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卜荪同中国有缘，但他不是因中国才出名的。早在他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才华——特别是表现在他的论文《七类晦涩》之中的——就震惊了他的老师，而他的老师不是别人，就是创立一整个文学批评学派的宗师I.A.理查兹。《七类晦涩》于一九三○年出版，至今都是英美各大学研究文学的学生必读的书，而作者写书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
这本书同他后来的几本著作——《田园诗的若干形式》(一九三五)、《复杂词的结构》(一九五一)、《密尔顿的上帝》(一九六一)——都表现出一种思想上的锐气，作者在学院里度过了一生，却能突破学院的局限，不断地追求心智上的新事物。他是学者，但又有一般学者所无的特殊的敏感和想象力。这是因为，他又是一个诗人。
而且是一个奇特的诗人。他写诗不多，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合集》总共只收五十六首诗，连同注解不过一百一十九页。这些诗大部分非常难懂。人们说他追随十七世纪的玄学派，实际上他比玄学派更不易解。文字是简单的，其纯朴，其英国本色，有如《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但是内容涉及二十世纪的科学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二十世纪的哲学思潮(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语言哲学)，有时单独的句子是好懂的，联起来则又不知所云了。
那末，这样的诗又有什么值得一读？值得的，因为它代表了诗的一种发展。这是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的诗，表达的是知识界关心的事物。其所以难，是因为西方现代科学、哲学的许多学说本身就不易了解，而诗人本人对它们的探索也远比一般人深(我们不要忘了他在剑桥拿了两个第一，其一是数学)。这些学说是重要的，影响到现代人的意识或世界观。但他写的又不限于抽象思维，对于现实生活里的矛盾与困惑，对于爱情，对于战争，甚至异国的战争，如中日之战，诗人也都是深有所感并吟之于诗的。在形式方面，他又严格得出奇，不仅首首整齐，脚韵排列有致，而且还有法文Villanelle式的结构复杂的回文诗。整个说来，他的韵律是活泼的，愉快的，朗读起来，效果更好。十分现代的内容却用了十分古典的形式，这里有一点对照，一点矛盾；但这也增加了他的诗的吸引力。有些诗人的作品一见眼明，但不耐读；燕卜荪的相反，经得起一读再读，越读越见其妙。
这类诗也构成英国诗里的新品种。燕卜荪自己说过：
本世纪最好的英文诗是象征式的诗，写得极好，但这类诗搞得时间太长了，今天的诗人们感到它的规则已成为一种障碍，而文学理论家一般又认为除象征式诗以外，不可能有别类的诗。①
实际上，可以有别类的诗，即“辩论式的诗”。燕卜荪本人写的就是这类，其中心是矛盾冲突：
诗人应该写那些真正使他烦恼的事，烦恼得几乎叫他发疯。……我的几首较好的诗都是以一个未解决的冲突为基础的②。
因此，他不是在做文字游戏，而是在写现代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而方式则是通过思辨和说理。例如：
肥皂水张力扩大了星宿，
天上反映出圣母的韶秀
迎接上帝打开更多空间。
错了！是我们在空间盘旋，
以超过光速的飞船
毁灭多少个星星宇宙，
让它们死亡不留痕迹。(《远足》③)
同样，他的警句也不是仅仅展示机智，而是包含着对人生意义的领悟的：
一切人类依之生存的伟大梦想，
不过是幻灯投射到地狱黑烟上。
什么是真正实在？
手绘的玻璃一块。
或者是这样一种在前途茫茫中的悲壮的决心：
还是和我一起在盼待一个奇迹，
(不管它来自魔鬼还是神祗)，
找那不可能的东西，
绝望中练一身技艺。(《最后的痛苦》)
实际上不止是“技艺”，因为还有对人的关切。他是一个外表冷静而内心非常热烈的人。东方吸引了他：他在日本和中国都教过书，特别是中国，两度居留，一共七年(一九三七——一九三九，一九四六——一九五一)，教书极为认真负责，造就了一大批英国文学研究者和许多诗人，见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大学气氛和解放后的新气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庆祝十一和五一的游行队伍里有着他们夫妇)，而且把他的感想写进了诗，其中包括一首题为《中国》的短诗，一个取自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的片断的翻译，和他的唯一的长诗《南岳之秋》。战时设在湖南南岳的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师生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但是他过得很愉快，这首长诗忠实地传达了他的印象和感想，当中包括了幽默、疑问和自我嘲讽，而主调则是愉快；他的轻松的口气和活泼的节奏加强了这一效果。这愉快不仅表明他在南岳“有极好的友伴”(如他自己所说)，而且用一种诗歌手段传达了他对于中国人民前途的信心。
