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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在巴黎的时候，许多人跟我提到批评家贝尔纳·比沃。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发行量很大的法国《读书》杂志的主编就是他；十年前我在日内瓦求学的时候，正赶上他主持的电视节目《新书对话》首次播出；他又是一九八三年法兰西学院批评大奖的获得者。
接待单位的一位负责人听说我此行的目的是考察法国文学批评的现状，就极力建议我求见贝尔纳·比沃先生，并且说：“您一定还要设法参加旁听他的电视节目《新书对话》。”
格拉塞出版社的著名批评家雅克·布莱奈则流露出某种不满：“比沃先生在法国出版界实行着真正的独裁，出版家们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他们出版的书是不是被比沃先生选中了。”
出版家则说：“比沃先生的节目提醒人们认识到书的重要，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他们的喜悦自不待言，尤其是出版社不能在电视上做广告。
毁誉姑且不论，反正是贝尔纳·比沃的节目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就是作家本人，多半也是以被贝尔纳·比沃先生邀请为荣的。对于新作家来说，更是无异于“鲤鱼跳龙门”。于是竟有这样的事发生：一位新作家的朋友和亲人声称，只要他未受到贝尔纳·比沃先生的邀请，就不承认他是作家；一位出版家解雇了一位负责对外联络的雇员，理由是半年内本出版社不曾有一位作者登上贝尔纳·比沃的演播台。对此，贝尔纳·比沃只好一言以蔽之曰：“荒谬！”
贝尔纳·比沃的节目叫作《Apos-trophes》，每星期五晚九点三十分左右在法国电视二台播出。Apostrophes这个词指的是修辞上的一种手段，称为顿呼。若译成中文，又要象个电视节目的名称，只好取其唤起观众注意的意思，称它为《新书对话》了。这新书对话进行得颇别致，由一主持人邀请所要介绍的书的作者，通常是四位，就书的内容提出问题，进行讨论。这些书都是近期出版的，主持人自然要全部读过，就是被邀的作家也须全部读过，因此，交流不仅是双向的，也是多向的。主持人选什么书，提什么问题，首先向哪一位作者提出，甚至被邀作家的座位，都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安排的。这个节目大约进行两小时，那气氛通常都极热烈，有时发生争论，也不妨有点儿不伤和气的火气。
贝尔纳·比沃先生以其机智、幽默和渊博，使《新书对话》这个节目成为法国人最喜欢的节目之一，有些人并不读书，却绝不肯放过一次收看的机会。对于新书介绍来说，比沃先生的节目可以称得起“功德无量”了，更何况目下正是文字新闻陷入危机的时候。当然，新书介绍不限于文学，但文学总是大宗，况且，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贝尔纳·比沃不时地把触角伸向人文科学的其它领域，既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必然，因为随着社会文学水准的提高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公众绝不会只满足于读小说，他们的兴趣会转向传记、历史、哲学甚至种花养鸟之属。
就文学批评而言，贝尔纳·比沃的节目究竟有多大的价值和怎样的影响，完全可以见仁见智，甚至各执一端，但是，倘若不把文学批评视为书斋中学者的智力游戏和课堂上教授的高头讲章，那么，批评的形式和媒介不妨多样化和多层次化，更不必总是板着面孔、做出莫测高深的样子。尽管人们可以追求思考的快乐，但是文学批评并不因此而拒绝绽开可亲的笑容。“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内容的肤浅将在传播的及时广远方面得到补偿，何况即席发表的意见未必就一定与“肤浅”有缘分，有时那些经过种种考虑的意见倒是徒具“深刻”的外衣呢。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八日的《新书对话》节目中，贝尔纳·比沃先生邀请了瑞士作家杜仑马特，法国作家让—路易·居尔蒂斯、阿兰·罗伯—格里耶和菲利普·索莱尔斯。我作为居尔蒂斯先生的朋友，被邀列席旁听。
