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流派研究，渐渐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在打破了过去那种以政治裁决评定作品优劣和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概括文学历史的陈旧模式之后，文学研究的多样化、多角度、多层次，成为大势所趋，对文学流派的注重，就是其中之一。于是，就有了摆在案头的、具有一定系统和一定规模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丛书。这套丛书，不但收入久已为人们熟知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的作品，而且钩沉发隐，探幽索微，把多年被湮埋的“新感觉派”小说、“象征派”诗歌等编辑成专册，尽管它还不足以包笼现代文学流派的全貌，(如“乡土文学”、“九叶诗人”等均未入选)尽管它由于过于拘泥于现当代文学的分野而舍弃了一些杰作(如“山药蛋派”的代表性作品《三年早知道》、《赖大嫂》、《“锻炼锻炼”》)，但这毕竟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和长远目光的工作。
二
在一时代的文学总体与作家之间，文学流派似乎是一个中介层面。一时代的作家创作和评论的集合，有机地构成一时代的文学现象，但这种集合、这种构成，往往是多种多样的，由作家而群体而流派，则是规律性地一再出现着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具有较多共同质的作家，总是天然地具有一种亲和力的，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如唐代元稹、白居易对于新乐府诗的倡导，现代施蛰存、穆时英等对新感觉派的推崇；或一人倡导在前，群起追随在后，如孙犁之于“荷花淀派”，赵树理之于“山药蛋派”，或狂飚突进，异军突起，如中国七十年代的“朦胧诗”，或数代相袭，绵延不已，如台湾的“乡土文学”。
然而，面对着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文学研究却容易感到力不从心。作家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直觉把握、直感省悟，往往含有多种因素，而任何一种理论概括，都是一种抽象论证，或顾此失彼，或得鱼忘筌，或管中窥豹，或削足适展。尤其是对于文学流派这一不确定的、非实体性的现象，以什么标准判定它的是否成立，有着相当的困难。
流派，是一种分类，一种概括。作为复杂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时代的和个人的精神产品，它既无法按生物分类学那样理出纲门种属，又没有为研究者所公认的流派取舍标准。我则认为，形成一个文学流派的关键在于：作家之间由于在生活经历、思想方式、文化修养、艺术渊源方面有近似之处，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艺术追求，凝聚成流派的主导思想，由此而决定同一流派的作家在选择题材、提炼主题、塑造人物和风格追求方面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如果更简洁一些，那就是从表现方式和表现对象两个相互联结的侧面去识别作家的异同，去考察流派的是否存在，并依次区分流派、作家群、流派雏形和萌芽等不同层次。《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也是将作家群视为流派的一种存在方式的，虽然是较低的层次，这套丛书的出版说明写道：除选入有较大影响的文学流派外，也酌选一些作家群，因为他们风格相近的创作为研究探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依据。这是一个在理论上较为充实、在实践中具有相当可行性的标准。例如，“荷花淀派”小说的存在与否，几乎从五十年代争论到八十年代。据实而言，刘绍棠、韩映山等的小说，的确与孙犁的小说有一定距离，孙犁的作品，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有返朴归真之美，有中国古典美学所讲究的气韵，刘绍棠等的作品却更多地是稚拙、清新而失之浮浅，断然宣称其已然是成熟的文学流派，显然不够慎重。但其又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一批来自农村的文学青年，效法孙犁，写出一批充满田园诗意的作品，风格上颇为相近，又都是从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初露头角，显示出虎虎生气和群体特点。因此，将其视作正在形成中的文学流派，如《荷花淀派作品选》的编选者冯健男所言，“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妥贴的。不用断然的有或无的两值判断，而用一种多层次的、多值的判断，离纷繁而又有序的文学现象更贴近一些。
三
文学流派的划分标准，又是多元化的。朱自清先生对五四新诗的评定，自由诗、格律诗、象征诗，前二者着眼于诗的形式，象征诗则突出其表现方式。同样地，“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是比喻性概括，“新感觉派”则突出其主观感受一艺术表现。不但今人如此，古人亦如此。唐诗中的“山水田园诗”、“边塞诗”侧重于题材层面，新乐府运动推重乐府诗观民风、贬时弊、谏朝政的社会功能，宋词的豪放派和婉约派则是从抒情主体的情感类型入手作出的区分。及至后来的“公安派”、“桐城派”，又是依其文学主张和文学实践乃至作家籍贯加以考察而得出的论断。
