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想写一写赵园了，却又总觉得无从下笔。我很敬重她的为人，有一次在路旁等车，谈起一位朋友的遭受流言，她竟气得满脸通红，好久都平静不下来。不少在别人看来并不算什么的事情，对她却往往会产生强烈的刺激，我还曾因此暗暗地怪她太书生气。我也很喜欢她的文章，自从四、五年前听人说“北京有个赵园，极有才华”以来，我一直注意在刊物目录上搜寻她的名字，我常觉得她的文字焕发着一种特别的才气，而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觉得。有位同行就对我说过，即便把作者的姓名隐去，他也能单凭文字就认出赵园的手笔来。现代文学研究向来是一个相当冷僻的角落，赵园却能一下子就引起大家的注目，我想，她那闪耀在字里行间的个性光彩，当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文学研究也和创作一样，首先向人们索取的就是个性。但我想写赵园，却主要不是为了说这些。这几年来，我明显地感觉到，那几十万字漂亮的文章非但没能增强她的自信，她倒是一天比一天更不满意自己了。她经常感叹自己的知识结构太封闭，甚至以为自己的思维方式也太陈旧。她特地找来一些枯燥艰深的理论书，硬着头皮一页一页地读下去；又根据别人的推荐，买来不少她其实并不怎样欣赏的西方现代派作品，一本一本地翻过来；她还有意选择几个理论难度较大的研究课题，也硬着头皮在那里苦苦琢磨着。不用说，这一切都很费力，甚至使她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她不无自嘲地判定自己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又不无遗憾地表白说，她只能寄希望于更年轻的同行。她自己才刚过四十岁，语气似乎不应该如此苍老。但我却听得出她的真诚和坦率，她绝不是那种矫情的人。面对着令她感动的艺术和人生世界，她的确感觉到自己的反应过于微弱；她很想调整自己，重新作出有力的反应，却又觉得自身的因袭太重，常有一种疲乏感缠绕住她。她屡次说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早已不再去思考那些玄乎的大问题。可我却从她的这类自辟当中，听出了一种深藏的怀疑，简直可以把她的全部苦恼都归结为一个问题：我就这样活下去么？
我正是要写赵园的这一种苦恼。它同时也是我自己的苦恼，我的许多同行的苦恼，甚至不妨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苦恼。我总不大相信那些伪玩世不恭者的漂亮话，一个人只要吃饱了肚子，就不由自主地会要想到这个问题：他活着为了什么？就是那些真心认为根本不必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他们自己却已经先作过这样的思考了。说起来，赵园的苦恼似乎并不难解除。我们中国人一般都习惯于从社会的角度来估量个人的价值，赵园大概也不例外。既然是选择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作自己的职业，她的主要价值，似乎就在于对这门学科的贡献，换句话说就是，在于她那些批评文字的学术性。想想也是，一个研究者的价值，除了学术，还会是什么呢？
照我的理解，所谓学术性，主要是指这样两条，一是陈列出别人尚未掌握的可靠的资料，二是对现有的材料作出前人没有作过的科学的分析。可是，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我读过的那些赵园的文章，却似乎并不适用。也许是因为毕业于北京大学，深受那种严谨的治学传统的薰染，她一向比较注意原始材料的考察。可你把她的文章多读两遍就可以看出，她其实并无意以资料的翔实取胜，也没有多少兴趣去搜寻那些被湮没的佚文。她的注意力倒在另一面，那就是对作家作品的整体分析。她的分析常常都与众不同，称得上是独具慧眼，可平心而论，这些分析的科学性却并不太强。她好象不习惯作那种一路到底的严密的逻辑推论，思路常常依着情绪而不断转换，这一个论点还没有充分展开，她已经急急地引出了另一个论点；刚刚还是从这个角度进行分析，一下子又跳到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上。这结果就是她的分析常常缺乏系统性，不周密，有时候几个具体的判断之间还暗暗存在着矛盾。谁要是想到她笔下去寻找对论题的完整答案，那多半是要扫兴而归的。
