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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中国人，起小就爱苏联文学。幼儿园里听阿姨讲《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当少先队员时读卓娅和舒拉。刚到青年近卫军的年龄，就套上军装和红袖标，要学保尔和马特洛索夫。后去农村磋跎了些岁月，也没忘记请果戈理、普希金、托尔斯泰等大作家，来伴自己寒伧的油灯、红薯和旱烟袋。待走完苦难历程，重新上学，考研究生，居然学的是美国文学。而且“爱上层楼”，去了哈佛，跟 埃德蒙·威尔逊人家大鼻子教授越念越玄，到了西出阳关，归梦难成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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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哈佛是出名的俄苏研究中心。在卡品特视听艺术馆常映苏联电影。哈佛合作商场二楼也卖俄罗斯民歌和红军军乐唱片。波士顿调频电台定时播放的休息曲中，就有《日瓦戈医生》的电影主题乐变奏。每回听那清澈如流冰春水，伴着三套车铃铛，象延绵到天涯的白桦树林那样忧郁深情的“日瓦戈旋律”，我禁不住会如痴如醉，忘掉大半刚学来的功课。
哈佛另一层好处，是它集中了一批“超级大国研究”学者。近年又有不少青年放弃传统热门学科，来这里读挑战性更大的亚洲或苏联研究。于是我有幸结识几位“超级同学”。节前考后聚来闲聊，纵横东西文化，品尝各国佳酿，倒也解闷消乏。
朋友中有个念俄苏文学的东京大学讲师M君，常提醒我读苏联作家新著。我问他何不留苏而负笈来美。他却反问，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白痴有甚区别。又说看百老汇歌剧并不耽误他读当天的《真理报》英文版。另一位是在莫斯科上中学，牛津上大学，哈佛攻苏联政治的美国同学B君。他给我解说他们的研究分布和朝野区别，我才晓得哈佛、哥大之上，还有什么乔治登中心、布鲁金斯学会和胡佛研究所。德国同学R君是咱们北大出身，现在念中国考古。与他谈天便少不了莫扎特、孟姜女、司马迁和黑格尔。有时怀念日耳曼乡间啤酒节，或中关村、海淀一带的小饭铺。我们一致认为，大国研究应首先尊重并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本职目标是增进人民之间的思想与情感交流。
从威尔逊大叔说起
没有料到，在我深入了解美国文化思想史过程中，会挖通地球来到俄国——突然面对着操俄语的美国文豪威尔逊先生，以及他撰写和搜集的、有关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与《日瓦戈医生》的多种文字材料。究竟是什么神力沟通并联系起美苏两家这一对公认的“民族良心”？我一时弄不明白，便去求教导师丹尼尔·艾伦教授(三十年代美国左翼文学研究权威，威尔逊问题专家)。丹只讲了一句就算了结此题：他俩都是人——不是神<SPS=1284>或怪物。
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 一八九五——一九七二)，生前曾是美国广受尊崇的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七十年代初病逝之后，他的名字仍然在全美知识精英知名度普测表上名列第十(丹尼尔·贝尔是如今的状元魁首。霍夫斯塔特虎死不落相，保持第十二名。金榜题名的前二十名学者，我拟陆续再介绍一批)。