当晚九点钟，我到了坐落在让·古荣街二十一号的法国电视二台。演播厅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了，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兴奋，仿佛是在参加一次层次很高的社交活动。那四位被邀的作家已陆续到达，忙不迭地和他们的相识打招呼，或者匆匆谈上一、二句，杜仑马特庄重，居尔蒂斯文雅，罗伯-格里耶豪放，索菜尔斯则风流倜傥。待他们分四角坐定后，贝尔纳·比沃先生上场了，在面对观众的一端落了座，这时有十几位摄影记者上前，一时间电闪雷鸣，颇忙乱了一阵。也许贝尔纳·比沃说了句“开始”吧，演播厅内突然灯光大作，旁听席上也顿时鸦雀无声，四架摄像机迅速对准中心地带：《新书对话》节目开始了。
贝尔纳·比沃首先介绍他的四位客人，同时出示他们刚刚出版的四本书：杜仑马特的《开端》，居尔蒂斯的《作家的成长》，罗伯—格里耶的《返回的镜子》和索莱尔斯的《赌徒的肖像》。这四本书都具有自传的性质，这恐怕是它们之间的唯一的联系，也是它们的作者聚在一起的唯一的原因吧。杜仑马特是一位驰名世界的德语作家，居尔蒂斯是一位坚持传统并敢于对新小说表示不敬的著名作家，罗伯-格里耶恰恰是知名度极高的新小说派首领，而索莱尔斯则是一位以激进和善变著称的才华横溢之士。这样一个强大的、危机四伏的阵容，对贝尔纳·比沃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主持人实在是一场多向对话的指挥官。
贝尔纳·比沃先生果然身手不凡。他首先拿让—路易·居尔蒂斯开刀，对他说：“您在书中大谈彼埃尔·博努瓦，令人颇感惊讶。”接着，他问罗伯-格里耶是否读过彼埃尔·博努瓦的书，答曰“不曾”；又问索莱尔斯，回答是否定的微笑。比沃先生单刀直入，的确触着了一根敏感的神经。彼埃尔·博努瓦是战前十分活跃的一位小说家，极擅长组织情节、制造气氛，其代表作有《大西洋岛》、《德·拉菲尔德小姐》等。居尔蒂斯在书中叙述自己的阅读经验时，相当细腻地分析了，博努瓦讲故事的卓越技巧，而这正是新小说派的作家们弃之若敝屣的。居尔蒂斯先生居然敢于承认他钦佩一位今日已被遗忘的作家，的确是“令人颇感惊讶”，而这自然也和他一贯非议“新小说”的立场有关。贝尔纳·比沃提出彼埃尔·博努瓦，就等于开辟了一块战场，让居尔蒂斯和罗伯-格里耶打一场遭遇战，使电视机前的观众大饱眼福。不料居尔蒂斯竟不肯施展他那尖锐而不失忠厚的讽刺，只淡淡地说了几句，其大意是“新小说”的走红与消费社会的出现有关。罗伯-格里耶似乎并未首肯，他的意思是不要把“新小说”限制得过死，并再次强调小说形式的重要。面对新小说派的主将罗伯—格里耶和当年“新新小说”的倡导者索莱尔斯，贝尔纳·比沃当然不肯轻易放过，然而这两位似乎无心恋战，只说“新小说”已成历史，尽人皆知，不必旧事重提。不过，罗伯-格里耶指出，新小说问题总是在某个时候被提出，说明它已经在历史上占有一页，言下颇有自得之意。问及杜仑马特，则对曰：法国人历来喜新厌旧，什么东西都要冠以“新”字。关于索莱尔斯的书，尤其是书中的色情描写，罗伯—格里耶说没有什么看法。贝尔纳·比沃此时双手一扬，半是怀疑半是揶揄地说：“哈！伟大的罗伯-格里耶居然没有看法！”杜仑马特咕噜了一句：法国是色情玩意儿的仓库。引起了一阵哄笑。罗伯—格里耶和索莱尔斯显然有前嫌未释，他说今晚是两年以来第一次向索莱尔斯问好。早就听说法国文人每有因观点的歧异而交恶者，所谓“道不同，不相谋”，这也许是个例子吧。关于罗伯—格里耶和杜仑马特的书都说了些什么，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总而言之，贝尔纳·比沃的节目是成功的，而罗伯-格里耶和索莱尔斯的表现却是令人失望的，观众本指望听到他们的一番唇枪舌战，却不料他们仅止于彼此问好。
演播结束后，电视台薄备酒水，主持人、协作者、被邀的作家和旁听者可以一杯在手，自由交谈，我就是这时和贝尔纳·比沃先生订下约会的。
贝尔纳·比沃先生刚从瑞典回来，因天气骤变而有些感冒，脖子上围了一条丝围巾。看到他这般模样，我实不好意思再去打搅他，好在他再三声明只是微恙，不妨碍谈话。
纵使“不妨碍谈话”，我自知应该尽量简短，于是就径直问他，作为文学批评家，对法国文学批评的现状有何看法。不料他竟一本正经地答道：“我不是文学批评家，我只不过是个记者而已。我一向把批评家看得很高，而我自知才疏学浅，所以不敢高攀。”
