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美国学者，就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的社会学教授EZRAFVOGEL——他精通日文与中文，有一个非常道地的中文名字：“傅高义”。
留学几年，我个人与傅高义教授曾经有过比较深入的接触与交往。我认为他是美国知识分子中一个相当典型的爱国者——视野开阔，居安思危，能够在一片昏昏欲睡的虚荣中保持清醒的理性意识与批判意识。“美国人应该惊醒：我们是需要向东方人学习的。”多少次，他这样对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流行着一种‘英国病’的说法，我们美国人喜欢嘲笑英国人的保守、自大、运转不灵；现在，应该是轮到我们美国人正视自己患上的‘美国病’的时候了。”他在最新的专著《COMEBACK》一书的序言中说：“有的读者或许会问：一名钻研日本的社会学者，有什么资格对美国政策提出批评？我的理由和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从东亚负笈远行的留学生是一样的。当时那些东亚的留学生在欧美实际体验了大不相同的做事方法后，回到祖国，负起复兴祖国的责任。他们身在异国的经验，使他们比长居国内的人更能以明白、敏锐的眼光观察本国的弱点。东亚各国近几年来的工业进步，使世界为之改观。但是美国对于世界的改变却反应迟钝，令我痛心。就象当年东亚的留学生为祖国提供了新的视野一样，我也同样的希望美国能借此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真是东、西方文明史中的一种有意思的反馈：老师教学生，学生教老师——再互为借镜，互为师生。傅教授多次向我谈起：日本人成功的诀窍或许有千条百条(比如他们以教育、科技立国，重视官民合作，善于优选兼容，强调团队精神等等)，但最根本的一条，是日本人数十年来举国上下始终保持着的最强烈的“优患意识”——时时刻刻恐惧自己会在国际竞争的夹缝中落伍，被甩下、被压倒、被扼杀。“你知道，麦克阿瑟将军当年那句狂妄的话，在日本人心目中引起的是什么反映吗？”一次，傅高义教授问我，“他们告诉我，就如同当年西方殖民者在中国上海外滩上立下的那块木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一样，那句话虽然短促，却给他们留下了几十年的鞭策——就这个意义上说，是麦克阿瑟的狂傲帮助了日本人。”我问他：“那么，你的‘日本名列第一’，不是要令日本人扬眉吐气、举国若狂了么？”傅教授笑了起来：“你错了。你还不理解日本人。平民百姓中确实高兴了那么一阵子，可是知识分子马上批评说：哈佛教授为什么故意不评论我们的弊病？国会议员中甚至有人说：不，这是美国人想麻痹我们的斗志，刺激世界的舆论——这是‘美国人的阴谋’！你看——哈哈哈……”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无法在这样的笑声中开颜取悦，我更无法在这样一个对比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比麦克阿瑟的狂言要推前好几个十年；可是我们中国人，给自己的历史留下的“鞭策”，究竟有什么？是什么？——“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此乃鲁迅夫子记于公元一九一八年之“随感录·三十八”中的“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
——从公元一九一八到一九八六，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已经在中国人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了。如果有“英国病”、“美国病”一说的话，俺们的“中国病”，究竟是什么？
——傅高义教授的新著中提到了“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从东亚负笈远行的留学生”——很不幸，我们今天竟然属于“二十世纪末及二十一世纪初从东亚负笈远行的留学生”了——衮衮诸公们……——？？？？
一九八六五月二十日于哈佛
苏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