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传记，都是对传主的再创造。长期来，人们都认为郁达夫是一个“消极颓废”、“与世疏离的才子”，却不大重视他留下的门类广泛的大量著译文字，其中有文艺理论，有鲜为人知，却是他学业专长的经济论文，也有颇有独到见解的军事分析文章，正如王观泉在他的《郁达夫传》中所说：“这在我国现代作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郁达夫本是中国文坛上少有的敢于坦露心迹的作家，是一个诗人气质十足的文人，他的自叙性创作和纪实的回忆文字留下了无数引人遐思的谜。要在这阅世深切，意境旷远，瑕瑜并存，坦露和含蓄，诗和真实交溶的材料中，还原出本世纪前半期一个有灵有肉的历史之躯，谈何容易？《郁达夫传》的作者王观泉通过这本传记，力图架起重新认识郁达夫的桥梁。
《沉沦》是郁达夫踏入文坛的成名作，却因其中露骨的性欲描写和变态心理的刻划，造成了几十年来或贬或褒的文坛公案，幸有周作人等新文学家力排众议，肯定了《沉沦》的艺术价值，连对新文学近于酷评的陈西滢也承认“小说里的主人翁可以说是现代青年的一个代表，同时又是一个自有他生命的个性极强的青年。我们谁都认识他。”尽管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和作家论，在肯定作品反帝的爱国热情和不满现实呼声的同时，依旧认为作者受日本私小说和心境小说的影响，致使主人公流露的伤感情绪和作品的那些变态心理的刻划，对青年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然而，钟爱传主的传记作者，却别有一番见解，他在这本传记的《序言》中说：“颓废而入流派，未必见得，但郁达夫颓废的思想，世纪末懒散的才子气质和名士派头的生活，却着实影响着他的创作，他很写了一些颓废气十足的作品，确也是客观事实。”
然而，具体到《沉沦》来说，作者细致地剖析了作家主体思想发展的动向，把它置于作品产生的环境——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各个视点上去比较考察，便清晰地发现郁达夫的创作志趣有异于描写身边琐事的日本私小说。他注重的是作品的思想力量，左右他早期创作思想的，乃是卢梭《忏悔录》中大胆暴露的“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阴冷人物，屠格涅夫再现的多余人，歌德塑造的因爱情而烦恼的少年维特。这些文学典型之所以能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发挥作用，仍在于他捕捉到当时青年人，特别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所普遍经受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目睹日本“维新一代”和青年所享受到的资产阶级民主文化的光照，受两性解放的挑动而觉醒出强烈的性苦闷，弱国子民在爱情上却遭到无端戕害——这才是真正决定郁达夫小说的内容、主题和思想性的因素，也是郁达夫留学日本始继父业学医，继而改学经济，最终走向文坛的社会原因。文学是时代的灵敏的感应，传记作者比较了“五四”前后中国创作界勃生的各种新机，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个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一九二一年中国文坛，已经产生了《女神》、《阿Q正传》等一旦出现立即引起轰动的杰作，但没有出现描写青年一代精神苦闷的作品，郁达夫的《沉沦》真是应运而生。”《沉沦》的主人公成了“五四”运动以后最早出现的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时代精神的文学形象，这正是郁达夫和厌世主义者或颓废派的根本区别，也是他后来未落入自然主义泥淖而走向现实主义，终成为有个性作家的原因。
在这本传记里，作者多次用“惊异”这个词来报道本人的研究成果，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谈，事实本身确实如此强烈地刺激了传记作者的心灵，也吸引着读者去发现这个被误称为“与世疏离的天才”初入混沌的社会时，是怎样力求用当时人类先进的思想去观察以至研究社会最底层的广大人群生活。
郁达夫是中国文艺界中首先提出阶级斗争这个命题的第一人，是首先用创作去反映工人群众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觉醒的第一人，这早已为不少论者所肯定，但由于未找出郁达夫早期理论和创作的思想依据，过分强调其中的缺点，因此始终未为文学史家和读者所重视，连作家本人在谈到早期那些表现工人生活，多少带点社会主义色彩的作品时也说：“因创作年代很旧，故而意识不明，力量微薄。”然而，引起传记作者注目的正是这“创作年代很旧”这一时间概念。
