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对思想史作一个简单的扫描，就可以发现历史意识(尤其是其中的历史哲学)在社会变革时期总是比较活跃的。社会的变革是某一社会稳态的终结，这时人们失去了传统惯性的支配力量，变得无所适从了，人们必须对今后的出路作出抉择，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反思在这里就相当重要。事物的本身并不能说明和、解释自己，它必须以其他事物作为自己的参照，对现实和未来的说明往往就要借助于历史。张炜继《思索》和《愤怒》之后在《古船》中扩大了作品的时间跨度是不是出于这种考虑呢？是不是觉得《思索》和《愤怒》等作品太过于粘著、太迫切现实反而因现实的烟笼雾罩而难以认清现实从而也更难以高瞩未来呢？时间的扩展可以增加主体与对象的距离，主体由此获得认识上的超越，这样，所结构的作品世界便不再是某个点和面，而是由一些点和面联成的线了。它表现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从动态的角度观察人们心态性格和社会历程的变化与承递。而在这变化和承递之中，各点和面之间就无需说明地存在着相互阐释和发微的关系。
在当代文坛上，浸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的作家作品绝非只有张炜，只有《古船》，但在众多的作品中，《古船》依然具有它的独特性。如果把它与莫言的创作作一扼要的比较便可以看得更清楚。后者已被批评家们一再阐释，认为是“灵性激活历史”，并用克罗齐和科林伍德的历史哲学观来强化这种阐释。在这种历史视角下，历史不再是纯然的客体，而是被主体想象着的属于主体的历史。象莫言的“高梁世界”便是去掉了过去时态充满了“现今感”的画面。莫言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视角，是因为他企图再现出历史的力度并企图使这力度具备形象的感染力，从而使今天在他看来变得日益苍白的人们从中得到震惊和滋养。张炜和莫言一样，在追溯往事时也怀有一个当代的目的，但却绝少有莫言的浪漫。与张炜的历史意识相比，莫言的历史只能是准历史的。莫言着力于感性和激情，张炜则用功在理性和智慧，莫言在历史中感动，张炜于历史里沉思。所以，张炜虽然是从现实出发而返身历史，这一点使他带有现代历史哲学的色彩，但他企图拨开认识上的重重陈见而去探讨历史的因果却又使作品几近于古典历史学。这样，《古船》的结构便显得传统而谨严。它基本上由狭义的回忆联缀成篇，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相结合而组成的倒叙和现实的叙述交织在一起。在长篇中采用这样的结构显然不属上乘，它决定着作品无法摆脱单一沉闷的品格。但惟有如此，才可能把现实和历史通过人物联接起来。作品中所有的生活表象都没有超过人物的经验世界，于是，再现的历史愈加真实可信、亲切细腻，而于此中所挖掘和凝聚成的思想果实也就具备了客观和不容置疑的性质。如果因思考的需要不得不再把时间向前推移以至于超过了人物的经验世界时，张炜只能借助于可以在人们的观念和典籍(如洼狸镇镇史)中得到验证的编年史、传说和神话，借助于终日无言地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风风雨雨的物质文化遗存(如城墙和古船)。莫言不想象张炜那样对历史作理性的思考，当他把善恶难以评说的人物和事变统统塞进他的作品中时就使企图对历史加以演绎成为不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莫言并不考虑作品中历史的客观性，他天马行空的想象使得历史精灵按作家的意志狂热地跳起了现代舞蹈。于是，恰如科林伍德所说：“想象的东西，单纯地作为想象，既不是不真实，也不是真实的。”(《历史的观念》，274页)这和张炜正成鲜明的对照。
对历史的态度是理解历史意识的钥匙。《古船》中主体与历史的关系强烈地流露出一种忏悔意识。当主人公隋抱朴面对着洼狸镇的过去和现在时，沉痛的负罪感油然而生。其实，这种忏悔和负罪感在抱朴的父亲隋迎之身上就产生了。不过，隋迎之的反思对象只局限于自己的家族和他本人，因而不可能最终把事情想透，当忏悔的范围圈定在一己的框框里时，他更多的是为了摆脱个人的犯罪感，寻找解脱以求得道德上的完善。这显然是一种狭隘的个人自善，它不可能和周围的社会环境相协调，也不可能获得理解和宽容。因而他也无法具备应付这些不协调和不理解的能力，最终的悲剧结局也就难以避免了。难怪隋抱朴虽然一方面承认“老隋家欠人的债太多了”，另一方面又认为父亲的这种思想实际上并未“把账算透”。当这个忏悔延续到隋抱朴时就具有了更深广的时空涵量。他与父辈不同，他在意识到自己的家族和自己本身的同时，更自觉地把自己看成与社会群体无法分割的一员，因而对群体族类的罪恶，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不但为自己、为自己的家族，同时也为自己生存的整个族类作着深刻的忏悔。他从不因为自己外在于那些犯罪行为，甚至有时就是这些行为的受害才而有丝毫的解脱和懈怠，他面对的是历史，在历史的既成面前，他认识自己的位置，他正视这一切。因此，隋抱朴的忏悔有如康德所规定的“道德自律”一般显出了伦理学范畴的主体的自觉意识。