难怪赵园会那样苦恼。当她发现自己的分析常常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而且无论怎样硬着头皮努力，都不容易弥补这些缺憾的时候，她能不惶惑吗？当她从自己的论著中找不到足够的学术性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自信时，她又怎么可能不对自己发生根本的怀疑？事实上，我自己也罢，我的不少同行也罢，谁又没有这样的惶惑和怀疑呢？如果冷静地重读自己写下的批评文字，恐怕都会惭愧于思路的紊乱和议论的空疏吧？学术是以整个人类作为基本单位的，倘若严格地衡量起来，我想这一代人的批评活动大概都还谈不上有多少学术性。可如果真是这样，我们这些从事批评的人又算是什么呢？我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因此，尽管早就想写一写赵园，却终于一直都没有下笔。
前些日子忽然收到赵园的新著，就是这本绿封面的《艰难的选择》。我很惊讶，怎么赵园大变样了？俨然是一部系统性很强的学术专著，目录上章节分明，有正论，有余论，还有附录。正论部分的分析都是循序渐进，文字也大多郑重严肃，一眼望去，常常都只见一簇簇的理论名词，许多句子下面，还挤着一排排触目的着重号。难怪还在这本书完稿之前，一位看过原稿的师长就对我说：“看她那个稿子太吃力，思辨性太强了！”可是，我仔细地读完全书以后，却发现我最不满意的，恰恰就是它的这种学术专著的形式，这种所谓的思辨性。例如在每一章的开头结尾，作者都安置了一些过渡性和说明性的文字，显然是想靠它们把各个章节连接得自然一些。可从效果来看，这却恰恰暴露了这本书还缺乏更为内在的系统性，徒然显出一副忙于缀补的样子，也连累了这些文字，使它们显得枯燥，不自然。我最初的惊讶消散了，还是原先的那个赵园，那个并不擅长逻辑思维的赵园。
但在另一方面，也就象她以前的文章那样，这本书又自有另一种令人动心的风采。当她犀利地揭破“五四”时期许多小说家对自己贫窘心境的故意夸张时，当她细致地描述这一时期小说人物的各种孤独和寂寞情怀时，当她克制不住地由巴金笔下的杜大心一直讲到阿尔志跋绥夫笔下的绥惠略夫，强调那个恨世思想的强大能量时，当她悲愤地感慨三、四十年代散布中国城乡的小知识分子的卑屈处境时，甚至当她离开正题，谈起彭家煌的被家乡人遗忘，并告诫读者由此推知过去和将来的文学史时，我都受到了深深的震动。这些议论虽然不怎么严密，却溢露出那样强烈的激情，就对读者的吸引力而言，它们远比那些思辨性的分析更有份量。说实话，在这本书的正论部分里，和那概观式的上篇相比，我常常更愿意读那具体分析人物的下篇，尤其是对章秋柳和高觉新的分析，包含着多么沉重的人生体验，使你不由得会心里一阵阵发紧。而和整个正论部分相比，我又更喜欢读那个札记式的余论，其中的思考当然还有点凌乱，却随处可见发人深省的真知。譬如一般人都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作者却从中看出了一种特殊的“强韧”；由胡适之先生的一则逸事，她更推想到整整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传统重负；至于对现代文学史上两次怀疑和悲观思潮的剖析，更是何等有光彩的思想！我甚至对那个附录也很感兴趣，特别是那篇《五四小说中的婚姻爱情问题》，其中的许多议论，例如对那精神自由和行动不自由的矛盾痛苦的描述，是何等的真切和深沉，在我的印象里，好象还没有谁象这样沉痛地描述过这种痛苦。不错，这是一本学术专著，但充盈在字里行间的，却更是一种并非学术性的激情。从冷静的研究愿望出发，作者的确想保持一种历史感，而照她的理解，这历史感主要是意味着设身处地，比照当时的具体环境来评价现代文学。可她那颗敏感的心灵却不允许她保持这份宽容，她常常会不自觉地径直从现在的精神高度去俯瞰往日的文学现象，以至还是作出了种种颇为激烈的情感判断。我不怀疑赵园是想当一回冷静的研究者，可到头来她还是更象一个热烈的抒情者。