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宏观马克思主义这把“天火”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以及二十年代中国文艺界的创作和理论状况，人们会惊异于郁达夫继《沉沦》之后创作的短篇小说《南迁》，他的主人公“伊人”虽然生着肺病，却在易地疗养时关心起日本工人的生活。原来这个用感伤的浪漫主义情调表现青年人性苦闷和爱国主义的郁达夫，早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经济学时，已开始崇拜列宁的著作，接受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以阶级的眼光去观察日本社会的分化，同情日本工人的贫困生活。无怪乎他一九二二年学成回国后，便很快受到次年“二·七”工人大罢工的启迪，在这一年五月就写下了论文《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两个月后，又创作了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小说对贫民窟真实而又具体的描绘，传递出一个令人“惊异”的信息：回国后的郁达夫继续发展了留学日本时形成的触觉：对上海工人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认真的考察。这在当时的作家群中真可谓凤毛麟角！只是受制于时代以及作家个人的生活积累和创作趣味，使他这类创作的形象思维远远赶不上他那论文的逻辑思维，这是革命大动荡时代作家的通病，而在郁达夫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以至传记作者不无遗憾地为郁达夫鸣屈：“他以《沉沦》为代表的抒情诗一般表达感伤情绪和那种悲天悯人而又愤世嫉俗的小说太吸引人，名声太大，在别的领域里的成绩就被疏忽，久而久之也就被遗忘了。”于是他不惜笔墨，着力撰写“理论贡献”这一章，成了大异于其他郁达夫传记的一点。
郁达夫的理论贡献确乎遗忘久矣！它给予读者“惊异”的享受又可谓多矣！
正是这个在小说创作上一直渲染“零余者”情绪的郁达夫，在他那篇颇有影响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中，第一个在文学理论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鸟瞰世界的名言：“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只不过他采用了自己的译文：“自有文化以来的政治社会史，所记录者不过是人类的阶级斗争而已。”并由此大声疾呼：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结成一个世界共和的阶级，百屈不挠的来实现我们的理想”，“我确信，‘未来是我们的所有’”。
这种“阶级性”文艺观，还表现在他继后不久写的《艺术与国家》、《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学》、《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等文章中，就在上述末一篇里他明确宣告：“中国的将来，是无产阶级的，中国的文学，也是无产阶级的，因为有产阶级的足迹，将要在中国绝灭了的原因”。
如果说郁达夫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阐述尚属粗糙，有明显的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那么对照之下，传记作者所显示的传主在经历“四·一二”大动荡后的又一次思想闪光——对农民问题的阐述，更是令人惊异。他在《谁是我们的同伴》和《乡村的阶级》等文章中提出了富有远见的看法：认为在反革命逆流之后摆在革命面前的重要问题是组织农民，在《谁是我们的同伴》中还引述了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的观点，说明“人口中的庞大的大众(农民)之对于政治的不关心，是使政治和社会堕落的最大原因，可是，这并不是不可救药，不能征服的事情。我们要革命，要引他们为我们的同伴，只看我们的宣传，只看我们的努力如何的”。作者提醒人们注意：郁达夫引述的这篇恩格斯文章是在一九二八年才译成中文的，郁达夫则早已利用自己所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和外文译本，“不时地阅读，并能结合中国社会革命的现状，引用来强化自己论文的说服力”。然而，郁达夫这一特点，过去知者无几。
“惊异”的内涵并不在他引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言论，而在于这革命的辩证思想引导这位学过经济学的作家对“国脉所系”的农民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从经济分析入手论证文学的功能，在文艺上郁达夫比当时的作家更早关心并重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他大力呼吁发展农民文艺，认为这是大众文艺的重点。这不只是为了农民有享受文艺的机会，而是鉴于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枢”。这些结论本是郁达夫对中国革命文艺理论作出的特殊贡献，也是传记作者为重新认识郁达夫作出的贡献。
