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金德尔伯格的《经济发展》
伍晓鹰：可以说，在这次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之前，国内学术界并没有把“经济发展”当成什么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发展”似乎是毋容辩论的事实：生产一年比一年增长，每个五年计划都是提前超额完成，虽然其间也几经天灾人祸，但仍连年捷报频传，不亦乐乎。
张维平：是的，那时对“发展”是充满自信的。你想必还记得“大跃进”时的口号是“超英赶美”。
伍晓鹰：而从七十年代后半期起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不得不面对日本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与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同时，亦不得不回头检查自己的发展道路。后来，一些青年经济学家提出在开放的条件下应重新确立发展的参照系，实际上是提出了要重新判断我们的发展水平。
张维平：我认为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参照系同封闭条件下的发展参照系是根本不同的。所谓“发展”，总要有比较做基础，这里首先是如何比较，哪个同哪个比较的问题。过去，我们一直是自己同自己比较，用自己的现在比自己的过去，这是一种纵向的比较法，参照系是自己过去的发展水平。无疑，这种比较是需要的。比过去我们是发展了，而且速度很快。但那多少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去看问题的。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横向比较发生了，在这个参照系里加上一项就是与同期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较。
伍晓鹰：横向比较的发展参照系的提出，使我们为之一震：从某种相对的意义上说，三十年来，我们不是前进了，而是落后了。这是我们虽不情愿但却又必须痛苦面对的现实。
张维平：其实这未必是坏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敢于面对这种现实，承认我们的落后，表明思想水平的重大提高。因为仅满足于自己同自己比较只是自然经济下判断发展的方式。商品经济的本质就是流动的、开放的，就是国际性的。既然我们经历了九曲十八弯的周折摸索，最终还是要归入国际商品经济的大海中去，我们就必须承认国际标准，于是，“发展”就再也不能仅仅是自己同自己的竞赛，而是同别人的竞赛了。
伍晓鹰：开放、发展也可以说是整个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宗旨。以欠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这些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赶上发达国家的问题。既然如此，即使一些欠发达国家实行闭关锁国的发展政策，且不管这样做能否发展，也要采用国际标准来判断其发展水平。
张维平：显然，如果你必须把自己置身于国际横向比较之中，你就会意识到你必须开放。而且，在当代，开放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一旦开放了就只有开放下去。否则，你终会在某一天产生这样的感叹：你的指南针仍被用来测风水，而人家已用它征服了新大陆！
伍晓鹰：是的。所以今天来看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的《经济发展》一书，很有启发。我觉得该书的特色，除了系统性、综合性外，恐怕主要在于它注重将开放同发展的问题联系起来，虽然金氏并没有以专门章节论述这个问题，然而这却是全书的灵魂。同其他发展经济学家相比，他注重的不是纯理论的发展模型和数学推导，而是着眼于发展实例和发展经验的国际比较，着眼于各国的国情同其国际环境的关系。所以，本书的实用价值很大。把它作为第一本系统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介绍进来，可见译者和出版者的见识。
张维平：金氏注意开放与发展的关系，肯定同他早年致力于国际经济学研究有关，这方面的功底使他无法容忍囿于一国的范围看问题的方法，他提出的发展模型首先都是开发的模型。其实，就在他转入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同时亦没有放弃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其《经济发展》一书再版两次的同时，他的《国际经济学》也再版了两次，看来他的经济发展的研究同国际经济学的研究是相得益彰的。
伍晓鹰：但是我觉得这里不应当有一种误解，即开放就是指一国经济对国际社会开放，就是指一国经济加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如果这样理解，那仍是有欠缺的。在金德尔伯格看来，开放更深刻的含义是流动、变化和创新。换句话说，只有一个可以流动的经济，一个可以接受变化和创新的社会，才是开放的。
张维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金氏的“流动”概念绝不仅包括要素在空间上的机械位移，它还含有要素的组合与重新组合的意思，而且更重要的，它的深刻的社会含义还在于社会结构的开放性和社会流动性。
