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集偶钞》
《南山集偶钞》，“桐城戴名世田有 受业尤云鹗编次”。康熙壬午刻本。半叶十行，行甘一字。前有方苞序，宿松朱书序，辛巳人日受业尤云鹗跋，又目录。全书计收书十首，序四十二首，记二十一首，传二十五首，论三首，说四首，杂著五首。白口，左右双边。板心中记篇名及写作年份，每篇叶数各为起讫。每类前各起大题。其中有一处书名已为后人用墨笔改为《南函集》，作者名字也涂改为“戴吝槿由直”，应是南山集狱后事。
南山集案是康熙后期有名的文字大狱。官书及野记都称之为《南山集》狱，其实指的就是这本“偶钞”。是尤云鹗就平日所藏钞本百余篇付刊的，仅当全集五分之一。刻成十年而狱起，官方据此论罪，并非另有《南山集》一书。
戴名世是康熙四十八年一甲二名进士，与方苞齐名，都是兼做古文和八股文的名家。康熙五十年，副都御史赵申乔揭发书中违悖之处，指的就是“偶钞”卷首的一篇《与余生书》。余是介绍曾为永历中宦者的犁支和尚叙述滇黔间事给名世的人。原书说：
“而吾乡方学士(按指方孝标)有《滇黔纪闻》一篇，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学士考据颇为确核。”这就触犯了清廷的大忌，康熙在御批中说，“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曾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又说，“方登峄之父(方兆及)曾为吴逆伪学士，吴三桂之叛，系伊从中怂恿；伪朱三太子一案，亦有其名。今又犯法妄行，方氏族人，若仍留在本处，则为乱阶矣。将伊等或入八旗，或即正法，始为允当。”可见在康熙看来，此案因有作《滇黔纪闻》的方孝标卷入，又有族孙方苞为《南山集偶钞》作序，与三藩事件联系起来，就觉得格外严重了。其实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中还有许多有关明史的议论，也是清廷不能容忍的。戴名世说：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若昭烈之在蜀，帝<SPS=0491>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仅仅志其梗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戴名世在这里为南明争正统，倡议修南明史，想发动明的遗民遗臣收集史料，纂辑成书，总结一代得失成败的教训，即使是书呆子的白日梦，在清统治者看来到底是危险而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戴名世又错误估计了形势，天真地说什么清朝的文字之禁已经放宽，更是不折不扣的梦话，其必然碰到统治者的刀尖上，是毫不奇怪的。戴名世又表示，他“于明史有深痛”，有纂修明朝全史的雄心，在收集史料的问题上也对清廷的修史进行了指摘。
“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这里所触及的正是极为敏感的，为清朝千方百计回避、讳饰的历史。在民间倒是清醒的人多，并不天真地遵命将藏书献出，可见大家都明白，万历以后明与后金的关系是碰不得的禁区。而戴名世却直截了当地点出了，虽然在官文书中不曾明确指出，无疑这一节也是他的致死的重要原因。