当然，这热烈也是赵园特有的热烈。她并非那种情感四溢，挥洒自如的人，她的表情毋宁说还常常显着某种拘谨和<SPS=0029>促。可能就因为这一点，她的文章常写得很苦，即便是直抒胸臆，也经常过于曲折。倘若她刻意作思辨的分析，那就更容易陷入枯燥——倘是一个惯于洋洋洒洒的人，他至少还能把这种分析表现得流畅一些。但也唯其如此，赵园的情感表现自有一种深沉的意味。一旦她深埋的激情穿过各种思考和表达的障碍，迂回而出，那种独特的深厚和凝重感，那种饱满的力度，就远非一般的抒情议论所可比拟。也许应该说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字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但也确有一些段落，使你不由自主会感觉到一种如泥石流般迂缓凝重的逼人力量。其实，又何止是这本书呢？我很早就佩服赵园有两副笔墨，既能搭思辨性的理论架子，又能写一手随感式的抒情文字。这后一类文章尤其吸引人，那两篇关于郁达夫和张爱玲的散论，就以泼辣道劲的气势给我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当时就感觉到赵园的长处不在论理，而在抒情。这本《艰难的选择》又一次证实了这一点。惟其是摆出了一副学术专著的架势，它这证实就更为有力。如果我们取“诗人”这个概念的宽泛涵义，那赵园就正是一个诗人，尽管她常要表现学者的风度。她这本新著的主要价值，也不在作者对那些作品和人物的理智的评价，而在于她对它们的情感的体验。
这似乎更加重了我先前的困惑，莫非赵园是选错了行当？从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可以这样说。她是那一代在十年动乱中被抛出生活正轨的青年人中的一个，也是那些无论在农舍还是工棚里都没有忘记文学的青年人中的一个。对这些人来说，文学几乎算得上是生活里唯一有意义的精神寄托，是从情感荒原上传来的唯一动听的弦音。所以，倘若你知道赵园在一九七八年报考现代文学研究生的时候，竟从未系统地学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甚至连《骆驼样子》都没有读过，也一点不必意外，那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她原本就不是为了当学者才去报考的。她所以要研究现代文学，不过是因为从那文学中看到了父辈和自己的身影；她所以要写论文，也不过是要把过去那些只能靠阅读来发泄的感受，用更加明确的方式抒发出来。事实上，也不只是赵园一个人如此，一九七七年以后那一届又一届报考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那一批又一批走上文学研究岗位的年轻人，他们当中又有多少人不是怀抱满腹的郁积，渴望通过文学向世人倾诉？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文学研究的殿堂里，眼耳却始终关注着外面那嘈杂动荡的现实生活，他们的写作冲动常常不只是来自对作家作品本身的兴趣，而更源发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我甚至猜测，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不过是看中了这座殿堂的有利地形，觉得从这里发出的呼喊更容易传播开去。因此，一旦发现有更为便利的抒情渠道，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朝那里奔去，我就知道不少青年评论工作者都曾经从事过创作，而且有些人至今还不放弃这方面的努力。赵园就曾经这样尝试过，即便现在，好象也并没预备就一辈子专写论文了。