用美国学究的评论来概括威尔逊，可得出相当令人敬畏的印象。他掌握十种语言——英、法、德、意、西、俄、匈、拉丁、希腊和希伯来文(晚年因不识中文而后悔不已)，精通“从哲学大师怀特海到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的各种思想游戏(艾伦教授语)。这位资本主义的叛逆，技能全面的批评家，长期“以真挚的人道精神和杰出的新闻文体，丰富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超越时代和地理局限向世界发言(见利昂·埃代尔《威尔逊画像》)。他是二十年代以来美国作家中“无人可比的不败纪录保持者，传统文化巨人中最后的莫希干人”(谢门·保罗《威尔逊研究》)。他不仅是迷惘一代作家的“道德与心智守护神”，“两代美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而且正在成为“第三代、第四代青年的精神教父”(考利、卡赞、盖斯玛等文学史家的意见)。
威尔逊自己却不喜欢这些把他神奇化的赞誉。他关照后事时，请来埃代尔和艾伦教授，托二位整理编订他的文稿书信。遗言中，他严 禁后人“美化或拔高”他的文字，生怕给青年造成误解或迷信。
遵其遗嘱，埃代尔与艾伦在编辑《威尔逊文学与政治书信集》时， 注意将老头儿从上界星宿的光环中解脱出来，还他为青年能够理解的“大叔”形象。在书信集的一九七七年修订版序言中，艾伦教授还援引“潘趣与朱迪”(Punch and Judy)的故事，把威尔逊比作英国传统喜剧里的著名丑角。说他每回恶作剧地捉弄了神父和权贵之后，便手舞足蹈，畅声傻笑，同酒店里的农夫、小市民和风流娘儿们喝得烂醉如泥，闹出发昏章第十三。
大叔也好，潘趣也好，西天佛祖也罢。我对威尔逊的兴趣在于把他当作现代美国文人的标本(sample，植物学家或病理学家的刀下物)和模型(model，画家或社会学家的观照对象)，跟踪他的万里思想云游，试着把握美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来的天路历程，或曰“思想变形记。”
这是个困难却十分诱人的题目。不久，我接连写出两份研究报告，分别描述威尔逊在二十年代的“思想流浪”，分析他在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复杂经历。结果对他的前半生得出如下的初步认识。
早年也曾泛轻舟
威尔逊生于新泽西州红岸镇上一个古老贵族世家。祖上历代在马萨诸塞做长老会地区教长，并同著名清教领袖考顿·马瑟家族联姻。到他父亲这一辈，家道渐衰，却保留下传统的傲慢与偏见。老威尔逊是律师出身，一度做过州检察长。因他为人清高，不惯苟营，晚年辞去冠带，紧闭书房读圣贤。
在严厉管教下长大的小威尔逊，自童年起就处在狄更斯式的矛盾精神状态。他聪颖好学，敏感内向。既鄙薄资产阶级暴发户，同情劳苦大众；又深深地崇敬文明与传统，怀有天真的人道主义进步理想。贵族公学的刻板与势利，普林斯顿大学静寂神圣的求知环境，纽约报馆的世俗纷扰和激动，这一切合力造就了他处于“老派托利党改良主义与下层激进主义之间”的边缘世界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二百万美国青年远征欧洲。威尔逊听从父亲和普林斯顿老校长威尔逊总统的号召，去法国前线当了救护兵。可那里并没有当年惠特曼在内战包扎所里所讴歌的史诗般悲壮与光荣。威尔逊只能胡乱涂几句打油诗，表达自己凄惶的幻灭：“死掉的尽是些青年／我却活在死人中间／把他们抬下冰冷的床板／再扔进浅薄的木盒里边。”
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粉碎了一代参战青年的虚幻美梦，把他们推上叛逆之路。高喊着“为美国、为民主，为了哈佛和耶鲁”的学生兵们，战后变成“迷惘的一代”。海明威、肯明斯、福克纳、菲茨杰拉德和多斯·帕奈斯等人因写反战小说和幻灭故事名扬欧美文坛。而威尔逊凭他较高的理论素养，占据《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的评论专栏，为同龄先锋派作家鸣锣喝道，成了哥儿们的“医生兼交通警”。
二十年代美国文化正处在新旧混战、传统断裂的“青春骚动期”。新文化启蒙导师门肯和庞德等人大力引进西欧思想，猛烈抨击美国的清教伦理和斯文传统。一代迷惘青年狂飙突进，决意要置旧文化于死地而后生。新青年变革运动有三位急先锋，分别是约翰·里德，V.W.布鲁克斯和T.S艾略特(都是哈佛一九○七——一九○九届)。他们各自率领着面向苏联的《新群众》集团，面向国内的民族文化重建派，以及面向西欧的现代派文艺沙龙。
