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号这一期，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关于若干人类学新著的推介。西班牙的斗牛运动有着繁琐的礼仪和象征意义，现在成为人类学家研究的热点。Garry Marvin的《斗牛》(Bul-fighting)一书为这个课题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Marvin从历史的角度追述了斗牛活动的缘起和发展。在他看来，斗牛尽管与古代的祭牛有相近之处，但现代斗牛活动只兴起在十六世纪，到了十七世纪才逐步繁琐起来的。斗牛真正的发源地并不在西班牙，而是安达鲁西亚，人们通过这一运动来炫耀男性之美。斗牛士战胜公牛就是人类以其勇敢和力量战胜比他强大数十倍的雄性动物的象征。
现在人类学家们还十分注意研究热带丛林中的原始人群和动植物，但是科学家普遍苦于无法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建立联系，因此不能直接了解到他们真实的思想和文化。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Schultes在哥伦比亚的亚马孙热带丛林中生活了五十年，赢得了当地土著居民的理解和信赖，所以他的一本图字并茂的小书《神的领地，哥伦比亚的植物与人种》(Where theGods Reign)在众多描述亚马孙丛林的科学著作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这本书附有三百张黑白照片，以及作者充满了个人感触的说明文字，与其说它是一本科学著作，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艺术创造。
《泰晤士文学副刊》虽然标称“文学”，却总是喜欢谈论科学。这一期的科学文章是讨论“混沌”。什么是混沌？在James Gelick看来，这并不是毫无规律的骚动，而是一个逻辑和机遇共同存在又互为反论的状态。Gelick用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对于混沌的状态作了说明：一个网球运动员用拍子对着天空颠球，假使他是一个机械构造的话，那么网球弹起的高度将是一样的。但是如果均匀扩大球拍的振幅，便会发现网球弹起的高度发生了变化，一开始是有规律的，两高一低或者三高一低，但无限进行下去就会发现球弹起的高度简直毫无规律可寻。这就接近混沌状态了。但是真没有规律吗？把这个过程变成数学模型拿到计算机上去研究，就会发现虽然在混沌状态球在计算机的纸带上触及的点没有任何两个是相同的，但是这些点却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区域之中。但是不管有多少个点，他们的分布都是现出一定的模式(pattern)，而且随着点的增多，这个模式总是一个套一个地相互重复。这个重复就像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张画，画里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画，画里又有人……不过，Gelick这本题为《混沌》的书并不是要把你搞糊涂，而是帮助你理解这一状态，而且Gelick认为普及这个知识十分有意义，有助于改变人们对于科学是发现世界的基本规律这种传统观念，所以书的副标题是“一门新科学的构建”。
哲学家Alasdair Macintyre大概也有感于世界的混沌，在《谁的公正？哪个理性？》(Whose Justie？WhichRationality？)一书中对于启蒙运动对后代的哲学思潮的影响作了反思。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之后，人们都徒劳无益地在寻求一种所有有理智的人一致认同的原则。Macintyre的主张是：何不忘掉全球的公理，而在小范围内构建一种集体生活的形式呢？但是这本书的评论者却提醒大家注意这位哲学家的宗教背景。他是一个奥古斯丁基督徒，但是一个不信神的人怎么能够确定一条路就一定引领我们到真理，而另一条路就是谬误呢？这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大家都知道罗素是哲学家，乔姆斯基是语言学家，但最近却有两本书分别讨论了两个人的政治生涯。一本是《伯奈德·罗素：政治生涯》(Ber-nard Russell：A Polilical Life)，另一本是《乔姆斯基文选》(The ChomskyReader)。政治评论家的罗素与理智而严谨的哲学家截然不同，他时而表现得非常冷静，用略带怀疑但充满了人情的眼光观察时事，时而又表现得十分激动，措词强烈，出语惊人。他的政论文章，都反映了十九世纪末古典的自由主义思潮在受到集体主义的冲击时面临的困境。怎样把自由从少数人推广到大多数人身上而又不使它受到破坏？在日益民主化的过程中怎样维护那些知识精英的智能上的完整，怎样处理个人自由与政府法律规则的关系等等，都是罗素十分关心的问题。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同样困扰着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建立在对美国社会的激烈批评之上。他认为现今美国以道德自由和独特为旗号，实际上是放纵甚至鼓励犯罪和恐怖活动。美国社会的各种自由都是在维护“第五种自由”——犯罪的自由。乔姆斯基的政治批判大概伤害了很多美国人的自尊心，所以苟同者甚少。
在这个月的《泰晤士文学副刊》，对于文艺评论方面的书籍颇多介绍。Brian Vickers的《为修辞的辩护》(In Defense of Rhetovic)是一本理论专著。他的观点大概可以用彼德拉却的一句话来概括“对善的向往胜于得到真理”。而Vickers继承了反柏拉图的传统，认为修辞可以有效地使人的心灵转向善的一面。MalcolmHeath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希腊悲剧的诗学》(The Poetics of GreekTragedy)，他的立论是悲剧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引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其中的“义理”反而是辅助这一作用的。诗歌评论家也越来越重视诗歌内在的音韵以及传递给读者的美感。女评论家Helen Vendler在《事的音乐》(TheMusic of What Happens)一书中通过对从史蒂文生到艾斯伯里的美国诗人以及济慈、米沃什等欧洲诗人的评介强烈地为诗的抒情性进行呼吁。她的批评风度十分倾向于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她特别欣赏巴尔特把马克思主义观点、符号学的观点、人类学的观点以及心理分析的主张玩于股掌之上，从“愉悦”出发，到“愉悦”终止的洒脱风格。批评家Frank Ker-mode曾著有《Romantic Image》一书，他最近又有两个演讲的合集。题为《历史与价值》(History and Value)。Kermode的文风高贵雍荣，文笔幽默机智，他戏笑道：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都可以分辨好苹果与坏苹果，批评家却往往无法肯定哪一本是好书。Kermode提醒文学研究者注意三十年代的没有收入《英国文学指南》中的一些“小”作家的作品。
当前的小说家们也十分活跃。苏联作家Andrei Bitov的《普希金之家》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普希金之家”不单指设在列宁格勒的文学学院，而且隐喻整个俄国文学传统。Bitov十分大胆以至荒诞。他让他的主人公跑进学院的陈列室敲碎所有雕像。
中国读者都熟悉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现在Michael Moorock的《母亲伦敦》(Mother Lomdon)为我们勾画一幅现代伦敦的风情画。故事的主角是一群患有精神病的人，如果狄更斯把伦敦的中心放在大法庭，在Moorock笔下也许就变成精神病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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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