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妇道人家”到“高尚淑女”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迅速地改变着英国人的生活，而中产阶级妇女大约应属于生活变化最急骤的人们之列。当然，生活方式的演变并不是在一朝一夕或十年二十年之内完成的。因此对于那时的当事人来说，事情也许并不如我们这些几百年后的旁观者看来那么富于戏剧性。简单地说，这些女人突然被资本主义专业化生产所创造出来的空前的财富抛进了无所事事的闲逸生活。过去这类妇道人家不但要操持家务，还要参予以至独立地从事小家小户地经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或商业活动。自从生产场地与住家分离、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后，她们便越来越多地闲居在家，一个个处心积虑地争当上流社会的“淑女”。体面的太太小姐成了新发家的中产阶级装门面的奢侈品，身份有如暴发户购置的古董字画，或如时下中国某些尚缺水少电的乡村中的富裕人家买来摆排场的洗衣机电冰箱一样。外国来的游客每每对英国妇女的“优越处境”惊诧不已。一七○○年一名来自法国的书记员记述道：“她们(伦敦女人)的男人爱她们爱得发疯，连家务活儿也不让她们干。……她们的衣着更是穷奢极华，就连裁缝、鞋匠妻子的衣饰都是镶金绣银的，还佩着金表。怪不得常言道：若是海峡架桥梁，全欧的女人都将蜂涌而去英格兰。”书记员先生的解释当然是全然错了。英国中产阶级肯于不吝钱财供养培育“淑女”式太太小姐，大凡不是为了“爱”，而是借此确立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美国有位女批评家新近写了本书，叫做《男人间》(《Between Men》，一九八五)①，其中独到而且透辟地阐述了所谓的永恒的“爱情”主题。其实很多时候却是女人如何变成了男人进行社会交易的一个砝码。但不论如何，在最先开始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女人们有闲总是实。一位瑞典自然博物学家一七四八年也这样写道：“初来英国，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见到农民家里挤满了年轻妇女，而男人却早晚两遭提着奶桶去牛群所在的地方挤奶……大家都说英国是女人的乐园，看来果然名不虚传”。他还说，“如今，女人只须会跳舞、打扮、弹吉他、在客厅里闲聊或和一帮行家里手一道打扑克、掷骰子。除此而外在世上一无所能已成为一种资格。”
历史总在拐弯抹角地走着曲折的路。许多事物都包含与表象相反的实质。资产阶级妇女被娇生惯养地“供”起来，其实却是她们相对于本阶级男人地位下降的标志。由于逐步被挤出了社会生产领域，这些妇人在经济上更彻底地沦为男人的附庸。“嫁人”几乎是唯一向女人开放的体面的“职业”。而适婚男人的“价格”又不断上涨，婚姻市场的险恶争夺是相当惊心动魄的。《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还写过一部叫《莫尔·佛兰德斯》的自传体故事，记述一名出身微贱的女人从小立志要当不事劳作的淑女，她常常费尽心机捕捉丈夫而不能如愿，不得不去当女佣、阔佬的外室乃至娼妓窃贼，几乎用尽了当时女人所可能运用的所有的求生手段。绝大多数未婚妇女生活在不安全感中。已婚妇女也既无职业又无产权，因此在某个意义上又未尝不是靠出卖肉体为生的无产者。许多十八、九世纪的英国社会批评家，包括最早的女权主义者玛丽·艾斯特尔和著名的哲学家约·斯·穆勒，在议论妇女处境时都不约而同地用“奴隶”一词。激进民主主义者潘恩也抨击了歧视并奴役妇女的社会制度。有位医生一七八一年统计说，仅六年间便有约三万名妇女去伦敦一家医院求治精神忧郁症，远远超过男性患者。可见闲逸带来的压力不可小觑。中产阶级妇女似乎是资本主义进程的受惠者，但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她们日后比本阶级的男人要有生气得多。
面对急剧的社会变化，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价值观上的眩晕。其表现往往不是束手无为，而是狼奔豕突，无所不为。笛福用又责备又同情的矛盾笔触描绘的女冒险家莫尔就是一个“无所不为”的典型例子。另一部相当有名气的小说《威克菲牧师传》也涉及了“流风日下”的景况，描述了两位女儿如何不听牧师老爹的教诲，在家里大肆熬制膏脂霜露一类美容用品。不知是莫尔这样的冒险家太不驯良、对建立资产阶级新秩序危害太大呢，还是那些涂脂抹粉、对贵族社会浮华作风亦步亦趋的虚荣女人与资产阶级勤俭发家的清教主义道德大相径庭呢，总之，随着十八世纪渐渐推进，妇女的行为规范成为全社会大伤脑筋的问题。