这就是为什么赵园也罢，其他那些与她相似的年轻人也罢，他们的研究工作会离大家通常所说的学术性有那样明显的距离。他们和现实贴得太近，急骤变换的环境搅得他们静不下心来，注意力总是分散，思路随时会转变方向，你叫他们的思考如何周密？他们内心的情感积压太多，宣泄的冲动过于强烈，一个瞬间的灵感，一个模糊的意念，都随时会引发一股汹涌的激情之流，以至他们往往只来得及写上“我觉得”这三个字，作为自己唯一的依据，你叫他们又怎么避免武断？难怪他们常常会那样一鳞半爪地借用别人的理论，这本来就是在情急之中，胡乱抓一支工具来疏通河道，只要能借助它畅快地抒情就行， 这工具本身是否完整，又有什么关系呢？也难怪他们会那样理直气壮地重复别人的见解，因为他们看重的，原就是自我的体验，只要我是第一次感觉到的，就尽可以郑重地把它表达出来，至于别人是不是早已讲过，那并不重要。曾经有好心的论者告诫他们，要注意提高自己的学术修养，我现在却觉得这似乎是看错了对象。这些人原就缺乏皈依学术的诚意，恐怕是很难满足这好心的期望了。假如文学研究的殿堂也有守护神，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懊悔：怎么自己一时眼花，竟放进了这许多不合格的人？
我不禁想起赵园有一次说过的话，她认为在实际生活中，不但人的发言位置，就连他发言的内容和方式，也都是历史规定好的。这句话似乎正适用于她自己。你可以把她和其他许多人看作是选错了行当的不合格者，可是，造成这种不合格的不正是历史本身吗？我们中国人从来就讲克制，讲中庸，纵然心里有天大的怨愤，说出口也变成了温文尔雅的嗫嚅。说起来，赵园这一代人也是幸运，在经历了长久的沉默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可以向公众吐露真情，可以把心中的呼号叫出声来：这是怎样令人激动的解放感，它自然首先攫住了赵园这一代人的全部灵魂。越是清楚地感觉到生活的急剧变动，开怀大叫的冲动就越强烈；越是自己还不敢或者不惯于真率的时候，别人的真率就越能引起你的共鸣。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巨大的精神解放的感觉，重新铸造了这一代人的表达和接受习惯。无论写什么东西，都很容易引喷胸中的郁积，无论读什么东西，都首先去注意它说了多少真话。“我所批评的就是我自己”，法朗士的名言一时间竟被许多人同时奉为圭臬。虽然也知道这句话其实是相当偏颇，但我们内心的抒情冲动那样强烈，使人不由自主地还是觉得，这个响亮的口号最为顺眼。假如把那种冷静的自我审视看作是理性最显著的标志，那么我要说，我们在精神上恐怕还没有达到这种理性的阶段。我们才刚刚摆脱那泯灭自我的深渊，心里正涨满了急欲抒遣的感受，环境的变动又不断猛烈地刺激我们，事实上也很难维持住那种从容思考的理智心境。我们的思路基本上还是受着情绪的支配，也主要依靠情感来激发悟性和洞察力。你可以说这种精神状态并不十分可取，因为它多少表示了人在环境面前的被动地位。但你无法否认它的普遍存在，因为正是中国的历史发展把它赠给了这一代人。我想，主要就是这种精神状态把一批批并不怎样合格的研究者送进了文学研究的殿堂，不用说，也正是它孕育出了赵园那种诗人式的批评个性。
真要感谢赵园赠给我这本书，它使我豁然开朗，知道该怎样来解答她和我们共同的那一番苦恼。每个人都有权利去渴望爬上远处那一座更高的山峰，也尽可以为自己缺乏必需的体力而苦恼叹息。但是，和这对彼岸的希冀与失望相比，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收回视线，看看尽现有的体力，在此岸该怎样继续迈步。契诃夫说得好，上帝给了我什么样的嗓子，我就用什么样的嗓子叫唤。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生命价值金拴在那所谓学术的木桩上，就算文学研究的领域里真有这样的木桩，它也并不属于我们。你不是相信历史对人的支配作用吗？既然历史已经铸就了你那种抒情的批评个性，为什么还要硬给它套一件思辨的外衣？要照我说来，抛开所有那些冷冰冰的面具，更深地沉入自己的情感世界，放手抒写那份独特的人生体验，这才是你赵园的生命价值所在呢！