伍晓鹰：是的。其实，这就是现代商品经济的观念。金德尔伯格曾分析过落后国家那些自然经济的与世隔绝的乡村，认为正是由于其同自然环境紧密结合，以及对自然的顽强依赖，使其趋于稳定化和形成固定的社会生活与社会价值。而在商品经济下就不同了，他认为这时人主要接触的是人们的产品，人与人的依赖性加强，增加了对理性、普遍性和专业化的需要，瓦解了家庭、阶级、种族和宗教的习惯、障碍和禁忌，从而为社会带来了可塑性和流动性，带来了各种社会交往媒介，带来了货币——当然，也就带来了摧毁原有社会结构的武器。货币，是发展的底蕴。
张维平：我同意这种说法。我以为，把发展同商品货币关系联系起来，就是把发展同开放联系起来。实际上，商品货币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调动个人追逐利益的潜能。金氏说，在人们的地位受制于一个限制职业流动的固定等级制度的地方，或在以尊敬处境较好有权有势的人为最大美德的地方，很难在大众中培养起实行经济化以改变其地位的意志。大多数西方经济史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有赖于一个开放的结构，特别是得益于一个强大的、雄心勃勃、富有竞争与冒险精神的中产阶级的存在，我想自有其逻辑上的理由。
伍晓鹰：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研究非常不够，现在发达国家居民的中产阶级化很厉害，这同经济与社会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非常值得重视。事实是，相当部分白领阶层，如经理、律师、医生、教授、作家、艺术家以及记者等全包括在这个阶层中，它养育了一大批企业界、政界和文化界的精英人才，这与发展息息相关。有人在分析香港的经济奇迹时认为，这主要得益于三：一是自由贸易港；二是完备的英式法制；三是十几万社会精英。
张维平：是的，应该说，就发展而言，社会精英是绝对必要的，而到底谁可能成为精英人才，则是不固定的，是流动的、开放的。反之，就不会有社会精英的产生。
伍晓鹰：对的，我想，去一下广州，去一下珠江三角洲，感受会非常深。这里的流动性非常强，大学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去饭店应聘做服务员的很多，他们的目的各异：想赚钱，想试试自己的能力，或想锻炼外语与公关素质。就说为了赚钱吧，这在北方的知识分子看来是耻辱的行为，在这里却很正常。或许，这种简单地却又执着地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和行为，正在从中国南方开始，它会给这个古老国度注入新的认识。
张维平：我有同感，在中国，研究发展不来珠江三角洲看看，肯定是一半的纸上谈兵。众所周知，中国要想发展必须首先使其农村发展，而中国农村人口过剩、土地和资本稀缺又成为发展起步时难以逾越的障碍，八十年代以前的珠江三角洲虽有优越的自然条件，但情况亦如此。可是短短五、六年的开放政策使这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几万人的小镇变成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很多乡镇企业吸引了外资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原先的农民进了工厂，成了贸易商和企业家，农村已普遍感到劳动力不足……。如今这里成为全国人均收入和人均换汇最高的农村地区。整个发展并没有谁来设计，关键就是开放。脱离了开放去改革，肯定没有出路。多年计划经济的历史也表明，除非牺牲效率，否则无法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人为地设计好。如果说必须有改革的方案的话，那么这个方案首先就是开放。
伍晓鹰：你可能注意到金德尔伯格在《经济发展》一书中一上来就讨论发展的定义，讨论发展和增长的区别，这是有背景的。因为七十年代以前以赶超发达国家经济水平为目标的发展战略具有三个倾向，即高积累、工业化和计划化。这种做法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贫困，经济的僵化和追求数量增长的倾向。
张维平：文献记载当时就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问题进行过大争论，发展经济学家罗·克劳瓦曾批判传统发展战略是“没有发展的增长”。问题的核心可能就在“发展是否仅等于增长”？
伍晓鹰：对的。采用中央计划的方法大规模推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在努力了一、二十年后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困难之中：农业萎缩、失业剧增、能源短缺、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计算过，即令工业化国家原地不动，停止增长，中等收入国家按一九六○——一九七六年间平均增长速度增长，赶上工业化国家还需要六十五年，而低收入国家则需要七百四十六年！
张维平：这是苏式重工业化加上只考虑数量因素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再加上计划经济模式的一块“经济发展三明治”，可惜并不好吃。所以金氏肯定了“发展不等于增长”，而他的发展定义则强调了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观念的更新，社会制度的进步以及公众民主意识的增强。他有一个关于“增长”和“发展”的生动比喻，即把国民经济比为人体，“增长”，只意味着身高和体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而“发展”则意味着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增加(如经济适应性增强，由传统结构转向现代结构)。