当然，需要“改造”的也不只是妇女。十七世纪末以来，放浪奢糜的王政复辟时代已成往事。英国资产阶级费了极大的心力去提高本阶级的道德、文化教养并整饬社会风化。一时社会上涌现了各种各样以此为宗旨的团体、协会。小册子、宣传品满天飞。喧嚷一时的禁止随地吐痰运动便是其中之一。还有创办主日学校、普及基督教文化的活动等等。妇女问题也引起了各方人士的热切关注。笛福在早年的文章中就曾提议建立女子学校。以“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而知名于世的斯威大特对妇女中文盲大多也颇有微词。还有人批评说：“当今的上层社会妇女不但是有闲，而且全无生活目标。结婚成了许多女人唯一的心事，为此她们殚心竭虑地准备，演习种种取悦男人的才艺……女子教育受害匪浅。”前面提到的艾斯特尔女士当然力主妇女学习实用技能，以便在必要时能自力更生。鼓吹妇女贞洁、指导妇女举止言行的“行为指南”书籍(conduct books)吏是汗牛充栋。在一个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私有财产又无比神圣的社会里，妇女贞洁事关家产继承人的血统，可谓头等大事之一。当时的知识分子领袖人物约翰逊博士对道德的功利作用毫不隐晦：“请设想，女人的贞洁对于社会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全世界的财产权都有赖它来保障。”热衷说教的文人教士们为贞洁、谦卑、顺从等“美德”摇旗呐喊，固然是为了使女人就范、巩固资产阶级父权制，但也未尝不是出于新兴阶级的自信及其坚定、热忱的宗教、伦理信念。也由于这种虔诚和热忱，许多知识妇女也成为“女德”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她们从中感受了一种使命感、一种生活的意义：仿佛由此女人一变而为基督徒美德的体现者和卫道者，生活不再囿于“嫁汉吃饭、生男育女”。这也部分地说明了此类道德说教何以不但有乐此不疲的炮制者，也有百听不厌的忠实读者。有一部《女人义务之探讨》一连印了十七版；还有本《父亲给女儿们的遗产》不但在英国连续再版、而且畅销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在一片密锣紧鼓之中，“高尚淑女”的理想逐渐成形并被发扬光大。其侧重点由“淑女”转向“高尚”，由闲逸、柔弱、高雅等特征转向贞洁、仁爱、谦卑等“美德”。一种新的、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取代了莎士比亚剧中形形色色更具七情六欲的女主角以及密尔顿笔下因虚荣、好奇酿成“原罪”的夏娃，此后统治英国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百有余年。
女主人公、女读者和女作家
妇女有了闲暇，又亟待“教化”，面向妇女的读物便纷纷应市。兴起于十八世纪的新闻期刊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女读者的“惠顾”。许多名噪一时的报刊，包括《闲话报》、《旁观者》、《监护人》、《漫游者》等等，都不时刊出专门面向妇女的文章。不必说还有一大批专供妇女“享用”的报刊，诸如《淑女使者》、《妇女闲话报》、《女旁观者》、《淑女日志》、《淑女周刊》、《老处女》等等，简直不胜枚举。著名的散文作家艾迪生早就慧眼识新潮：“当今治学著文往往有些投合女流、漠视男人，并非事出无因。首先是因女人有更多的余暇自由支配……”。
在这种情势下，一八四○年有一位名叫理查逊的中年印刷商写了一部叫做《帕美拉》的小说，一鸣惊人。小说是用当时颇流行的书信体写成。理查逊的初衷不过是想指点文化水平不高的女孩子们如何写信，同时使她们得些品德上的教益。小说讲述年方十五、虔诚规矩的女仆帕美拉如何春心不乱、坚拒她的东家、青年贵族B的诱惑威逼；最后使B于无奈中幡然悔悟，明媒正娶讨她作太太的事。帕美拉虽是女仆，但美丽出众，一向被老女主人宠爱，只干太太小姐们的轻巧营生，能歌善舞，知书达理，可谓多才多艺；此外多愁善感，体质娇弱，动辄落泪，紧要关头万无一失必会昏倒。凡此种种，都是一位“淑女”断不可少的标志。而理查逊又着意刻划了她坚贞不移、谦逊自守的品德，所以小说的副标题叫做“美德得报”。帕美拉可说是“高尚淑女”理想的一个化身。
《帕美拉》一经问世，国内外一派喝采，连连再版，一时洛阳纸贵，有该世纪最畅销小说之称。不但太太小姐们生怕落在了时尚后面而趋之若鹜，文人教士们也纷纷出来为其中的道德教训擂鼓助威。这部小说在法国还被搬上了舞台。也有人对这些看不惯。当时的另一位文人菲尔丁就由此激发灵感，写了一本薄薄的讽刺模仿故事，叫《沙美拉》，辛辣地挖苦了一番。理查逊至此已是欲罢不能，趁势写了《帕美拉》的续篇，展示模范少女如何变成了模范的妻子、母亲和女主人。后来他又完成了杰作《克拉瑞萨》，洋洋洒洒两千余页，主题仍是贞洁的中产阶级少女如何抵制纨绔公子的引诱，失身以后终于以身殉节。