但这也不容易。无论造化赋予了我们什么样的生命价值，你在实现它的过程当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环境的限制。在环境的各种限制力量中间，最难抗拒的要数那<SPS=0167>饭之道：人首先必须生存。但在中国，幸亏前人又传下了一种重义轻利的思想，所以我们一面为了吃饭而作出许多让步，一面又从心眼里鄙视这些让步，只要那<SPS=0167>饭之道是以赤裸裸的逐利为形式，正直的知识分子一般都不会过分热中，他们多少还能维持一点自己的本形，不至于完全异化。可是，对赵园和她的许多同道来说，这<SPS=0167>饭之道的压力却似乎特别巨大，因为它如今改换了一种诱人得多的形式，不再仅仅表现为逐利，而同时还表现为求道，饭碗烫上了学术的金字，端碗的诚惶诚恐变成了研究的小心谨慎；我们从来就崇拜形而上学的东西，一旦谋生和治学合二为一，恐怕谁都会对这混合物欣然下跪。我们可能会硬着脖子不碰嗟来之食，却很难拒绝那学术之门的召唤，也许饭碗不能使人忘记呼号，肃穆的书斋却会镇得人敛神屏息。即便你刚进去的时候还很不习惯，时日一长，也不知不觉就会沉静下来，失去了往日的敏感和激情。在我看来，这种被书斋俘虏的可能性，就是对赵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最大威胁，哪一天她完全用“学术”的眼光来衡量自己，她的自我也就丧失得差不多了。不是有许多人都谈到所谓“青年批评家”的危机吗？恐怕根子也就在这里。一旦你真的自居为学者，那不是陷身惶恐，因为你实际上离学者还差得远；就是会沾沾自喜，因为你周围的确看不到什么令人震慑的学术丰碑，一个小土堆也足以傲然仰天了。
赵园当然不是那种沾沾自喜的人，但她那惶恐的表情却越来越触目。她当然还没有陶醉在书斋里，她屡次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自己并不想“粘滞于物”，她试着写影评，写散文，认真在努力挣脱那做论文的模式。但同时，她又常常掩饰不住自己的沮丧，从她那许多严厉的反省当中，我有时竟能觉出一丝暮气。有一所大学请她演讲，海报上称她为“青年评论家”，她竟在讲台上激烈地否认这个称呼，反复说自己已经不是青年。读她近一两年的文章，那种随想式的活泼气息明显减弱了，倒是思辨色彩越来越浓。这是不是说明了，她的灵魂正在逐渐受到自己那研究专业的蚕食，文学研究的大殿里的肃穆气氛，已经弥漫进她的精神世界了？我总以为，只有在学术的长阶上，先行者才会感觉到后来者超越的威胁，才会真正有那种落伍的恐惧。倘是一个专注于抒情的诗人，那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年龄阶段上，都是天地间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替代的。当然，每个人都会逐渐地丧失抒情的活力，心境也会逐渐地趋向老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一天到来之前尽量地发挥潜力，抗拒环境的压力，最终推迟那一天的到来。赵园，你大声地喊出自己的声音吧！你是一个抒情者，而不是什么学问家；即使被别人误认作异端，也不要泯灭了内心的激情；即使你现在还不愿过于恣肆，那也请时刻记住，千万不要让书斋把你诱进去，你的世界不在那里面！
由赵园这本讲述几十年前知识分子人生选择的新著，我看到作者自己也正面临着选择。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常常是被社会直接拎着衣领在作选择，所作的又每每是那样一些意义重大的选择，因此，几乎就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赵园不同，她似乎只是在学问家和抒情者之间，在这两条不同的治学道路之间作选择，环境的压力暂时还躲在远处，并没有直逼到身后，因此，她看起来还有相当的自主性。我们知道，越是主动的选择，对选择者来说就越不容易，因为他要为这选择的后果负全部的责任。何况细想起来，赵园的选择恐怕也并不比她书中论述的那些选择更缺乏意义。所以，我想说赵园正面临着更为艰难的选择，而且也不止是她一个人面临这样的选择。
一九八七年三月于上海
(《艰难的选择》，赵园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平〕2.50元，〔精〕4.05元)
王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