处在左、中、右三派思想交叉辐射下的威尔逊，先去欧洲游学，又回纽约格林威治村青年大本营，最终穿上“红衬衫”，倾向革命。二十年代他写下大批评论、小说和剧本。一半是为迷惘作家宣传成就，分析优劣。另一半是为村里苦闷又放纵的弟兄们治疗精神创伤，发布集体忏悔书和光明启示录。他自己虽也随大流荒唐过一阵，却没有象某些“战败的英雄”那样一败涂地，哀伤终生。
威尔逊力图超越门肯和布鲁克斯的视野，平衡各派的文化理论，为青年和社会寻找理想的出路。例如，他称许青年诗圣艾略特的艺术造诣，又批评他偏安英国，背弃祖国文化。他认为《荒原》精神“使青年过早衰老”，因而有必要重塑一个在垂死时向青年哀求宽恕的上帝形象，以鼓励“世纪儿”去做新世纪的“鱼王”或造物主(《殡仪馆花环》)。他指控老年人顽固保守，只会强压青年反叛；而年轻一代摒弃传统，沉溺于享乐和纯艺术，要自由却不顾社会责任，也犯下大错(《吹口哨房间的罪恶》，是以老同学菲茨杰拉德为原型的剧本)。在威尔逊笔下，美国文化象个俗丽、粗鲁而又不失淳朴的村姑，纵有百般难堪，依然让他这等“遭诅咒的一代英俊”魂牵梦系，难以忘怀(见自传性小说《想念戴茜》，威尔逊写完它就得了精神崩溃)。
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和革命高潮把多数迷惘才子卷进了左翼文化运动。威尔逊大病初愈，便写下《告别诗人》，号召同伴们向左转。不久又沿着约翰·里德的路线前往苏联考察革命(见《两个民主国度之旅》和《去芬兰车站》)。这一时期他认真钻研马列著作和欧洲现代文论，发表不少重要著作，奠定了自己在左翼理论界与欧美文学批评界的地位(与英国的奥登和法国的阿拉贡等人齐名)。
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阿克塞城堡》，是“头一部缜密有力地解剖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专论”(考利评语)。书中总结了象征派文学(包括普鲁斯特、马拉美、韩波、叶芝、乔哀斯与艾略特)和达达派诗歌的艺术倾向，并对他们异变的世界观持严峻批判态度。威尔逊指出，韩波等人象隐居在黑森林古堡里的阿克塞公爵，看守着无尽的文明瑰宝和绝色美女，却空虚衰弱，厌恶人生。他们以“受虐”为由去发泄对社会的“虐待欲望”，靠崇拜艺术和想象来回避社会现实。结论：这些现代派大师患了精神分裂症，青年作家应引以为戒，抵制他们的不健康倾向。
威尔逊诊断了自己和时代的疾病，坚定地走向革命阵营，却没能成为理想的无产阶级英雄。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三重思想家》等文论中，他一面赞扬列宁的革命创举，主张政治、社会与文艺紧密结合；一面又指责左翼文学的艺术水准低下，反对宣传鼓动式倾向，要求保留美国文化传统和人道精神。以至当时的美共文化领导人埋怨他“把马克思同爱默森、弗洛伊德搅成了一锅粥”。
一九三七年苏联大规模肃反，美共也相应清洗托派分子。威尔逊因研究过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受到了批判和排斥。一九三九年的苏芬战争与苏德条约导致左翼阵营思想混乱，大批进步人士退党退盟。以《党派评论》为中心的犹太裔左翼文人集团公开对抗斯大林路线(这批人本能地同情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犹太血统的苏共反对派)，造成左翼内部派系恶斗，局面不堪收拾。威尔逊不愿纠缠于政治恩怨，悄然离队，当了“独立自由左派”(此乃战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集体归宿)。
