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一书的贡献，首先在于作者以新的研究系统，重新考查了《呐喊》《<SPS=0362>徨》的本体意义，精确地论证了鲁迅前期小说“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描写生活的”，其重大历史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第7页)
从思想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呐喊》《<SPS=0362>徨》的研究系统的确立，得力于贯穿着现代意识的新的研究眼光。
新的眼光使作者把学术研究的当代性和科学性作为自觉的追求目标，这一追求与当代学术思潮追求人本化和科学化的两大特点不谋而合，一方面体现着当代中国知识者复兴民族、改造中华的正确文化方向，另一方面则使作者的全部研究过程贯穿着高度的科学和理性精神。
为了分析鲁迅前期小说对辛亥革命的深刻表现，作者在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发展的对比中，阐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特性。他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不象西欧国家那样，循着经济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新的政治要求的提出、政治革命运动的发生的清晰脉络进行。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过早地从婴儿期的朦胧状态苏醒过来。他们发动的辛亥革命，是没有深厚的乃至起码的社会思想基础的革命运动。由此决定了鲁迅关于辛亥革命描写的特点及其实质意义：“中国需要一次深刻的、广泛的思想革命，政治革命若不伴随着深刻的思想革命，必将与辛亥革命一样半途流产。”(第32页)
作者还把西方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两种思想所经历的由合而分的过程，与鲁迅进行比照，从而说明《呐喊》《<SPS=0362>徨》中这两种思想形式对立的存在形态。他指出，由于中国反封建思想斗争自身的矛盾性，鲁迅同时把持着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两个对立统一的概念，“鲁迅是一个同情民众疾苦。的人道主义者，但同时又必须是与整个封建传统思想对立、与广大不觉悟群众在思想观念上不能混同的个性主义者。”(第171页)所以，“鲁迅不把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融二为一从而削弱二者的尖锐性，他同时把握着两个极端，同时宣扬着大憎与大爱。……从而与封建传统的‘中庸’哲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第174页)《呐喊》《<SPS=0362>徨》所体现的这个独特的思想意识特征，既不同于西方的诸多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家，又不同于中国的许地山、叶圣陶、冰心、王统照等现实主义者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者，还不同于努力在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之中找寻一种合力的周作人。这才是鲁迅前期小说的独特性、深刻性之所在。
作者在与西方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对比中，阐释鲁迅由早期的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内在机制，并进而揭示鲁迅现实主义的独立特色。作者不是把创作方法作为一个具有凌驾于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之上的权威性的东西，作为外加给他们的一种艺术原则和信条，而是在一个更根本的意义上理解创作方法的本质。
对于《呐喊》《<SPS=0362>徨》的创作方法和艺术特征的研究，作者分别把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由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三种因素互制又互补、对立而统一组成的创作方法系统，环境展现和人物塑造的两极对立，情节和结构两条因果链的辩证统一，喜剧和悲剧两种感情格调的复杂交织作为论题，坚持从立足于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鲁迅的思想需求和艺术需求出发，透辟地阐明怎样由鲁迅的思想需求产生了其艺术需求，而艺术需求又怎样满足并加强了其思想需求的。
对《呐喊》《<SPS=0362>徨》所揉进的象征主义因素，作者持有与众不同的看法。正象他指出的那样，封建思想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残害，较之地主阶级实行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具有更多的曲折性、复杂性和抽象性，表现为一种无形的窒息力量。对于这样一个表现对象，不论是浪漫主义的抒情手段，还是现实主义的理性刻画，都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一种能够更有效地传达情绪感受、浮现对象的抽象本质、把对象熔铸为一个整体的艺术方法。哪些地方人们对封建思想吃人本质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朦胧情绪性感受阶段或者这种朦胧的情绪性感受还占着主要的成分，哪些地方也便同时出现了象征主义的艺术因素。”(第250页)
还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未能将作家鲁迅的主体方面的因素，诸如个性、气质、阅历、美学修养、艺术趣味以及其他各种偶然的和必然性的因素包容其中，对作家的内部精神世界的探求有所忽略，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这一缺欠自然主要与作者所运用的研究系统和给自己规定的学术课题有关。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SPS=0362>徨>综论》，王富仁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八月出版3.00元)
品书录
王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