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番感想，是在读了《中国古代戏剧史》一书后有的。书著者为台湾学者唐文标先生。
老题目不妨有新鲜的努力。我之所以觉得新鲜，首先是因为此书在提出问题上的直切、醒目，探讨方式也不拘成法，自立一格。
例如唐著开卷就问：“何以中国戏剧发展那么缓慢，远较历史上文明古国如希腊、印度等，晚出得多至一千年之久？”这是个实在的问题，牵涉到戏剧所处其中的社会历史大系统。这个总问题又联系着一些分支头绪，如“为什么中国古剧、南戏或杂剧、传奇或其他不再在舞台上重演了？”“为什么简单明了的白话剧不在中国戏剧史出现，而偏偏是繁复、琐碎的、文学的、诗韵兼全的、甚至美文舞蹈的古剧大行其道，历久不衰？”等等。这些问题颇费思谋，对戏剧史家是挑战性的。
一部戏剧史专著，如果不想“炒前人的冷饭”，虽不至糠<SPS=1361>百家，却须立于前人肩头，别出手眼。现代意义、上的戏曲史研究，从王国维开始，历经中外学人极力开拓、商量，渐为邃密，但仍有不少空白，以待来者。建构规律性解释也难免不够从容。总的看，以往研究摆脱不了一种困境：钩沉稽索是以文献为据的，而有关戏曲的文献、第一手材料又颇为贫乏。当年王国维就曾感慨说：“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密者。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宋元戏曲考》)唐先生此书开笔就抓住了王国维修史时的困惑——既缺乏充分的文献佐证，而欲“究其渊源，以明变化之迹”，又“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不可。似乎千载之下，追源溯始，便只有这条窄巷了。然而人们总须在矛盾中寻求出路。正如此书著者所做的，一方面可以在新的发现和审辨的基础上，使研究趋向精当，另一方则可以“兼于他方面求之”，即跳出既成的剧史研究格局，扩大认识对象的参照系，或者力图将思考重心由对实体的观察转向对结构关系的把握，重新关联和组织已有的思维材料，融铸进“大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反思。我想，这种立意，自有高明可取之处。其实，史的宏观研究势必要求脱离就事论事的巢臼，一方面不仅依靠正史和前人的剧品、剧说，还要于野史笔乘中搜讨扑索，另一方面，不仅依据案头文字，还要格外关注艺术表演形式诸因素(声腔、服饰、舞台等)和交流的对象——观众，不研究社会经济生活，组织结构变化所引起的文化心理变化，不研究生活方式、哲学态度、文化精神的推移，要说明戏剧的历史形态及演化因果，似也难能。
这就引出了这本书提出的另一问题：戏剧怎样加入中国社会？作为一种艺术，它怎样在特定的时代(宋代成熟了市民社会)体现了传统诗文书画所不具备的社会功能？
这又是一宗涉及文化的命题，不可语于“唱念做舞”“写意虚拟”之间的斟酌。将文化背景与戏剧前景联系起来时，可以进一步说明戏曲生长、变迁以至于停滞老化的一层深刻缘由。
著者的努力是明显的，即视戏曲为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形式(甚至当作一种“社会制度”)，阐述它如何成为跨接农业经济与伦理世界与市民社会的桥梁。因此笔墨所施，多在戏剧衍化的文化基因、“土壤”、“气候”方面。如论及戏曲的民间源头、民间娱乐对戏曲的影响、市民文化与民间戏剧之关系、民间戏剧与士大夫文人趣味之关系、民间戏的早期模式等。也许，这种研究方法会导致“自恋心理”的动摇，不得不自省：中国戏剧如何由娱乐到教化；如何同一个相对静态趋向的社会同步，保持一种常态而非社会促动作用；如何把故事定型，把人生经验、生存意识简易化；如何重复自己，把舞台技巧复杂化、困难化；如何把宗教世俗化，负担起伦理规范以外的社会功能。显然，问题并不能由戏剧本身来承担，历史不过表明，我们久已面临一个传统文化的困境。
戏曲是历史的合理产物，它的影响曾经是巨大的。大众在戏曲中曾找到了“心理的延续”、“知识和信心的代用品”，甚至找到了“净化生命”的可能。这都需要进一步从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和理解。理解并非为思古，而是将思考合乎逻辑地延伸：古老的戏曲怎样加入当代中国社会？——诸多研究者将为此萦思不已。
种种剧史，构成着互补性的认识系统。正所谓“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定于一尊”的观念之不可取，乃是因为认识上定于一尊是不可能的。因此，唐著虽不够细密厚实，却不妨以独特的视角启示于人。他对社会文化背景的注意，对背景与戏剧现象的关联，对大众文化和传统中心意识所忽视的边缘文化的注意，都提示了再开掘的领域。刘勰昔云：“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海峡两岸剧学同好或相切磋，或献杼轴，此一端也是值得述赞的。
(《中国古代戏剧史》，唐文标著，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一版，1.65元)
品书录
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