伍晓鹰：是呵，值得注意的是战后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都是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政策，注意了经济的开放。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就是例子。它们一开始都没有追求传统的工业化，而是抓住了自己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和制造业，并及时打进国际市场，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资本积累，如今已经先后开始了制造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张维平：看来，让市场力量来选择发展道路还是比较客观实际的，因为它注意比较利益(成本)，因此反倒容易吸收适用技术，发挥特有的资源优势，选择适当的先导产业。同时，市场模式是分权的模式，经济当事人都会参与社会发展，这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协调进步。
伍晓鹰：我赞同你的说法。我们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非常明智的。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到：离开了市场就无法判断我们的条件。譬如，我们一直讲“地大物博”，我们的资源也的确不少，但是当前的经济价值很低，比较成本太高，很多地区无法通行，因而那里的资源也就无法利用。可见，离开了市场去谈“地大物博”，只是自然经济的观念，肯定与发展不利。
张维平：对的，金氏曾用了大量篇幅讨论发展的自然资源问题。他也举过这样的例子，认为南极洲的煤或安第斯山中的水力并不是经济资源。他说，一个国家不仅需要高品位的矿石资源，还需要有简便廉价的运输。能把这些资源迅速运至人口稠密地区。不过，他最根本的看法是：资源虽有助于发展的起步，但是充足的资源并不是经济发展或持续增长的充分条件。一国完全可以专业化生产农产品、劳务或某些轻工业品，而换来其所需的能源和钢材。很多国家和地区，象瑞士、丹麦、冰岛和新西兰，以及日本、香港和新加坡，都提供了成功的例子。
伍晓鹰：你看，我们已经扯到了《经济发展》这本书的第二大部分——分析发展的因素和条件。在前面讨论了什么是发展之后，金德尔伯格开始就自然资源、土地、资本、人力、技术以及组织等等因素一一讨论，论证它们各自同发展的关系。在这中间，我们可以体会到开放同发展的密切关系。就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吧，它们如果将自己封闭起来，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了。
张维平：我理解你是说这些国家的对外开放吧？是的，对外开放必不可少，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术界一提对外开放就好象只是引进资本，引进技术，并且同外国做买卖也是服务于引进目的，为引进提供外汇。我以为，这仍然是用一种封闭的自然经济的观点去看待开放。这不但造成我们对外国资本的种种非经济的限制，而且使我们可以不计成本地去换取外汇。
伍晓鹰：是的。记得前两年外贸体制放松后，各省一拥而上，盲目引进，重复引进，地方上追求“你有我也有”，互相攀比。这恐怕是“自然经济式”的“对外开放”。当然，深刻的原因还是传统的经济体制仍在发挥作用。正如我们前面谈的，开放不仅是对外的，首先是必须建立一个靠市场来运转的开放的经济。
张维平：真的，如果不真正进入国际市场，加入国际分工，谈不上真正的开放，对发展亦无利。
伍晓鹰：说起进入国际市场，我想“比较利益”或“比较成本”恐怕是第一项基本原则。比较利益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最终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前面说，的日本、香港的经验都是如此。金德尔伯格十分重视劳动生产率问题。在分析发展的要素时他指出，要想开始资本形成，一定要生产出超过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剩余，就是说首先要有劳动生产率最初的提高。对于企图发展的国家来说，就是要找到最初发展的契机，这就要比较，而且把自己放到国际环境中去比较。
张维平：是的。就说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吧，它有什么资源？有人说它就有一堆石头，寸土不留，寸草不生的石头。但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成衣、玩具、塑料制品的出口商，成为占据世界圣诞树灯泡和蜡烛的市场和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香港发挥的是它的劳动力成本低和优良的海港优势，资本就这样积累起来了。金德尔伯格曾谈到很多学者攻击比较利益论，理由是它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到今天很多变化的因素，我想，如果这是就最初经典的比较利益论的分析方法而言，也许不无道理。