关于文集的刊刻，戴名世在给好友刘大山(岩)的信中曾有说及，“今年冬，有金陵门人欲锓仆古文于板。仆古文多愤时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语获罪，而门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可见作者本人也不是没有警惕的。刘岩在戴名世案内也受到牵连，据康熙五十一年刑部衙门奏，“编修刘岩，虽不曾作序，然不将书出首，亦应革职，佥妻流三千里。”后来得到宽大处理，减去死罪，但流放充发是不免的。刘岩的文集《匪莪堂文集》是清光绪中叶刻行的。诗集名《大山诗集》，五卷，康熙后期刻本，不入禁网，但诗中怨望之处是很不少的。如《读苇间集》，是纪念故友姜宸英作，就有“呵壁无从诉此冤，悲填胸臆愤张髯”之句。《哭家西谷侍御》诗说，“我罹文字祸，不敢歌大招”，更是对自己的遭遇表示了抗议，而且公然说出“文字祸”来，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幸运的是没有被发觉，罪上加罪。只此一例，也可见当日文网虽密，到底还不曾剔除净尽，不能说不是失败了。
戴名世和刘继庄(献廷)、王<SPS=0300> 绳(源)都是好朋友，在《送刘继庄还洞庭序》一文中称赞刘“不从事于科举”是“真能读书者”。说刘“尤留心于史事，购求天下之书，凡金匮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志，野老逸民之所记载共数千卷，将欲归老洞庭。”认为刘是修撰前朝史事的同志。戴名世对明代史料的关心无时不有所表现。《天籁集序》是为康熙刻白朴的词集所撰的序文，已不见于原书，想来也是因避忌而抽去的。序说：
“顷余有志于先朝文献，欲勒为一书。所至辄访求遗编，颇略具。而今侨寓秦淮之上，闻秦淮一二遗民所著书甚富。当其存时，冀世有传之者而不得，深惧零落，往往悲涕不能自休。死而付其子孙。余诣其家，殷勤访谒，欲得而为雕刻流传之。乃其子孙拒之甚坚，惟恐其书卷之流布而姓名之彰者。鸣呼，祖父死不数年而其子孙视之不啻如仇雠，其终必至于磨灭……”
从这里透露的情况可以看出，在政治压力下，人们是怎样的战战兢兢，深藏密锁，不愿将有关明清易代史事的著作付之刊刻。戴名世痛骂这些不肖的子孙，不考虑现实政治条件，固然不免偏激，但从另一个侧面也揭露了文字狱的罡风，不但斩杀了大量已刊的著作，更扼杀了也许更多的文稿，使之胎死腹中，其践踏文苑的凶残业绩，更是应该予以充分的估计的。
戴名世还为弘光遗臣王养正立传，盛赞其抗清死难，虽然遇到“大清兵”字样提行以示尊敬，但立场却鲜明地站在烈皇帝、安宗皇帝(弘光)一边。在《吴江两节妇传》结末的赞语中，又借机大骂投顺的贰臣，
“吾尝读顺治实录，知大兵之初入关也，淄川人孙之獬即上表归诚，且言其家妇女俱已效国装。之獬在明时，官列于九卿，而江淮之间，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国装死者，头颅僵仆，相望于道而不悔也……”
今天人们都熟知清初因<SPS=1528>发而丧生惨痛故事，却不大知道因通令换衣冠也曾造成惨重的牺牲。戴名世在另一篇著名的《画<SPS=2001>巾先生传》中就记下了<SPS=1528>发令下后发生的悲壮故事。文章开始就说，“顺治二年，既定江东南，而明唐王即皇帝位于福州，其泉国公郑芝龙阴受大清督师洪承畴旨，弃关撤守备，七闽皆没。而新令<SPS=1528>发更衣冠，不从者死。于是士民以违令死者不可胜数。”可见剃发与换装是连在一起的。在叙事过程中，对洪承畴、郑芝龙的批评倾向更是显然。他几乎不放弃任何机会来发抒故国之思，在另一篇《郭烈妇传》的赞中也说，“嗟乎，海岱之间，自明时多公卿贵人，冠盖相望。及易代之际，左公萝石而外，卖国叛故主者多矣。而女子之以节烈著者，颇时时不绝也，岂不异哉。”借封建主义男尊女卑的大帽子，痛斥卖国投敌的公卿贵人，正是戴名世思想的一条主线。
南山集案最后的处理是，“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SPS=0571>，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只杀掉一名主犯，比起乾隆朝的文字狱来还要算是宽大的。入了旗的方苞，后来赦归了，还写进了“满汉名臣传”，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开山人物，则更非少年时与之齐名的好友戴名世所能料及的了。