我一时竟险些语塞，当然，我是不能让他就这样把门封死的：“可是您在电视里谈书，在您的刊物里谈书，谈书的人不是批评家又是什么？按照阿尔贝·蒂博岱的分类，文学记者正是批评家中最有生气的一种哩。”
他笑了：“我操记者之业，又经常在谈书，当然不会没有看法的，不过我的看法显然是不全面不系统的。说到文学批评，法国目前有两种，一种是大学教授的批评，一种是新闻记者的批评。前者是一些专门的研究，出版的书往往印数很少，有些研究成果甚至不公开出版，因此广大公众无缘接触，或竟不知道。这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批评，但不是报纸杂志的关心所在。这类批评有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往往是因为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例如六十年代初罗朗·巴尔特和莱蒙·毕加尔之间关于新批评和传统批评的论战，或者是因为记者们从罗朗·巴尔特的批评中发现了某种天才的东西。就我个人而论，我对那种把一根头发分成四瓣的批评不感兴趣。新闻记者的批评则是面向广大读者的，是一种情绪批评。”
“有人说法国的文学批评目前正处于低潮或曰情况不妙，您以为如何？”
“就大学教授的批评而论，也许可以这么说，但就新闻记者的批评而言，情况或有不同。同二十年前相比，批评(我这里说的是新闻记者的批评或称日常批评)的声望的确下降了许多，不过，在记者群中，负责文学批评的记者仍然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也确实被称为文学批评家。再说现在批评的地位不似先前，可能是因为有了电视等其它传播媒介，人们不再单靠文字来了解应该读哪些书了。总的来说，我认为当前文学批评的状况是良好的，当然可以希望更好。《世界报》的贝特朗·布瓦洛-德尔佩什、《快报》的安杰罗·黎纳蒂都是很好的批评家，莫里斯·纳多更是大手笔。当然，也有不少不那么令人满意的批评家。”
“那么您认为造成批评地位下降除了传播媒介增多之外，还有什么原因？”
“在法国，往往是作者、批评家和出版者一身而三任，出版家出版自己的小说，小说的批评者又多为作者本人的朋友或同行，而他们也有书要出版，出版者、作者、批评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连环，这样如何能做到客观和公正？即使出版者不出版自己的东西，他们也往往在小说家中挑选批评家。这种现象在英国则很少见。我要是继续搞《新书对话》，我就绝不搞出版，也不写书，因为现在的我若是写一本拙劣的小说，也会有人出版的。”类似的话我在菲利普·索莱尔斯那里也听到过，意思是搞创作的人兼搞批评甚至出版，容易形成小团体，彼此串通一气，使批评丧失距离感。贝尔纳·比沃先前也写过一本小说和一本批评随笔，而自从他主持《新书对话》以来，果然就搁笔了，只出过一本摄影集和一本关于他非常喜爱的一支足球队的书。
在法国，新书的评论通常是由记者撰写的，报纸和周刊往往没有专人担任文学记者，号称文学批评家，由他们主持批评专栏，一般是每周刊出一次。在大学任教的文学教授或研究人员则主要对已有定评的作家进行研究，这种作家多数当然早已作古，近年来虽有改革，但在世的作家进入大学课堂成为研究对象者仍属凤毛麟角。一般地说，重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和阐发是教授们的擅长，有关文学及其批评的新观念新方法自然也多出自他们之手(与报刊的文学批评家相比)。如果说他们是两类批评家的话，我感觉到在他们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贝尔纳·比沃可以把学者们的批评讥为“把一根头发分成四瓣”，某一著名教授也可以用“闪光的不都是金子”一类的话打发掉记者的批评。那么这两类批评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吗？
“当然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关系的确很少。我本人很少读学者们的大部头著作，有时读一点，那是为了介绍某一本书。”