伍晓鹰：从金德尔伯格的论述中，我觉得另一颇受启发的是资源替代问题，实际上这也可从“比较利益”中引出。香港成功的因素之一就是注意用劳动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土地等自然资源。对目前欠发达的国家来说，大都缺乏某种或某几种要素，所以注意要素之间的替代是十分必要的。
张维平：不过，这里有个替代弹性问题，同它牵扯的不仅是要素的价格(成本)，而且还有市场。劳动确可以替代资本，但是，前提是劳动力一定要便宜。同时，还要考虑所加工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是否有很好的需求弹性，否则，也不能顺利实现替代。当然，如果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又不能很好地利用，那肯定是一种浪费。一般而言，只要能抓住时机，抢占市场，优势总是可以发挥出来的。而丢掉时机，就很难再创造，譬如，世界成衣市场的格局已定，我们很难再占据很大的份额。
伍晓鹰：对的，时机很重要。现在亚洲“四小龙”的劳动成本已经上升，如果这时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优势就会下降，所以它们面临转型的问题，据说我国台湾和南朝鲜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已经基本接近完成产业高度化的任务，香港则刚起步，且压力很大。
张维平：实际上，劳动力多并不是坏事，体制的问题是根本的。多年来，我们被人口众多所困扰，先是越多越好，后又是“谈人口色变”，这恐怕同缺少一个可以自动调节、利用同时自行控制人口的开放的社会经济机制有关。中国的人口是多吗？如果拿出真正具有可比性的指标——人口密度，未必过多，还不如香港和日本。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伍晓鹰：当然，开放机制问题虽重要，但并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很多人指出亚洲“四小龙”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开放的社会，虽然它们的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由此推论说一个封闭的社会于发展未必有害，这个说法实不敢苟同。大国同小国的情况有很大差别。三十几年的历史表明，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利用市场，损失的效率太大；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大国支付的管理成本要大得多。所以，不实行开放政策而想要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张维平：离开了市场，你甚至无法判断劳动力多是优势还是劣势。实际上，市场的评价是综合评价，同样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由于其他条件的不同，其通过市场最终选择的产业可能根本不同，而中央计划部门很难看到这一点。金氏曾举过印度的例子，印度是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飞机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他认为印度却不能选择飞机制造业去发展。他指出，不能只注意要素比例的差别，同时还要注意技术上的差别，而同后者联系的问题又很多，如劳动力的素质，技术人员的数量，必须支付的培训劳动力的成本等等。
伍晓鹰：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象飞机制造业这样的部门，由于技术上的要求，使发展中国家必须更多地使用进口材料和设备，这显然会加重国际收支平衡上的困难。金德尔伯格强调了“中间技术”或“适用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严格地讲，很多技术变动是由要素价值变动引起的，其含义是：技术的选择应是经济的选择，这无疑应由市场来完成。对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初合理的选择应当是适合于劳动力密集投入的技术，慢慢地，当优势发挥出来，资本积累多了，同时由于种种因素使劳动力价格上涨之后，才有可能和有必要转向新的资本密集型的技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计划部门却人为扭曲了这一过程。
张维平：金氏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集中讨论发展政策时，认为某些国家计划经济的僵化和对国际市场变动缺乏灵活的反应和适应能力，已被解释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发现贸易条件的恶化直接同供给结构不变有关，因为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谁也不能指望某一出口品可以带来长期不变的利润，别说技术变化，就是竞争者增加，就有可能降低价格。对付这种变化必须使供给具有弹性，资源分配具有灵活性，同时要刺激技术革新以改变出口商品的种类和质量，而计划经济如果没有弹性却难以做到这些。
伍晓鹰：我这样想，一个仅仅实行死板的计划经济的国家实在难以进入竞争的国际市场。首先你同别的竞争者就不平等。一个参加国际贸易的这种经济下的部门或公司，就象是一个去参加拳击又被捆住四肢的人，哪里有什么反应能力？所以在纯粹的计划经济下实行闭关锁国还是“明智”之举，当然，其代价是牺牲发展。