十一、奥登(一九○七——一九七三)
奥登登上诗坛之初，年纪很轻，还在牛津大学上学，而且是同另外三位牛津诗人——赛息尔·台·刘易士、路易士·麦克尼斯、斯蒂芬·司班德——一起出现，成为艾略特等之后的“奥登一代”。他们在政治观点上是左的，反法西斯，支持同佛朗哥作战的西班牙共和政府；在题材上是城市性或工业性的，诗中经常出现“高压线塔”、“涡轮机”、“仪表”等字样；在语言上有时用一种只有他们自己懂的“隐秘语言”，其实是大学生之间的游戏。总之，他们受艾略特、庞德的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又想表现不同，由于内容和语言上都有一种锐气，宛如一个新的英雄时代来临，就连大诗人叶芝在编写《牛津现代诗选》的时候也收讲了他们的作品， 并自认不如。
这当中，奥登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他比另外三人内容上更广更深(在一般的左派政治意识之上还加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写法上更俏皮(回头走拜伦甚至蒲伯的路)，各种诗体掌握得更纯熟(从十四行到诗剧又到《夜邮》那样的电影解说诗)，因而其诗作有一种更加爽朗的现代面目，其风格的特色十分明显：
农家的河没受到时髦码头的诱惑④
他的躯体的各省都叛变了
当所有用以报告消息的工具
一齐证实了我们的敌人的胜利
从心灵的一片沙漠
让治疗的泉水来喷射
在他岁月的监狱里
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
他能把实物写成一种品质，有时象十八世纪诗人那样用人格化的抽象名词，如“邪恶”、“孤立”、“岁月的监狱”之类，然而所传达的却是一种现代思想的概括，形象和气氛更纯然是现代的，带有现代的明快，也带有现代的焦灼。即使观看几百年前的绘画，他抒发的也是现代敏感，可以《美术馆》一诗为例：
关于痛苦他们总是很清楚的，
这些古典画家：他们深知它在
人心中的地位；深知痛苦会产生，
当别人在吃，在开窗，或工作着
无聊的散步的时候；
深知当老年人热烈地、虔敬地等候
神异的降生时，总会有些孩子
并不特别想要它出现，而却在
树林边沿的池塘上溜着冰。
他们从不忘记：
即使悲惨的殉道也终归会完结
在一个角落，乱糟糟的地方，
在那里狗继续着狗的生涯，
而迫害者的马
把无知的臀部在树上摩擦。
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⑤里，比如说；
一切是多么安闭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
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
和那绝望的呼喊，
但对于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
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
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
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童，
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
对于勃鲁盖尔，人们欣赏的是他的风俗写实，是他对画中人物(特别是农民)的嘲讽笔触，而奥登却着重这位古典画家对于人生痛苦的了解之深，这就是一种现代看法。他又指出画中的村民眼看别人遭难而无动于中，“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这是现代笔法，用“安闲”字样更加衬托出这一边有人死亡一边别人照常过着日子的人生处境——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无可摆脱的处境。
过去也有不少中外诗人以诗咏画，但这种敏感，这种讽刺性的对照却只产生于这个多灾多难、但又复杂、矛盾的二十世纪。
奥登的诗还有一种戏剧性，因此描写大的变动——如战争——就十分出色。《西班牙》之所以传诵一时，就是因为奥登始终抓住了戏剧性的对照：昨天与今天，今天与明天，广场与陋室，城市与渔岛，苦难与希望，希望与希望的实现：
明天，对年轻人是：诗人们象炸弹爆炸，
湖边散步和深深交感的冬天；
明天是自行车竞赛，
穿过夏日黄昏的郊野。但今天是斗争。
今天是死亡的机会不可免的增加，
是自觉地承担一场杀伤的罪行；
今天是把精力花费在
乏味而短命的小册子和腻人的会议上。
