宵秘戏图，语多猥亵，奏明应毁”。另一种是周亮工的《读画录》，“因诗内有‘人皆汉魏上，花亦义熙余’，语涉违碍，奏请销毁。同时并将周亮工其他著作二种同时销毁。书既销毁，就必须补足空函，那办法是
“查得四库全书每分六千余匣，均只于匣面按次标刻第几函字样，其书则各自分部，不相联属，并无通身流水卷数，是以屡次奉旨添书撤书，皆可通融办理。此次所毁李清书四种《南北史合注》一种，系在史部别史类中，《诸史同异录》及《不知姓名录》二种，系在子部类书类中，此二种备抄之书尚多，均可称其时代，另检别种约计类数多寡依次补入，不见抽换之迹。”还有一种《南唐书合订》，无可抽补，就用衬纸之法，塞满空函。
周亮工是著名文士，馆臣在《四库提要》中常常引用他的意见，这就带来了颇大的困难，改撰提要，挖改原书，为了一字一句，要花很大的弥缝功夫，留下了破绽，为读书心细如发的陈垣先生一一指出，使真相大白于今日，成为纪昀等玩弄不光彩手法的铁证。凡此种种，都证明着一件事实，《四库全书》是经过大手术的一部大丛书，其可信赖性也即科学性是大可怀疑的。使用时必须时加小心，最好的方法是能找到未经做过手脚的古本原著，如果能够得到的话。多年来就有影印《四库全书》的动议，但因以上原因学术界是并不赞成的。如果真能影印出来，自然是一部新古董，也有它的文献价值，不过其实用性是大可怀疑的。
传世禁书目录较早的刻本是姚觐元的咫进斋本，已经是光绪中出版的了。但在很久以前就在读书人中流传着种种抄本目录，所收禁书也多少不同，有的是传抄的当时官方簿册，可见在很早以前，即乾隆禁书后不久就已出现了著录。他们大抵是留心掌故的有心人，对这场大灾难抱着深切痛恨的感情。抄存禁书目，这在当日无异于暗藏着变天帐，其危险并不在收藏禁书之下。但到底还是流传下来了。姚觐元就据以付刊。他在跋尾中说，
“方今圣人在上，<SPS=2000>古右文，百无忌讳。各行省书局宏开，博采旁搜，典籍大备。士生宽大之朝，或亦妄识禁忌，因就其所得，详著于篇。于以见国家功令，所以维持风教者在是，而为目录之学者，于艺文掌故，亦有所考焉。”
这是一通涂上厚厚一层保护色的官话，如果细看，是可以看出那外之意和惴惴之心的。这就不能说他纯粹是为了艺文掌故，也就并非完全是学术性的了。姚觐元作跋时是光绪八年，已经到了清末，统治者这时已经没有余力管这些闲帐，社会上各种不同思想一时蜂起，其主流则是排满的民族思想。果然，再过三十来年，就又有了《国粹学报》的排印本，是作为民族革命的匕首投枪而出现的。以后又有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本，一直到海宁陈乃乾扩编的《索引式的禁书目录》出，才转而成为书坊和藏书家不可少的参考书，起着商业性质的作用了。随之而来的是禁书在旧书市场上的大涨价，使买书人叫苦不迭，不过也因此而使深藏密锁了几百年的禁本重新露面，使孙殿起得以辑成一册《清代禁书知见录》，宣布了乾隆禁书政策的破产。同时还有一册《外编》，所收都是明明有可禁之由然而逃却了法网的“遗珠”，更进一步证明了当日雷厉风行的禁书运动的粗疏、马虎和奴才们的偷懒和无能。
禁书目中有一小部分在书名下附有审查意见，读起来是很有趣的，从中可以悟出被禁的原由和审查标准。所用词句虽然有千篇一律之嫌，但也不时出现有趣的妙文。总计起来，用得最多的官话是“词涉乖谬”、“语有偏驳”、“殊为谬妄”，“俱有违碍诬妄语”、“语极狂悖”、“语有干碍”……。从口气的宽严可以推测原书内容，也可以看出考官的面色。此外，金堡钱谦益、屈大均、吕留良等人姓字是不能提的，更不必说是加以推崇了。岳飞的事是不能说的，宋高宗同样也该回避。给明郑贤辑《古今人物论》的评语是：
“内顾充《宋高宗论》，柯维骐、王世贞《李纲论》，屠隆《宗泽论》，张静峰《张浚论》、《秦桧论》、《郾城大捷诏》，陈敬《书生叩马论》，俱有偏谬语，应请抽毁。”
这就是说，南宋和战问题不能谈，抗战派与投降派一律不许议论。明于慎行撰《读史漫录》，其中“金兵将薄汴”一条，“自古国家成败”一条，“高宗初立”一条，“高宗主和”一条……“俱有偏谬之语，应请抽毁”。许诰撰《城集》，因“《闻道关门》四首当系指俺答入边事，而措语偏谬，应请抽毁。”此外，岳墓诗和岳王绘象歌，武昌府重修岳忠武祠碑记这些文字也不许有。可见一切涉及民族矛盾的内容都是不能容许的。至于诗文中有“意寓感情”的，也都在抽毁之列。绞索已经套住了人们的思想感情，不仅限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了。
对于南明史，禁忌就特别多。《了凡纲鉴补》因“其记载明末唐桂清王，多用其年号，且中多触悖语句，应请销毁。”《国书》因“内称福王为赧帝，又称唐王为隆武帝，均极悖谬，应请销毁。”《比玉楼诗集》中有“福王为天子南渡”的话，明人沈氏所作《思贻堂集》，内称崇祯为先帝，都被看作大逆不道。明张铨《国史纪闻》卷九有叛降朝鲜一段，是揭了清朝先世的老底，当然应予禁毁；《闲疆奏疏》“皆逆贼吴三桂自四川入黔滇时所上奏疏，未便存留。”这都是销毁史料的例子，标准是是否对清朝的统治有害。
凡是文字狱中人物的著作，不问内容，一律全毁；凡在书中提到钱谦益、周亮工等人姓氏或有其序跋评语的，也一律销毁。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初刻于乾隆二十四年，因卷首选有钱谦益诗，几乎惹出大祸。后来由翰林院诸臣动手删定重刻，铲去了钱诗，换上了慎郡王诗，并在书名上加上“钦定”二字，才重新准予发行。全书也由三十六卷缩成三十二卷。沈归愚的诗选到今天仍为不少人奉为标准读物，多次重印，但知道最初问世时的故事的怕不多了。乾隆皇帝的余泽，到今天也并没有消失，人们还在“钦定”范本的指导下思索，欣赏着温柔敦厚的诗歌，这是不能不使人发出苦笑的。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