态度是由对对象性质的认识所决定的。面对历史和人生，人们可以产生负罪感，可以忏悔，但也可以采取别一种态度，关键在于你怎样去看待历史，去看待历史过程中活动着的个体。隋抱朴从历史中首先意识到的是苦难。“我不是恨着哪一个人，我是恨着整个苦难，残忍。”隋抱朴不断地向历史发问：是什么驱动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场合以五花八门的形式去重复实质相同的闹剧和惨剧？人们为什么要相互算计和嫉恨？为什么要相互残杀？杀过人的人固然可以被杀，被摧残的人为什么也会醉心于杀？是什么把人们弄得四分五裂、貌合神离以至几代人都不能相互宽容？……很显然，作家对历史的描写是有所选择的，他再现的是历史行进中相对激烈的富于悲剧性的一面，通过个人的命运、家族的遭际和环境的动荡更迭，作品把这一侧向以生活的感性形态再现了出来。当主人公面对着这一切时，他不可能持乐观的态度，从向善的愿望出发，他产生了负罪感，进行着深刻的忏悔。
负罪感和忏悔使隋抱朴把对历史的发问转移到对人类本性的探根究底上。不少评论者认为《古船》中隋抱朴的叔父隋不召的形象塑造得很成功，仔细想来，隋不召之所以那么神奇天真、浪漫不羁而富有诗意，就在于他身上有股强烈的冲动，这冲动驱使他不能安于洼狸镇的闭塞和落后。他是老隋家第一个闯海出洋的人，即便年老回乡，他仍不失其赤子之心，在闭塞的乡村环境的映衬下，显出其超拔脱俗充满创造热情和征服世界的勃勃雄心。在近于疯癫的描写中，作品把古船的残骸，汩汩的地下河，《海道针经》，昔日洼狸镇帆樯林立的景象和隋不召的白日梦交织在一起，暗示出这股冲动是如此的天长地久。这种冲动在李氏家族中也代代相传，李其生、李知常都几乎成天在一种创造欲中生活，至于为谁创造，为谁发明，他们不管，他们只在这创造中得到享受。当李知常不能施展自己的创造时，便进入一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状态。
从作品对暴戾场面和不正常的性爱错乱的描绘中，可以依稀看出，《古船》在对人类历史的探索中，存在着和精神分析学派人格理论的某些相似点。比如弗洛伊德就认为许多社会—心理现象都可以从两类本能即性和攻击的转移作用来理解。这种学说的片面是无须多说的，但我们的着眼点并不在这儿，我们感到有价值的是，作品在对历史的理解上，强调了历史活动中的个体，强调了历史个体在历史实践中的动机，强调了这些动机在造成客观后果上的多面性。
正因为历史个体在历史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的动机和多面性的客观效果，所以，必然导致历史哲学观对历史的不同解释，而当历史哲学把观察点和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的竞争和牺牲上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历史的感伤主义和悲观意识，世界无疑会变得异常悲惨和可怖，从而也值得忏悔。它最终将导致个体意志的消沉和在实践领域的全面退避。隋抱朴的性格走向便是如此。他痛恨上述人类那种“兽性”和“私欲”。这种判断首先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和童年的经验。隋迎之在经历了人生的拼搏之后采取的就是一种退避的态度，他教导儿子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并且意味深长地给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抱朴”和“见素”，即希望道家思想能伴随后代的整个人生道路。这显然给隋抱朴选择了一个看取生活的独特视角，在隋抱朴尚未开始思想的童年，世界就向他展示了残酷的画面，从感性直观上激起了他的无限恐惧，童年的阴影太深了，一直笼罩了他四十五个年头。这些都成为他理解历史和思索人生的思想背景。当他拥有了独立的思想能力时，便自觉地把上述历史苦难作为思考的对象，长期的思索养成了难以摆脱的心理定势：“我坐在方木凳上，一琢磨就是半天。我忘不掉事情全记在心里，心里装不下，又吐不掉。几十年的事情了，一齐挤着我的心，我在哀求老天爷：快让我忘掉一些吧，我心里装不下那么多！”思索的结果是：“让人最害怕的绝不是天塌地陷，不是山崩，是人本身。”所以，他憎恨和恐惧人类相互拚斗。他讨厌他的叔父，他更害怕兄弟见素“身上的那股劲儿”，他劝说见素“醒一醒”，不要去拚搏了：“老隋家的人早就在老辈把事情想明白了，不用后一辈人再去糊糊涂涂流血了！”他孤独、畏缩、沉思，堂堂七尺男儿竟下决心在老磨屋耗尽生命。他不是没有那股劲儿，但他得忍住，他承认这是在“折磨自己”，但也得忍住。因而，这个能唤起整个洼狸镇的汉子竟出乎意料地没有承包粉丝厂，重建老隋家昔日的威风。隋抱朴在生活乃至爱情上都采取完全退避的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因历史的惊吓自幼就患上了似乎无法治愈的“怯病”。