张维平：所以，接着我们开始的话题谈，如果说对外开放只是个“引进”问题，未免有些片面。而一旦开放，又必然会影响国内原有的体制。当然，开放不是不要政府。严格地说，这时充当经济协调者的政府会比原先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发号施令的政府更加困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必须小心地制定各项发展政策，但又不能损害发展。金德尔伯格认为，这时经济计划仍然不可少，但是人们必须明白，计划制定者“进行计划时的行动并不比人类的其他行动更为高级”。而且，计划反映着计划制定者的价值体系。
伍晓鹰：一般认为，被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纳的，也是争论较大的发展政策就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无论实行哪一个，政府都扮演了较重要的角色，只是侧重有所不同。所谓“进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on)是指发展国自行生产消费品和其他生产资料以代替进口商品，为此政府实行旨在保护本国工业的提高汇率、高关税和进口限制的政策。一般来说，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对经济控制很死
张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就是长期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当然，这个阶段似乎难以逾越，但是还是越早走出来越好。实际上长期保护加重了追求面面俱到的发展而忽视专业分工的发展，样样都要替代进口肯定会损失效率。
伍晓鹰：是的，而“出口导向”(Export Orientation)就不同，它是指靠出口本国的制成品来带动发展国的经济发展。为了保持出口品的竞争力，国内的经济活力和劳动力市场保持充分弹性(以抑制劳动成本)十分重要，为此需要政府以强硬的政策推行经济改革(包括消灭封建关系的土地改革)，同时尽极大力量来培育企业精英阶层和大的工业集团。
张维平：这就证明了开放同发展的关系。相反，相当一部分从强调实现民族工业化开始发展的非洲国家，忽视比较利益，把有限的资金几乎全部投入工业和基础设施，甚至损害了原有的农业基础。为了筹措资本，它们仿效中苏过去的模式，在城市推行“国有化”，在农村推行“合作化”，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结果陷入重重困境之中，这是发展中国家应该记取的教训。近来，非洲的“非国有化”趋势很厉害，肯定是深刻检讨错误的发展政策之后的改革之举。
伍晓鹰：我以为，这些担负国家发展重任的政府还是从实际出发为好，最好不要相信什么教条和原则。“凯恩斯主义”盛行时，把政府必须控制公用部门列为教条，致使各国政府在这些低效率的国营部门的拖累下不堪忍受。今年四月份，日本政府将长期亏损的国营铁路公司出售给私人，希望这只“捕鼠能力低下的猫”改一改它的习惯，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
张维平：其实，“发展中”也好，“发达”也好，全是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而已。科学地讲，谁都处在“发展中”，如果谁不发展了，今天的“发达”就会变成明天的“落后”。这样一来，可以说，开放对每个国家都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开放就没有发展。
伍晓鹰：在这里我想借用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来支持我们的看法。普利高津卓越的贡献在于他成功地解释了远离平衡态的宏观系统的进化问题：即只有保持系统的开放或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才能达到其内部各要素的自组织，即形成动态有序的结构，也就是耗散结构。他的研究突破了经典热力学的局限，被广泛地应用到对生命系统、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演化上。
张维平：有人指出耗散结构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我想，现在至少可以认为，古典经济学主张的经济开放，即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已经由此得到新的证明。
伍晓鹰：是的。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对孤立系统来说，平衡态是高熵态，是无序的；非平衡态是低熵态，是趋于有序的，但也有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自发地转变成平衡态。开放系统则不同，在开放系统的非平衡态下，只要存在负熵流，就有可能出现耗散结构，而负熵流的出现，是系统与外界不断地交换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结果。这就是说，如果不想被“熵死”，只有开放。
(《经济发展》，〔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等著，张欣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二月第一版，2.75元 )
张维平/伍晓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