由于时代隔膜，看旧事往往需一点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想象力。今日的读者，不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大约都很难喜欢帕美拉式的人物，不免会去附和菲尔丁的讥讽：听她张口上帝，闭口名节，便说她装腔作势；见她嘴说要躲避B先生这恶魔，实际又拖拖宕宕在他身边打转，便断她是个工于心计的伪君子。人们有时当真是很健忘的。今天当大家热衷于“后现代主义”一类时髦话题时，便有意无意地忘却了资产阶级也曾经历艰苦创业的史诗时代，也曾试图用自己的文学召唤高尚完美的英雄。帕美拉所代表的清教主义信念既是真诚的、又是虚伪的，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真实性和真诚性是主导的。在这点上，机敏尖刻的菲尔丁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可说还输那位很识时务、及时改弦更张的B先生一筹。帕美拉作为一个人物的复杂性在该小说的双重情节结构(一个是基督徒摈弃私欲、经受考验而后得救的道路，一个是灰姑娘式的穷孩子得志的梦想)得到展示。在更深一个层次上，这些又都是与新兴个人主义思潮的内在矛盾性相关连。因此，该小说固有的丰富性和生命力既不是作者笨拙的文体和沉闷的说教所能掩盖的，也不是他人几句挖苦讥诮所能抵消的。
理查逊把女人推上了主人公的显赫宝座。在此之前，考验虽是基督教文学中的一个普遍题材，但历经诱惑而终不动摇的是以基督为代表的男人。在另一种与小说有渊源的文学体裁——中世纪爱情传奇中，被考验的也总是男人的勇敢和荣誉，女人只是男人争取的“奖品”。理查逊一反常规，使地位低贱的女性变成美德与正义的化身。
其缘由是多种多样的。心理学家们说不定可就理查逊对妇女衣饰等琐碎细节的描写论证他本是个十分女性化的男人。他笔下一名“死不改悔”的浪子有一次颇出人意料地说：“我曾自省，将自己与女人对比，意识到一个羞赧的男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女人的心灵。”不知是不是理查逊一时忘形，把自己的心里话塞到那个放浪形骸的纨绔少爷口中去了。然而，文学作品也是际会风云，应运而生，风格、语言、情节乃至人物的选择，都不尽取决于作家的个性。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虽然初步立住了脚跟，经济实力迅速扩展，但在政治上和社交中仍是“二等公民”，不免有在后娘手下过日子之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与作为“二等性别”的妇女有感情相通之处。对于理查逊或笛福来说，这些无权无势、备受迫害但仍奋力维护自己的尊严或争取自己生存权利的女性仿佛是代表了人类的普遍生存处境。对于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女德”问题，道学气十足的理查逊更是满腔热忱。此外，女读者圈的形成、扩大及其逐渐主导通俗读物市场的趋势也是作为印刷出版商的理查逊不能不考虑的。总之，种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促成了《帕美拉》的诞生，而这部小说又对这些社会趋势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本世纪三十年代，有两位学者写了一本《帕美拉的女儿们》②，说所有英国小说的女主角全是帕美拉的后代。话虽讲得有点绝对，却也道出了几分实情。自从那名标致贤淑的女仆在文坛大出风头，一时各式各样无依无恃、“贫穷然而诚实”的年轻姑娘们纷纷登场。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我们还能从简·爱一类女主人公身上清楚地辨认出帕美拉的影子。不仅如此，帕美拉还鼓舞了一大批女作家。她本人就是个视写作如性命的年轻姑娘，该小说绝大部分以她本人写的信件和日记的形式出现。其中不少篇幅记述她如何写信等，而B先生又是如何企图拦截、偷阅她的书信日志。步这位模范女人兼女作家之后尘，写作变成了淑女们的时髦消遣之一。此前零星出现的个别女作家常常声名有些“狼藉”。王政复辟时代的英国头一位女作家阿芙拉·本是可与放荡男人分庭抗札的有名的“女浪子”。与理查逊同时代的伊丽莎·海伍德被当时的文化名流嘲骂为“无耻的涂鸦者”。而尾随帕美拉之后的大批女作家，不论是出于道德责任感而握管还是迫于生计而卖文，大抵都淑女气十足。特别是有奥斯丁前驱之称的范妮·伯尼和首创写地方色彩小说的玛丽亚·艾孜沃斯等文坛闺秀更是如此。因而也得到了社会的容忍乃至称赞。
研究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的著名学者伊安·瓦特三十年前写了部名为《小说之兴起》③的专著，说当时大多数英国小说出自女作家之手。尽管没人能提供准确的统计数字，但人们一般都相信四分之三的小说读者也是女人。可以说，妇女是小说制造业的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一八三二年，英国出了一幅题为“小说读者”的版画，画的是一位家庭妇女在餐桌上伏案读书，桌上杯盘狼藉，未曾收理，孩子在地上哭喊，小猫在坛中偷食，工匠打扮的丈夫刚刚进门，正指着老婆在发难。此类美术作品的问世，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至十九世纪初，“迷小说”在妇女(包括比较下层的女人)中已是相当普遍的“流行病”。可笑的是，这些本来旨在培养孝女贤妻的小说却使女人们忘却了持家的“神圣”职责！这恐怕也是理查逊们所始料不及的。
