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看，标志着凯恩斯经济学形成和“凯恩斯革命”的是一九三六年他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罗斯福新政则在他上台的一九三三年就迅速展开了，尽管二者有“惊人的一致”，却谈不上新政的“依据”是凯恩斯的经济学。
直至一九三六年《通论》的发表，他才完全摆脱了传统理论，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也只有此时，他才实现了理论上的“凯恩斯革命”，真正成为“凯恩斯主义者”，但他的理论没能走到罗斯福新政的前面，也没有罗斯福在实践中走得远。在此之前的“百日新政”期间，作为具有巨大创造性的政治家和以“试试看，如果失败了，再试试别的”为格言的务实派，罗斯福的新政已轰轰烈烈地展开——银行法、工业复兴法，公共工程、农业调整法、证券法……既顺应了当时美国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潮，又应付了危机的紧急而实际的需要。所以，难怪西方有的学者说：“在三十年代的(美国)新政期间……推行新政的人看来没有读过凯恩斯的著作，也没有受到这个思潮的影响。罗斯福总统也不例外。”(转引自杨君昌编的《凯恩斯革命》)罗斯福、凯恩斯，同为大萧条时代所造就的英雄，与其说凯恩斯为罗斯福提供了理论依据，倒不如说罗斯福的辉煌而大胆的实践，为凯恩斯的理论创造提供了条件，带来了“灵感”，加速了凯恩斯向“凯恩斯主义者”的转化。凯恩斯的理论真正为资本主义的实践提供依据那是以后的事了。
订正这一重要的史实，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经济学理论的重建也很有启示：当旧的理论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实践的时候，不应一味埋怨理论的落后，更不应因噎废食，停止实践的发展和积极探索。只有实践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后，才可能建立新的经济理论，从而指导实践。
武汉 熊贤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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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贤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