一九四一年，威尔逊发表《伤与弓》，表达他退出纠纷、独钓寒江的悲凉心境。书中重写希腊神话里的神弓英雄菲罗克忒忒斯(Philoc－tetes)。称颂他被大军遗弃在楞诺斯荒岛之后，忍受伤痛，坚韧不拔，苦等了十年，终以满头银丝返回军营，重振雄风，用神弓大败特洛亚人，实现了大力神赫刺克勒斯的赠弓遗愿。威尔逊此处借用“弓”与“伤”来象征左翼文人的艺术才华和精神磨难，暗示他将不负史命，坚守本职。
二次大战期间，有许多美国左翼知识分子象当年组建林肯支队、保卫西班牙那样，再度上战场，带着他们的“伤与弓”，向法西斯报仇雪恨。威尔逊当上战地记者，随军进入希腊、意大利和英国采访(见《没有贝迪卡导游的欧洲》)。当海明威等好汉组成“艺术家突击队”，率先攻入巴黎，解放他们心爱的大酒店和咖啡馆时，威尔逊正驾着军用吉普，在罗马和雅典凭吊古迹废墟，揣测战后的世界政治与文化发展趋向。
转向帕斯捷尔纳克
我的威尔逊报告得了好分数，一度想乘热打铁，以他为题作博士论文。不料，艾伦教授给我泼了凉水，说题目过大过难，吃力不讨好，将来出书也不易云云。 老实说，威尔逊后半生经历丰富，兴趣广泛，的确不是我能轻易应付的局面。即使拆整为零，也能列出四、五个不同方向的题目。如他对异邦文化的纵横比较，就包括在十几个国家的游历考察(见《红黑白黄文明研究》、《死海书信》、《<SPS=1028>，加拿大》等)。又如他对美国文化史的发掘和整理，涉及到印第安神话、清教传统、内战文学和爱默森、霍桑、坡等众多专题。单是他有关左翼文学运动的回忆与思考，以及他同奥威尔(英)、马尔罗(法)、西隆尼(意)、柯埃斯特勒(匈)等人的交往书信，即可写一部份量可观的欧美左翼思想史。
威尔逊晚景凄凉，经济拮据。因看不惯国内冷战政治和商业文化，他拒不做官，也不受金钱引诱。独自来往于马萨诸塞州的鳕鱼角住所与哈佛大学客座讲坛之间，兼任《纽约客》的评论主笔(见《经典大家与商业文人》)。一九五五年美国文学艺术院隆重授与他“评论金奖”，布鲁克斯等人盛赞他是“当代的爱默森”。他从此便两袖清风，益发孤立于天地人之上。晚年念念不忘的事，就是收编出版自己倾多年心血写下的俄苏文化研究专集——《俄国之窗》。
从三十年代起，威尔逊陆续研究介绍了许多俄国文化名人。其中有作家屠格涅夫、契诃夫和普宁。也有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和画家列宾。五十年代，他同俄裔作家纳波柯夫、哈佛斯拉夫语文专家斯图洛夫和俄苏中心的乌拉姆等人密切交往合作，使自己的研究独树一帜。
一九五七年底，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立即引起了威尔逊的深切关注。此后三年里，他亲自撰写评论注释，比较该书的各种文本，指导翻译印行它的美国版。在他的赞助下，成立了“日瓦戈研究中心”，向各方专家学者征集研究信息。还试图同帕斯捷尔纳克建立朋友式的通信联系(对方回信解答了威尔逊的，部分技术问题，但不久就中断了)。
对威尔逊来说，《日瓦戈医生》是“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它“兼备了《战争与和平》与《芬尼根守灵》的双重经典特色”。而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现代苏联文学谜一般的巨人，正是人们“开启俄国文化宝库和知识分子心扉的专门钥匙”。随着他对《日瓦戈医生》日益深入的象征主义探索，威尔逊感到他逐渐进入并融合于日瓦戈和拉拉的精神世界，同他们血肉难分，情同知音。
在五十年代美苏尖锐冲突的意识形态高压之下，想公允平静地研讨学问十分困难。麦卡锡反共迫害狂潮尚未完全消退，进步作家如海尔曼等人正苦熬这“恶棍当道的岁月”。威尔逊却尽力而为，一面保护《日瓦戈医生》免遭反共政治曲解，一面引导对该书有创见的分析。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情人节(又称圣瓦伦丁节)那天，年逾花甲的威尔逊赶完又一篇日瓦戈评论，提笔给研究助手写信，述说自己青春焕发的喜悦：“情人节给欧仁尼亚写情书／咱俩都落入情网傻乎乎／手忙脚乱编出一套费话／就为了说明谁是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到底是何许怪人？他为什么让威尔逊心灵震颤，返老还童，忘乎所以？上面我们已知威尔逊的大半生经历，下面请比较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道路。