文学是由多种要素按一定的结构组合而成的。在具体的文学实践和文学作品中，它会根据各种需要而强化其某一侧面，突出其某一特征，呈现出文学本身的开放性、多元性。社会生活、文化背景、作家和文学传统诸因素各自具有的丰富性多样性，使文学创作具有无穷无尽的组合变化。人们也正是从这无穷无尽的组合变化中，概括出某些有普遍性规律性的征候，为某一文学流派作出确认和命名的。在外来的现代思潮影响下、在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驱使下出现的五四新文学运动，造成了流派纷呈的兴盛气象。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民族革命战争的高涨，为“山药蛋派”、“荷花淀派”和以李季、阮章竞为代表的“史诗派”提供了先决条件。徐志摩、闻一多等留学英美，深受英美诗歌格律的影响，于是有为建造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倡导和“新月”诗歌，弗洛依德的绍介，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等的创作，则成为“新感觉派”小说问世的契机。
摒弃机械的切割，依据文学的多元性开放性，依据不同的文学现象，对文学流派进行多元划分，并不意味着对文学流派的取舍标准可以随心所欲地采用和废弃，它是有着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虽然这种质的规定性不是很容易说得清楚的。朱自清划分新诗派别，似乎是用不同的标准审视同一时代的诗歌，但是，这正是他的对于新诗运动的整体的、动态的把握：五四新诗的崛起，它所要扫荡的是束缚人的情感、日趋僵化的古典诗词格式，自由地抒情，自由地写诗，甚至为了表示反叛故意将诗写得不象“诗”，这就是以《女神》为代表的自由诗。闻一多、徐志摩等看到新诗中任意而作、过于直白浅露等弊病，希望把自由的情感加以文学的浓缩和规范，“戴着镣铐跳舞”，而创设新格律诗，讲求音乐美、图画美，建筑美。自由格律既已分立，于是就进而讲求诗歌表现方式的新的层次，于是有象征诗。从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中，把握文学流派和文学运动的演进轨迹，岂是拘泥一格、划地为牢者所能为。此外对文学流派的某一特征的注重，要与对其总体风貌的把握结合起来。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特征，总是会使作品的整体产生相应的变化，而不是以其畸型凸出取胜。“山水田园诗”和“边塞诗”，似乎是对题材的决定意义过于强调，其实，写什么，首先是作家的主体选择、主观态度所决定的，在题材后面隐含着的是诗人不同的处世态度——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恬淡静谧与壮怀激烈，再关注一下少年王维的“大漠孤烟直”和老来的“人闲桂花落”之前后变化，对二者的把握就会较为全面。“朦胧诗”曾以其“朦胧”“晦涩”令人感到“气闷”和“读不懂”，在注重意象、暗示、跳跃等表现手段之中，既有从惠特曼、聂鲁达到艾略蒂斯的影子，有对于文革中盛极一时的假大空、直浅露的诗风的厌弃，也有这一代人痛切、悲怆、迷惘、怀疑、冷峻的思索与热烈的追求交织成的复杂心态。“新感觉派”以其独特而又锐敏的主观感受见长，这种感觉又与快节奏地表现半殖民地的都市生活、小说形式技巧的刻意求新、潜意识的开掘与心理分析小说的建立等有机地构成其创作特色(见严家炎为该集作的序言)。元素、结构、功能，构成一个系统，任何一方的变化，都会引起系统的改观。在考察文学流派时，亦应作如是观，这样，就不会被一些外在的、眩人耳目的附加物所迷惑，不致于把恶劣的模仿和做作看作一种风格。
四
研究文学流派，常常要牵涉到流派的地域性和非地域性。地域性，不仅仅是自然地理，也是人文地理、文化生态。杏花春雨和西风蓟北，诗经传统和屈骚传统，近代以来沿海城市的繁荣、内地的封闭落后、边远地区的原始蛮荒，多民族的各自的生活方式和民情风俗，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带，也投给作家以不同的影响。作家们生于斯长于斯，也把该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社会心理等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因此，“荷花淀派”之于白洋淀，“山药蛋派”之于晋中和晋东南，“新感觉派”之于上海，以及三十年代的东北作家群和京派作家，新时期以来的北京作家群、湖南作家群、陕西作家群、新边塞诗等，其地域色彩是很显著的，北京作家群的立足之地北京，有着最敏感最活跃的神经中枢，这是北京作家群特有的地利：及时地把握社会生活和文学发展的脉搏，“与生活一同前进”，“敏锐地注视、听取与表现生活的发展变化”。(王蒙语)湖南、山西、陕西形成写农村生活的作家群落，也不是偶然的。地域的封闭性和经济文化的落后，农业生产方式的悠久历史和强大现状，三省农民所突出地表现出的中国农民深受封建思想影响和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二重性，都带给作家宝贵的启示，引起作家深沉的思索。
现代文明的建设，信息的传递和扩散，又会使作家突破地域的疆界，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横向联系——有趣的是，这常常得力于有一个旗帜鲜明的刊物作为团结和联络作家的枢纽。文研会的作家，遍布全国各地，却都是在五四雄风推涌下开始文学创作，主张为人生的文学，以《小说月报》为阵地。“七月派”的诗人，“有的奔波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有的在西南大后方从事进步的文化工作，有的在公开的战斗行列之中，有的在秘密的地下从事艰险的革命活动，有的正在大学读书，有的还是些未成年的中学生”(牛汉语)抗日战争的时代风云，艾青诗歌的巨大影响，《七月》、《希望》刊物的创办和维持，胡风的名字所具有的号召力，使他们汇聚在一起。在“朦胧诗”的初创时期，《今天》为它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青年诗人，也壮大了自己的声势。