“陈芝麻”与新思考
说来这些都是属于“陈芝麻、旧谷子”的历史往事了。然而当今的西方女权主义者们激动地重新把目光投向过去，试图挖掘出妇女自己的历史，从而设计出一个新的未来。她们说：从来没有一个被压迫阶级象妇女这样彻底地被奴化、这样彻底地接受了统治者的文化。从我们使用的语言起，迄今我们继承的全部文化(当然她们尤指西方文化)基本上都是父权制的产物。为什么历史是history(his－story：他的故事)！为什么人类叫mankind(man－kind： 男人的族类)！从构词到影响民族集体潜意识的神话、宗教，从社会风俗到文学作品，从伦理道德到某些相关的科学理论，许多人们习以为常、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物都遭到了新的质问和挑战。
就说这段女人与小说纠结的历史吧。就如上文提到的“小说读者”一画，这段旧事未尝不似一幅滑稽可笑的社会风俗图。然而今日的有心人举目回顾，却看到了压迫和耻辱，也看到了愤怒和抗争。有人指出：“高尚淑女”的形象是资本主义父权社会制造的意识形态观念，旨在使女人变成忠实、驯服的生育奴隶。同样，皆大欢喜的爱情故事也有类似作用。它们把作贤妻良母的结局浪漫化，当成唯一值得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来推销。因此，帕美拉式女主人公尽领风骚，其实指示着妇女在精神上和生活中进一步被奴役的可悲事实。但也有人强调“高尚淑女”理想鼓舞妇女的一面，说它为妇女提供了一种思想武器，使她们得以为自己创造一种新“身份”，一种自我意识，从而从无足轻重之辈一跃而为“主人公”。
从另一个角度说，不论如何评价《帕美拉》之类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作用，妇女在小说之“兴起”中立了“汗马功劳”似乎总是事实。但是，翻开那些正统的文学史，简·奥斯丁之前的女作家难得有幸占得边边角角的一席之地。直至今天，女权主义运动在欧美校园里已颇有点声势了，但大学的文学教授若开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课，书单上也往往是清一色的男作家。为什么？据说是因那时的女作家思想浅薄、艺术成就低。为什么女人水平低呢？按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些标准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是为谁服务的？
一连串颇有点来势汹汹的“什么”和“为什么”，问得那些满腹经纶的男士们也有些穷于招架。这些女权主义者千帆竞发、各持己见。十年前的激进派，而今几乎成了保守党。有些在理论上不免偏颇乃至钻了荒唐的牛角尖，但大多数做了重新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人类文化的开拓性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就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而言，这无疑是当前西方学术界里思想最活跃而又最关切社会现实生活的一支生力军。有如一股春风拂过，令人耳目一新。
回过头来再谈小说。
做小说先得有饭吃，而且识文断字。读小说必得有闲。这两条便圈定了“小说与女人”这个话题的局限。本世纪著名的英国小说家E.M.福斯特(他的两部小说近年被成功地拍成了电影，连续被提名候选奥斯卡奖)在他的《霍华兹角》一书中描述了一名下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惨淡命运。故事刚开头不久，福斯特一反现代小说里作家需要隐身的规则，跳到前台来自嘲地说：这只是个扒在悬崖边缘的可怜虫。至于悬崖下的深渊，我们是看都不看的。当初在深渊中被残酷的原始积累无声地碾碎了的千万女人自然既不会读小说，又无幸充当淑女浪漫史的主角。而今关注此类议题的，也必是有文化、有教养的职业知识分子。无怪女权主义运动内部有人批评说以大学为基地的“妇女研究”其实是白种、白领女性精神贵族的文化运动。这大约是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目前还难以逾越的局限性吧。
①Eve Kosofsky sedgwick:《Between Men》(New York，Columbia Univ Press，一九八五).
②Robert P.Utter and Gwendo1yn B.Needham：《Pamela’s Daughters》(NewYork，Macmillan，一九三四).
③Ian Watt：《The Rise of the Novel》(London，Chatto ＆ Windus，1957).
黄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