回旋式地不断对照，诗的形式也舒卷而前，无取于优雅的然而也能变成打油腔的脚韵，而恢复了古英语诗的重读音，恢复了英雄气概，同时又通过现代的形象——“诗人们象炸弹爆炸”、“乏味而短命的小册子”、“腻人的会议”——表示这是此时此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战场上的产物。
奥登也用同样的戏剧性、同样的对照、同样的现实感来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同小说家依修乌德于一九三八年来到武汉，并去前线访问。奥登用诗、依修乌德用散文写下了他们在中国战场上的见闻，合作而成《战地行》一书，很快在一九三九年出版。这可不是一本“乏味而短命的小册子”，不是应景之作，两人最好的部分篇章就在此中。
只不过，这一次奥登用了十四行诗的形式。以“战时”为总题，一共写了二十三首。这一组十四行诗应该说是替二十世纪英国诗放了异采。以第十八首为例：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
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
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提起。
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
没有重要的知识在他的头壳里丧失。
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
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
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
并且象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
它表现了一个英国青年诗人对普通中国士兵的深切同情，而且他充分理解他们“在中国变为尘土”，是为了“他日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不再为狗所凌辱。”这是用现代技巧写的现代内容的诗。无怪乎好几个中国青年诗人，呼吸着同样的战争气氛，实践着同样的诗歌革新，对于那时的奥登之作是十分倾心的，而且保持了这种感情，直到今天。
然而奥登自己，人和诗，却变了。一九三九年欧洲战场尚未大打，这位原来不怕到世界任何地方去面对任何战争的奥登，却离开战争中的英国去了美国。此后他仍有佳作，如《新年家信》。但是随着他越来越转向宗教题材，他的诗也逐渐失去了真正的光采。技巧仍然是纯熟的，甚至写清早上厕所都俏皮可诵，然而缺少令人心折之作了；不但如此，奥登还对自己过去的某些作品产生了异常的反感，例如《西班牙》一诗他就不肯收入全集，也不许别人收在选本里。何决绝乃尔！自然，也有人喜欢他的后期作品，听说近来它们的影响还更大了；然而对于曾经眼见一个新的英雄时代象是就要在英国诗坛上出现的过来人来说，奥登的前期作品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
十二、司班德(一九○九——)
司班德曾是所谓“奥登一代”中的一人，在牛津大学上学时期就以写诗出名，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写下了一些著名诗篇，主要是记录经济大萧条时期英国工人失业的凄惨情况和青年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名句如：
他们懒懒地站在街口，
看见朋友耸一耸肩头，
又把口袋朝外一翻，
表示了穷人不在乎难堪。
《一个城市的陷落》也是他的一首优秀作品。这里提到了拉尔夫·福克斯和加西亚·洛尔卡的名字，两个在西班牙的斗争中牺牲的优秀作家。城市陷落了，斗争失败了，眼看着压迫与愚昧重来：
农民跟着驴子的呼叫声
重又唱起结巴的歌
然而那战斗的岁月留下了“火花”，将在未来一代的心上产生影响。这样，诗就成功地传达了那个同法西斯作殊死战斗的时代的气氛。
但是后来他写诗少了，好诗更不多见。其实，就在他最好的作品里，也似乎深度不足，缺乏一点余音。
①《纽约时报书评》，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第39页。
②《威廉·燕卜荪同克里斯多弗·里克斯的谈话》，收在伊恩·汉弥尔登编《现代诗人》一书内，伦敦，一九六八，第186页。
③ 本文所引译文，都出自柯大诩同志之手。
④ 本文所引奥登诗，皆查良铮译。
⑤ 勃鲁盖尔(一五二五——一五六九)，尼德兰画家，油画《伊卡鲁斯》为其名作。“伊卡鲁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他和他的父亲自制翅膀飞离克里特岛，在飞近太阳时，他的翅膀由于是用蜡粘住的，融化了，他也跌落海中死去。诗中描写的景色大多是勃鲁盖尔画中所有的。
读诗随笔
王佐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