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比威尔逊长五岁，属同辈人。他出生在莫斯科，父母分别是画家和钢琴家。从小受贵族文化熏陶，又继承了十二月党人介于改革与传统之间的精神矛盾。少年时代他有志于音乐。后去德国攻读哲学，同时对新康德主义和现代诗歌萌发了兴趣(威尔逊此时在普林斯顿也转向文艺理论)。待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些诗(见《双子星座》与《在街垒上》)，引起赞扬之后，他却发现自己有分裂性格：“水泥盖的心房长出一棵生机盎然的小树。”威尔逊深有同感地解释说，这是“艺术家气质同哲理素养的冲突”。
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激动了诗人的心灵。拉普文学和现代派诗歌的同时崛起更活跃了他的艺术想象。二十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写下不少歌颂列宁、表现俄国革命的诗篇(如《崇高的激情》，《一九○五年》和《施密特中尉》)。也受到各方政治与艺术影响。高尔基鼓励他继续进步。批评家莫斯基称他是“莫斯科诗人圈子中最受重视的新星”。布哈林在首届全苏作家大会上表彰他“擅长于创造具有思想深度的原型意象”，“富于执着的艺术求索和献身精神”。在这位诗坛新秀看来，斯格里亚宾和布洛克诗歌中的思辨求知倾向固然可贵，却较多神秘与晦涩色彩(如布洛克长诗《索菲娅》中的智慧女神形象)。卡缅斯基、马雅可夫斯基等未来派闯将虽有革命激情和形式革新，在批判传统方面又走得过远。到底走什么道路才能发扬俄罗斯伟大的文学传统呢？他可不同意把列祖列宗都“扔下时代的轮船”。他打算继承普希金的“光明磊落”，托尔斯泰的“忠于事实”，还有赫尔岑、别林斯基的人道主义、平民思想、现实诗论和“有血有肉的语言”。
背负着历史重荷的诗人很快就落后于时代潮流。三十年代初，他在作家会议上反对平庸化倾向，要求保护天才和艺术尊严。诗集《重生》更流露出他对恐怖政策的反感，还呼吁让诗人“不受蒙蔽地观察和认识民族的生长”(恰恰同威尔逊一样暴露出狄更斯式的糊涂，实该用列宁批评高尔基的著名讲话给这两位也上一堂课)。遭到批评指责之后，他竟采取了日瓦戈式的不介入方针，停止写诗。凭自己通晓多种语言的技能，他整整翻译了十年的莎士比亚悲剧、歌德的《浮士德》和俄国少数民族诗歌——活脱又是一个受伤的希腊英雄。
一九三六年，苏联推行肃反扩大化，斯大林的战友奥尔忠尼启则和爱妻娜佳相继非正常死亡，在这人人自危的疯狂时期，帕斯捷尔纳克斗胆给斯大林写信(他懂格鲁吉亚文)，深切哀悼娜佳的去世。有人声称，帕斯捷尔纳克写信是为保全自己性命。也有人推测，诗人想以他的仁爱心去感动斯大林。威尔逊力排众议，坚称帕斯捷尔纳克为人宽厚善良(一九三二年巴黎作家大会上许多美国作家发现他有孩子般的怪癖)，又是个把自己“封闭在艺术实验室里”的政治门外汉，习惯“在外界压力下保有内心的一点自由”。苟全性命说绝难成立。唯一可能是他对斯大林丧妻产生了真诚的悲痛。小说《日瓦戈医生》中，日瓦戈和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早期革命家，后为红军将领，保安部门首长，曾多次帮助日瓦戈，并协助拉拉出版日瓦戈遗诗)的亲近关系，也象征性地证明诗人对革命领袖怀有友爱同情之心(见威尔逊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发表在《纽约客》上的评论：《医生的命运及其守护神》)。
如同他的自传《循规蹈矩》(俄文原名是“Oxpaнная rратота”，威尔逊英译为“Safe Conduct”)所述，帕斯捷尔纳克从此安分守己，不问世事。一晃到了卫国战争，他才重新振作，写出《工兵之死》、《冬天的原野》等爱国主义诗篇。