案戴名世尚有《忧患集偶钞》一种，亦列入禁书目，刊刻体式与《南山集偶钞》全同。后附《孑遗录》一卷，康熙四十年宝翰楼刻本。《南山集》则未见原刊著录，只于清末用活字排印《南山全集》十六卷，题“戴潜虚田有”撰；又有光绪十六年木活字本，亦十六卷，改题“桐城宋潜虚撰”。
《峤 雅》
清初刻本。“明福洞邝露湛若撰”。半叶八行，行十五字。每半叶双套边，刊刻甚精。板心下有“海雪堂”三字。卷首大题下有小印云，“字字离骚屈宋心”及“族来孙邝瑞重镌”一行。前有皖雾灵山人阮自华大字隶书序，小像，自赞，“石巢诗话”一则，后附“文部”，尾叶题“峤雅卷之二终”， 似此书为二卷，但《千顷堂书目》称八卷，大概是连同诗类分体别起大题一并计算的。
邝露，广东南海人。明诸生。隆武时召为中书舍人，唐王败死，赴桂林。永历中入翰林。后奉使还广州。清兵攻城，城破抱所宝琴赴水死。看他的生平经历，诗集中自然多的是感事伤时之作，不必审查就可断定应予禁毁了。但军机处奏进的禁书目中却有详细的案语说明，
“查《峤雅》，明邝露撰。中多空白，以文义推之，皆指斥之词。露虽于大兵入粤时抱琴死节，然在明末受业于阮大铖之门，最相契厚，为其狎客亦最久。诗中所称石巢先生，即大铖也。其死与明末逆案诸人之死相似，仅足自盖其愆，未便因此而存其诗，应请销毁。再此书卷首<SPS=2002>去卷数，似非完本，应行令该督抚再查。”
这里所指的就是同一刻本，卷中空白，也一一俱在，卷首小印所引诗，见王渔洋“论诗绝句”，“九疑泪竹娥皇庙，宇字离骚屈宋心。”据此，刻书当在顺康之际了。审查案语中借阮大铖大作文章，把邝露打入逆案，作为应予销毁的理由，倒是别出心裁的论法。其实诗集中处处都是违碍词句，原不必拉上阮大铖定罪的。七古“花田饮陶十一白郎”诗后附注云：
“是年燕都已陷，吾粤游舸不减昔时。南都初建，志士多绝裾之游，而尸素巨公，燕巢飞幕之上。黄才伯云，‘越女不知摇落早，涉江犹唱采芙蓉’，信然。”
“赵夫人歌”小序中“迎驾邕宜”，“西迓乘舆”等都指的是永历帝，都照例抬头。诗中起首处有“自矜娇艳无双质，嫁与将军北射□。□骑冯陵风雨急，金陵铁锁何磋及。”两个空白字都是“胡”宇。待末附记说，“永历二中闰三月十五日，东粤始复冠裳，……”又有咏张家玉侍郎的《三臣咏》，诗后小注更详细记述了张抗清前后的业绩，死节始末。邝露始终是奉南明正朔的，称明军为“王师”，与“清军”相对应，而感事伤时的词句更是随时流露。在禁书中间，可以算是十分标准的一种了。阮大铖的“诗话”中对邝露评价极高，说“湛若诸律，以曹刘鲍庚之才，降就沈宋之法。如驱八骏，折旋于蚁封之上，故韵流于苏李，而酝酿深于辋川、襄阳。超百粤而孤出，陵三唐而特奏。”可说推许备至。《峤雅》中与大铖投赠之作不少，也并未删去。阮的《咏怀堂诗》前有“岭南门人邝露序”。略云，“饮明堂在邹之醇，割西园南皮之腴，弹厌六代而砥柱乎柴桑。其协律之什，伯玉翕焉禅纯，摩诘圣焉禅智，三唐无其匹也，况下此者哉。”而结以“诵其诗，知其人，庶几可以论世。”邝露不但高度评价阮大铖的诗，同时也肯定了他的为人，此序撰于崇祯十年前后，正在阮髯因<SPS=0844>案下台隐居读书之时。此序意在为阮髯翻案制造舆论，是显然可见的。这就使鲍以文在《赤雅》前序中不能不说，《赤雅》书前“旧有怀宁两阮序引，削而不录，惧为先生辱也。先生少尝师事大铖，崇祯间为阮序《咏怀堂诗》，称门人某百拜。(按，此不确，以文可能没有看到阮集刻本。)洎阮罗织东林，乃贻书绝交，侃侃千言，可与侯氏壮悔堂集中一书并传。予友陈君同舟，曾于金陵市上见之，惜乎不获附此书以行也。”鲍以文的这些话代表着读书界的一般意见，与军机处的审查意见的出发点几乎是一致的，不同的是一个想为之辩护，一个则是借此作为销毁的理由而已。
书林一枝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