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伍尔夫文学论文和书评的萃录，《论小说和小说家》反映了伍尔夫在现代小说观念变革的门槛上摇旗呐喊的战斗风貌。伍尔夫作为一个处于文学观念变革时期的理论家，她与任何新兴的探索者一样，把同时代代表着旧传统的权威者视作主要敌人，不惜夸大他们的缺点加以攻击。她对同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威尔斯、贝内特、高尔斯华绥极尽嘲讽之能事，这些批评的确显得过于偏颇。事实上，伍尔夫本人也深知这一点，她把这些同时代的作家所采用的艺术手法说成是一种时代错误，也就等于承认了，威尔斯、高尔斯华绥们的艺术本身仍有其辉煌的传统价值，只是用错了时代，上一世纪最为卓越的现实主义大师们所持的文学观念与艺术手段，已经无法表现二十世纪现代人对世界的感受了。尽管如此，她对上几个世纪的现实主义大师们仍然保持了敬意。她评价英国现实主义创始人笛福“是真正给小说定型并且把它推上它的发展道路的创始人之一。”她对于英国上一辈的著名作家如哈代、康拉德等人都不无崇敬，显示出自己是他们的真正知音。甚至本世纪仍然产生巨大影响的俄国现实主义大师托尔斯泰，她也称赞他是“所有小说家中最伟大的一位”。这些评价使人们领悟到，原来伍尔夫对伟大的文学传统并无势不两立的仇恨，她所厌恶的，只是妨碍了她的探索与发展的当代的传统信条。
在现代主义的先锋们中间，真正优秀的作家都没有把传统当作一只破鞋，敢于反现状的人总是能够在传统中得益于什么。在现代小说家抗议直接束缚他们的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诗人抗议妨碍他们的浪漫主义传统时，他们把理想的标准追溯到更为远古的传统：乔伊斯对于古希腊文化传统的继承和艾略特对玄学诗传统的继承。都说明西方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特征在于冲破束缚他们现时发展的传统信条。但他们用以发展自身的力量源泉依然是从传统中来，他们有的把眼光寻到古希腊神话或《圣经》，有的则寻到非洲亚洲或南美的原始文化，从而在更深广的传统背景上反对现时的传统束缚。T·S·艾略特说：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偏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作品中的这些地方或这些部分里看出了什么是他个人的，什么是他的特质。……然而如果我们研究一个诗人，不注意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并且最个人的部分，也都是他前辈诗人最使自己永垂不朽的地方。”(《传统与个人才能》)
在这样的背景上看，伍尔夫对传统的态度几乎是不自觉的，她是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了在生活中，现代人丰富的感觉，在那些传统的表现方式中被歪曲与阉割了，她必须反对它。但这与她对传统本身的尊重感情并不矛盾——一个婴儿总是要剪断脐带才能获得独立的生命，但是他无法抛弃他身上的血液和遗传密码，这不是他选择的范围。事实上，人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中作出积极选择，理智地运用这一权利。
伍尔夫是理智地对待这一变革的，她对自己这一代所面临的时代使命十分清楚，她说：“虽然我们十分仰慕死去的一代，我们还是宁愿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现代生活中有着某种东西，即使所有过去时代的生活都可供我们选择，我们也不愿以此作为交换。”“我们和过去疏远了，并且使我们或许过于鲜明地意识到现在。”正因为她意识到这种使命感，所以她对于新的时代充满着感情。她没有象那些浅薄的探索者那样头脑发热，无边的夸大自己的历史使命与历史功绩。伍尔夫准确地描述了她所处的时代：“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年代。”正因为如此，“对于现代作家而言，放弃创造文学杰作的希望，似乎是明智的。他们的诗歌，剧本，小说并非作品，而是一些笔记。”她把自己的文学时代看作是一个百废待兴，万象更新的觉醒时代，是一个朝着更为完整的未来作准备的过渡时代。她一方面赞颂她的同一阵营的骁将乔伊斯是“不惜任何代价来揭示内心火焰的闪光”的精神主义者，另一面又认为托尔斯泰要比乔伊斯伟大一千倍。她对自己在小说中偏重于揭示现代人心灵感受的探索也抱同样看法，承认它们显得过于单薄，过于灵化而缺少物质感。这种清醒的自我估计显示了作者着眼于未来的自我牺牲精神。她没有把自己一代人看作是什么伟大壮举都能完成的天神，却冷冷的指出：她和他的同伴们不过是顺应历史趋向的改革者，他们承担着破坏，探索，开拓的使命，为未来真正杰作(堪与《战争与和平》媲美的作品)的诞生作准备。欧洲文学发展史的实践证明了伍尔夫的预言是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无疑强化了欧洲人自一次大战以后日益加深的精神危机，由此产生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在表现现代人的感觉方面明显地深刻于伍尔夫一代，——虽然它们提供的也许仍然是“笔记”，但在伍尔夫看来，时代和文学都在不断地进步，更加成熟地远离十九世纪的传统束缚，并且日益接近现代的美学价值。
正确地认识传统，激烈地批判现在，寄希望于发展中的未来，成为伍尔夫在传统之流中迎浪搏击的坐标。她的一系列论文似乎向我们暗示了，现代人在着眼于现时的反传统时，之所以抛开过去时代的传统价值，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感体现在现有与未来的认识之上。而只有浅薄的狂妄主义者，才会愚蠢到宣布自己与一切传统断绝关系。中国在“五四”也经历，过一次“反传统”的运动，伟大的鲁迅在这一场狂潮中真正体现出一个现代人的勇气，他所抨击的，始终是他周围的黑暗现象，偶尔引证历史不过是为了加强对现时的打击。他批判国民性，是把解剖刀死死地对准了同代人阿Q，而对古代的大禹是人还是虫毫无兴趣。相反，当时大喊大叫，对一切传统都抱虚无态度的勇士们，结果往往与现实达成了某种妥协——胡适、吴虞、钱玄同，无不如此。
伍尔夫的时代正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虽然东西方文学的同步性决定了两种现代意识的互渗，但从根本上看，错位还是主要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其趋向，两种不同的文化心理导致了他们即使在同样的反传统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不同的传统观念与传统价值论。在伍尔夫们看来，传统是一道在各种时代具有各种变化的流，传统的变革者只是在这道流处于应该变换流向的时候采取行动促成其变换，对传统流向的感悟，发自于他们的生命深幽处。而在我们“五四”的一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看来，传统是一块砖，沉重地压在我们精神上，只能把它从根子上推倒和砸烂，却不问这种动机是否可能实现。不知道这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背的传统包袱太沉重了，还是他们实在缺乏直面惨淡之人生的勇气？——因为一般来说，要做虚妄的历史的叛逆，终究要比做实在的现时的叛逆要容易得多。
面对传统与未来，伍尔夫们深深感受到自己作为个人的渺小，因此她说出了“站在一个伟大时代边缘上颤抖”的话。这种体现了现代人把握世界方式的自我感受，与伍尔夫这一代现代主义者对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完全是相吻合的，她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扭转乾坤的巨人，也决不认为自己能够取代传统或者取代未来。这本身是现代人自知与自信的表现。如果在历史和传统面前缺乏这样一种自知和自信，梦想靠自我虚构的力量去向整个历史传统宣战的话，其结果会如同唐·吉诃德那样，在虚妄的对象面前，个人意识也难免成为一种虚妄。
读书小札
陈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