一九五六年解冻春潮早来，帕斯捷尔纳克急切地拿出自己倾力二十年写成的日瓦戈手稿(据斯坦福大学布朗教授的《苏联文学史》考证，此书梗概早于一九三八年就在《文学报》露面。一九五四年《旗帜》又刊登了日瓦戈全套诗作)。帕斯捷尔纳克没料到，他的小说竟被严厉退回。迂夫子一着急就把手稿寄给意共出版人费尔特里内利，指望自己终生劳苦的成果，能比较体面地印成文字，寄托他对拉拉(俄国母亲)的无限热爱。结果引起西方的盛誉和国内的声讨。诺贝尔奖给他送来日瓦戈式的悲剧结局。
帕斯捷尔纳克象日瓦戈那样作出了最后抉择：他要苏联公民权而拒受诺贝尔奖。他如愿以偿。一九六○年病死在生他养他的俄罗斯母亲怀中。威尔逊闻讯大恸，在六月四日给欧仁尼亚的信中哀思绵绵，语无伦次。后又明白过来，说日瓦戈为拉拉而死，情有可原。
拉拉与戴茜
《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内容庞杂、诗文合璧、充满精神矛盾和特殊意象的历史巨著。虽比不了莎学、红学的气派，它的研究者早已自成体统，遍及东西方了。威尔逊是美国人公认的日瓦戈研究权威。在他写的多篇评论中，对此书的主题精神作出了与众不同的概括和提炼。我用四项相关连的命题，简要转述他的研究重点，即“革命——历史——生活哲学——文化恋母情结”。
革命——可以比喻成斯特列尼柯夫乘坐的装甲列车。它风驰电掣，轰然而至，势不可当。车上架满机枪，车顶红旗猎猎。威尔逊认为，革命一路斩妖除怪，但又把仇恨和暴力撒满人间。它是善，还是恶？兼而有之吧——出轨的火车、失控的机器毕竟可怕。革命的伟大和过失就象暴风雪刮过俄罗斯广阔的原野，那华美与凄凉难分难解。
历史——是“沙皇、拿破仑和罗伯斯庇尔们都无法更变的自然规律”。它有如植物王国里的冬去夏来，自生自灭，在静止不动中循环往复，无视人间的苦难与烦恼。诗人从冬雪、春潮、死亡和复苏中体验到历史超越万化之上的神奇威力。于是痛楚消解，困惑转为明智的期待——他成了这“无尽运动的一个缘由和支点”。
生活哲学——日瓦戈善良又懦弱，象个哈姆雷特王子。他一生受命运的摆布捉弄。有家不能供养。有医道却救不了世人。他同拉拉可怜的爱情，无奈的分离，以及最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结局——这也能叫作生活？据说他们真正地生活过，“象亚当和夏娃”。还留下日瓦戈的“拉拉之歌”，似乎有意要开导后人：“转眼即是几百年／同样的云彩同样的山／同样的溪流河水边／悠悠岁月依然”。
文化恋母情结——指的是小说里超验主义的爱情主题。威尔逊反对“泛政治化”解说，便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拿手戏，指拉拉为俄国文化女神。以此作全书的“眼”，分头去透视小说中三个主要男性(科马罗夫斯基、帕沙和日瓦戈)为争夺女神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得出的不是西方文学中惯有的多角罗曼司，也不是红楼梦式的“好了歌”和色空观，而是俄国诗人对祖国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
拉拉在小说中头一回误入太虚幻境才十七岁，碰上科马罗夫斯基。他是旧俄国的统治者，商务律师、检察官、上流社会的贵宾。同时又是邪恶与魔鬼的化身。他早年侵吞日瓦戈父亲的遗产。后假装行善，占有了拉拉母亲的身体。拉拉被他从贫困中搭救出来，送进学校，也被引诱失贞。科马罗夫斯基还要主宰姑娘的终生。不想她愤起抗暴，枪击“恩人”，逃出魔爪，嫁给了贫穷善良的大学生帕沙。
帕沙是俄国革命者的典型。他的生父被沙皇流放西伯利亚，养父是铁路工人。在莫斯科的工人村里，他结识了女中学生拉拉，并爱上这个女孩。他起初不明白，为何“时代的全部眼泪和惊恐，它所有的觉醒和骄傲”都集中在拉拉可爱的脸上。婚后帕沙得知她饱受凌辱的过去，整个心灵被憎恨扭曲变了形。他去打仗，负伤，失踪，隐姓埋名投身革命。再度出现在内战前线时，他成了使白军丧胆的“枪决专家”和红军名将斯特列尼科夫。他同历史吵架，向整个旧俄国宣战，把生活当成打不完的战役。为了给拉拉报仇，洗清污秽，他不惜用子弹和匕首，契卡和征粮队，以及一切血与火的手段。他正直坚定得如铁铸成，是个犯有过失的革命家。革命也以钢一般的无情镇压他，搜捕他，逼得他走投无路。