“那么，记者们在进行批评时，是否有一种方法论意识，即是否遵循一定的批评方法？因为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开始，批评的方法论问题曾经热闹了十来年。”
“关于方法的争论已经是历史了，只有专家才感兴趣。记者们的批评是一种情绪批评，主要谈他们对某一本书的感觉，很难设想报纸上的一篇书评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写成的，因此可以说，从事日常批评的批评家们并不遵循什么一定的方法。”
“可以说那是一种印象主义的批评吗？”
“姑且这么说吧。”
我所以提到印象主义的批评，是因为我觉得多年来人们过分地冷落了它。正当批评家们纷纷以某种所谓科学的方法划地为牢，从而使大片绿洲沙化的时候，印象的批评无疑是一股清凉的泉水，既可解批评家的灵魂上的干渴，又可使土地湿润重新长出绿荫。须知所谓“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所得的并非无根的游谈，形诸文字的印象已经进过了思维的熔炉，只不过这种批评家特别地珍视他们的直觉的领悟和生动的感受罢了。再说冒险的灵魂不同，所得的印象也自有异。大批评家的印象固然有可能使人顿开茅塞，就是小批评家也容有一得之见，甚至普通的读者也有权表达其独特的感受。所谓印象，不独是产生自原作的撞击之下的一种创造，而且也是对原作的一种可能的补充。世间有一种教条的批评家，他们以一定之规去衡量万变之作品，其结果只能是凿方枘圆，或者削足适履，他们自然是什么印象也不会有的。当前是科学昌明的时代，那些刚刚尝过科学的甜头的人们自然相信科学是万能的，恨不得什么东西都能有一种仪器加以测量或者有一个公式加以表达，就连最自由，最不可规范的文学也不例外。我想他们的愿望肯定是要落空的。在科学统治着的任何地方，总会给突发的奇想、新鲜的感受、直觉的领悟甚至误解留下地盘。文学批评要避免冷冰冰的千篇一律，两个灵魂碰撞之下所迸射出的印象的火花实在是很可宝贵的。我作为一个读者，是很喜欢听那些深谙创作三昧又极富阅读经验的人谈他们阅读一本书的印象的，可惜这样的人似乎并不很多。我于是便想知道贝尔纳·比沃先生心目中的好批评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他沉思了片刻，回答道：
“首先是文笔。一个批评家应该有很好的文笔，写得很好的文章。这很重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果文笔不好，读者就会发生怀疑，心想如此糟糕的文笔如何能对别人的著作说三道四？书评与电影评论不同，假使电影评论的文笔很糟，因为没有对比，后果就不那么严重。而书评面对的是一本书，两相对比，高下判然。
“其次是学识。一个批评家应该拥有广博的文化知识。他要了解本国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也要了解外国的文学，因为当代的文学并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东西，它具有纵向和横向的多种联系，有些作品的文化背景是相当深广复杂的。
“第三是好奇心。一个批评家要有强烈的好奇心，读书的面要广，不能局限在某一个领域内，就是在一个领域内，也不能只读某一类作品。有些类型的作品可能你并不喜欢，但不能不读。喜欢传统小说可以，但不能因此而不读‘新小说’，反之亦然。
“第四是个性。一个批评家要有顽强的个性，不趋时，不模仿，不媚俗，维护自我，保持本色。
“第五是勇气。一个批评家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受潮流的裹挟，不怕与权威人士的看法相左，尤其是不向各种关系让步。”
我没有请他多加解释，因为他说得很明白，虽属急就之章，怕也是他的肺腑之言吧。该是告辞的时候了。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法国当前小说创作的状况如何？他很明白我的意思，因此回答得也很斩截：“‘新小说’曾经猛烈地冲击过传统小说，但后者一直是很有地位的，状况一直不错，而现在似乎更好了。传统的批评方式也是如此，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
郭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