如果历史个体都采取抱朴的这种态度，那历史将无法延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虽如自然史一样有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但历史毕竟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的活动的产物。看上去纯粹出于个人目的的行为往往会创造出远远高于这些目的的人类历史，社会就是以这些奋斗和竞争去为自己的前行开辟道路的。晚年的恩格斯这样写道：“历史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它们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恩格斯这样肯定那些最终消融了的个体意志：“每个意义都对合力有所贡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478页)因而，从历史的总体进程来说，不能因一时一地去评判个体的动机和行为，更不应当从一个个体的遭际作为另一个体行为善恶的标准。成功也罢，牺牲也罢，残忍也罢，苦难也罢，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放在历史的主题链索中才会获得最终的裁决，而这裁决显示了历史理性的宽容和博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才不止一次地说：“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杠杆”。隋抱朴苦恼了许多时终于领悟了这一思想，然而这醒悟显然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苦恼。在这历史唯物论的烛照之下，隋抱朴对历史的态度，那古典的虚幻和廉价的伦理立场立刻显出其庸俗和荒谬。他发现人们并不因过去的残忍和苦难而放弃现实的奋斗，人们甘心于拼搏和牺牲，见素不就振聋发聩地说：“有胆的生，无胆的死”吗？隋抱朴终于看到：企图使人们“再也不会流那么多的血”只不过是做梦！在那些敢作敢为的人的面前，他感到了自己的鄙俗和渺小，感到自己正在扮演着经典作家笔下的法国和英国贵族的角色，如同“封建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虽然以自己的挽歌和诅咒击中了暴发户们的要害，但却“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令人感到可笑”(《共产党宣言》47页)。经过如此的思想蜕变之后，隋抱朴不得不考虑自己的人生抉择，这抉择似乎带有二元论的色彩，一方面，他决心振作起来，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使自己沦为盲目冲动的个体意志。
这二元论的抉择透出新一代历史个体的人生理想，它饱含了社会历史有序化，个体必须自觉地与社会保持一致的共产主义的实践观和道德观。所以，隋抱朴不再惧怕了，他勇敢地接过了维系着全洼狸镇人命运的粉丝厂。他豪迈地说道：“最重要的是自己不拦自己。这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满身都是看不见的锁链，紧紧地缚着。不过我再不会服输，我会一路挣脱着往前走。……没有这股劲儿，就没法在洼狸镇过一天象样的日子。”和先辈人不同，隋抱朴的闯荡是代表了整个洼狸镇人的利益的，他依然否定见素等人身上的那股劲儿，但他否定的只是那股劲中“过分的私欲”！他明白了一个真理：“一个人千万不能把生活当成自己一个人的事情，那样为了自己就会去拚命，洼狸镇又会流血。”他叮嘱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苦难，不能因历史的前行而忽视那么多牺牲了的个体，他认为镇史上没有那些灾难是镇史的缺陷。这确实是一个飞跃，是历史个体自觉意识从普遍到个别再到二者结合的否定之否定。
这样的历史实践观点显然带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这看似乐观的理想实际上隐隐透出作家对现实的忧患。山东的其他作家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种忧患，那就是在改革释放了个体的创造热情的同时怎样克服这热情所带来的盲目进而产生的社会不协调，而把这热情尽可能地引导到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道路上。只不过张炜的《古船》站得更高一点从而也更理智地看到了这个矛盾，他以肯定的方式提出了一种理想而不是以否定的方式显示一种保守的婴孩和脏水不分的纯伦理的态度，这是张炜在这一主题上新的贡献。虽然这理想因隋抱朴的一厢情愿和过重的思辨气息而显得苍白和虚幻了些，但这不成熟和过于依赖理智的证明恰恰透出其初时的光芒和诱惑力。也许，现实并不如隋抱朴设想的那么简单，《古船》未能了结的结局也许更难书写，这都不要紧：“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和局部的误入迷途将会比以前多得多。而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要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就丧失勇气。”(《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403页)
这，就是《古船》在历史沉思后给我们的信心。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稿
(《古船》，张炜著，载《当代》一九八六年第五期)
汪政/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