日瓦戈，既无科马罗夫斯基的奸诈精明，也不能象帕沙那样“为爱人移山倒海”。他象征着俄国知识分子中“无才补天、枉入红尘”的那一类顽石蠢物。帕斯捷尔纳克安排这位集医生、诗人和孤儿于一身的“多余的人”同拉拉歧路同归。一个满腹经纶，柔情似水。一个心比天高，命薄如纸。革命前他们在斯文季茨基家的宴会上相识。战争中在伤员救护所同事。动乱离散时期，又在乌拉尔小城邂逅同居。当日瓦戈九死一生地逃离游击队营地，一路乞讨奔回他“如画的美人，亲爱的花楸树公爵夫人”身边后，他们却面临这风雨飘摇世上的最后一次生离死别。
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是全书高潮，也是三个男人为拉拉决斗的关键一幕。在那座凋零破败的贵族庄园里，日瓦戈和拉拉找到了他们暂时的爱情避难所。四周是冬夜，皑皑白雪和<SPS=1163>人的狼嗥。诗人秉烛夜书，创作拉拉之歌。他凝视拉拉熟睡的身影，低声叫出，“主啊，为何你给我这么多的赏赐，让我走进你的圣地，匍伏在这轻率、顺从、薄命而又无比珍贵的女人脚下？”
日瓦戈正庆幸自己得到了拉拉。不料科马罗夫斯基再次闯进他们的生活，编造谎言，逼迫拉拉随他向远方逃命(这恶棍已当上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长)。拉拉刚走，谣传已被处死的斯特列尼科夫又不期而至。他冒死穿越西伯利亚，来同拉拉诀别。日瓦戈和他一起剖白各自对拉拉的衷情，诉说千古之恨。清晨，帕沙举枪自杀。日瓦戈只能孤身去追赶爱人的身影。等拉拉挣扎出苦海重返莫斯科，只见到诗人的葬礼和堆成山的花环。
俄国文化女神最终去了哪里？有人枉然地探究小说里“追赶不上”的结局。也有人考证出真正的拉拉已被烈火焚化(所以帕斯捷尔纳克总是描绘拉拉身边的炊烟、劈柴炉和熨衣服的焦糊味)。威尔逊却高人一筹，抓住书中反复出现的“活埋”意象做文章。拉拉曾梦见自己埋在土里，“左肋、左肩和右脚露出，左乳长出一丛青草。”日瓦戈同女巫对话后也生出幻觉，看见利剑劈开拉拉的肩胛，“她敞开的胸腔里一下子抖出了城市，街道，住宅和土地”。这些颇带疯颠荒诞味的隐喻，据威尔逊说，是指“凤凰涅<SPS=0566>和死而复活一类的意思。总之，只要日瓦戈的诗还在苏联人民中间流传，拉拉也就永远活着(曹雪芹的绛珠草得了神瑛侍者的甘露？)
威尔逊对拉拉如此着迷，说来他也是过来之人。年轻时他写《想念戴茜》，主题恰是文化恋母情结。那戴茜本是良家民女，憨顽可爱，不谙世事。后落入纽约花花世界的风月场中，被小说中的“我”(即青年威尔逊)在鸡尾酒会上撞见。听她一曲爵士小调，竟然身不由己爱上了这个乡间姑娘。于是“我”抛离了高雅苍白的艺术女巫莉达，又疏远了狂热偏激的革命偶像雨果，当上戴茵的情夫和保护人。戴茜旺盛的生命力和跳荡的热血教会他写诗作画。他一心要作美国文化的编年史官。谁知戴茜又随人去。再度重逢时，她既老又病，专靠卖笑为生。这部风月宝鉴，铭刻下威尔逊对祖国文化无尽的伤逝与眷恋。这里顺手掂来，作读书解疑的一段插曲。
威尔逊到了垂暮之年，据说酷爱巫术、魔幻、木偶、心灵感应和“奇异现象学”之类玩意儿。如何评价他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一对空空道人、渺渺大仙呢？一时我竟无了定见。只想起列宁关于涅克拉索夫的几句宽容大度的批注：此等诗人难免在时代的竖琴上拨错几个音符，主要是看他们整个的感情和立场倒向哪一边(大意)。因此，恋母情结似乎还说得过去。
搁笔前又想起艾伦教授的教诲——他不让我研究威尔逊后半生，本意大概是怕我年纪尚轻，历练不够，啃不动这顽石苦胆。我不自量力，硬拿两个难题往一起缠，到这会儿才品出其中的几分荒唐辛酸。
一九八七年春节于北京
(《日瓦戈医生》，〔苏〕帕斯捷尔纳克著，蓝英年、张秉衡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一版，定价3.30元)(本文威尔逊与帕斯捷尔纳克像，丁聪画)
哈佛读书札记
赵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