地域性的和非地域性的文学流派，形成或互相补充、或此起彼伏的状态，前者具有鲜明的共有的地方色彩，后者则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表现出更多的个人创造性。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学流派的存在，使文学流派的运动更丰富多样，更有声有色。
五
文学流派的运动，强烈地表现出接受和汲取外来文学对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性。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五四文学运动，并不是本土文化自然而然地演进的结果，而是表现为一种横向的移植，文研会之于俄苏文学、北欧文学，创造社之于德国浪漫派和日本“私小说”，新月社之于英美诗歌，太阳社之于拉普文学，都有着明显的血缘关系。新时期以来从“朦胧诗”到“海派话剧”到“意识流小说”到“寻根”文学，在流派的和非流派的文学运动中，几乎是重演了西方文学和俄苏文学的各个阶段，从惠特曼到福克纳，从爱伦堡到马尔克斯，都可以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中认出他们的印记。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终究是无法超越的，在某一阶段看来是已经跳跃过去的过程，必定会在另一段时间里进行补课的。在文化和文学中亦是如此，从封建文化、封建文学进到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是一个跳跃，它似乎省略了现代思想的萌生和渐进。建国以来的文化和文学，是又一次跳跃，它似乎省略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文学的充分发展。前者跨越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初起和形成，后者则跨越了现代文化和文学的繁荣和更大分化。同时，又在以各种形式，激烈的和温和的，肯定的和否定的方式进行补课。因此，蜂涌而起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都是探索的阶梯，外来文学的影响，也因此显得特别突出。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回顾现当代文学的历程时自然而然地想到的。
同时，现当代中国文学也是对中国文学发展阶段的超越，它也必然在这一方面进行着补课，从而对民族心理和民族审美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似乎是一个更其艰难的历程，新时期文学在经过艰难的探索之后，出现了“寻根”文学，我以为“寻根”文学作为一个宽泛的流派，是又一次对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只是它一开始就带有很浓的理论色彩，表现出文学的自省和自觉；在审视民族文化心理的同时又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表现出十年内乱所激发的社会思考的新趋向；最后，在寻根文学中，仍然可以发现外来文学的影响，可以发现它所联接的世界性的寻根热的文化现象。现代化和民族化，就是这样有时互有消长、有时互相冲突、有时互相溶合地促进着文学流派的运动。
文学流派今后还会产生和存在吗？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开放，使作家的个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家的个人风格也因此更加鲜明，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并不就必然地排斥作家群体和流派，恰恰相反，艺术空间的拓展，创作自由的高扬，给文学流派的自由组合和更多样化地存在，也提供了更广阔的前景。流派的运动和非流派的运动，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只会互补地存在，而不是非此即彼。我国文坛上新兴的“寻根文学”、“西部文学”、城市诗歌、山东青年作家群以及全国各地对于建立具有本地域特色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的倡导和扶持，也向我们预示着文学流派发展的前景。温故未必知新，但却含有丰富的启示，即使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但应该出版《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还应该把目光放到当代直至打通现当代文学的界限，及时地出一些足以表现现在正活跃在文坛上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的选集，而不必去等待四平八稳地作出定评。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有人做了，愿我们能做得好一些。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现已出《山药蛋派作品选》，高捷编，1.65元、《新感觉派作品选》，严家炎编，2.45元、《荷花淀派作品选》，冯健男编，1.10元、《现代派诗选》，蓝棣之编，2.70元、《<七月><希望>诗选》，吴子敏编，7.80元)
张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