郁达夫竟能在理论上比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及同时代作家更系统地去研究中国的农村和农民运动的状况，并得出基本符合农民运动发展规律的结论，这一切自然不是“与世疏离的天才”的天才产物，查一下他写作有关农民问题论文的时间，恰恰是在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之后决定发动湖南农民运动之际。郁达夫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趋势的关注和研究，是一个完全陷于“自我”的颓废作家所能达到的？
谁能解释，一个以反映伤感、灰色人生为主的作家，他的政治、文艺理论竟是如此富有远见，积极明朗，俨然成了两个郁达夫。不少人，包括传记作者本人一度也把它归结为灵和肉的矛盾和冲突，这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以为，郁达夫在一九二六年写的《小说论》，已通过分析至今仍纠缠不休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异同，解说了反映在他外象上的矛盾，他说：
小说所表现的，是人生的真理，然而科学哲学所表现的，又何尝不是人生的真理呢？这两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是的，小说与科学哲学，在真理的追求这一点是同的，其不同之点，是在表现的方法。哲学科学的表现，重在理智，所用的都是抽象的论证。小说的表现，重在感情，所用的都是具体的描写，所以小说里边，最忌作抽象的空论，因为读者的理智一动，最容易使感情消灭。
这几乎可以看作是作家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切身谈。诚然，包括他最初的《沉沦》在内的一系列创作，与其说是作者刻意展览不端的思想行为，毋宁说是一种追求真理的表现，只不过反映的是追求失败的悲剧，企图借助爱情上惊世骇俗的形象力量，唤起人们反对污浊，振兴祖国的觉醒。这形象直接取自本人饱尝苦味的追求，流自肺腑的血泪文字，赢得了患有同样时代病的知识青年的巨大共鸣，奠定了他在文坛上不可抹杀的地位，实践了他在论文中立下的誓言：用艺术和生命“来和旧派的文人宣战”。
然而，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露骨的真率”的战斗方式，在习惯于“含而不露”的东方古国势必遭到诸如苏雪林式狂怒的攻击。同样，他在政论中以科学思想探求中国革命的真理，又何曾获得几多的理解。他不会趋时，在一派“北伐胜利”的欢呼声中，他不合时宜地吹起了刺人的警笛，公然揭露他所目睹的某些“革命官僚”“暗中敲括，表面粉饰”的现象，这自当遭到右派的攻击，不意也惹来了正在统一战线阵营中的革命同志的误解乃至反目。不久，蒋介石的叛卖革命证实了郁达夫的政治敏感，足以表明他自觉担负的社会使命感。可是，郁达夫太不会夸饰自己，他依然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好友徐志摩说：“我不是战士，只是作家”，解剖自己的真言，竟受到了比来自敌人攻击更厉害的打击。“左联”除了他的名，他久久被扣上了“革命意志消衰”的罪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不能被理解的知识分子脆弱的心灵，终于使他一度几乎成了隐士，写下了真正令人惋惜的颓废文字。直至抗战中，他在武汉、福州、新加坡的积极行动，重新获得进步文化界的好评。然而，即使如此，他在印尼巴爷公务被迫充当日寇翻译，借此暗助抗战的一片“贞心”，仍被一些热爱他的评者称为“幼稚的行动”，而以“公道”自居的美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论及他遭日寇杀害时，竟不无讽刺地说：“他身为作家，也不很爱国，遭到这个下场也可以说是万想不到的了。”我真不敢想，如果郁达夫最后未遭敌人杀害而活到今天，在历次浩劫中他又将被戴上多少纸糊的高帽？
世间本无完人，历史常常错位，现实永将坎坷，这不平的历史和现实，才使王观泉这一代传记作家悟出了通向作家复杂心灵的途径：“把作家放在造成创作成就和创作个性的历史范围中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他终于找到了郁达夫的光明之点，又看到了不同程度的灰暗面，使一个历史人物立体化了。
郁达夫毕竟是一个呈现多种矛盾的复杂作家，今后依然难免“易遭误解”的厄运，众说纷纭的仍将是轰动当时的郁王之恋乃至婚变。站在“歧路之尾，正路之头”的郁达夫面临婚变的内心，连力求理解传主的王观泉也迷惘了。他把郁达夫的疑神疑鬼，出尔反尔，夸张地外扬家丑，恶毒地辱骂这一切病态行为归于作家个人的气质，成了一道不可解的谜。
诚然，郁达夫在家庭感情中表现的非同寻常的行为，远比他在创作和理论上呈现的矛盾更难为人理解。且不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男女双方争吵时，往往先隐去了若干难言的本事，即以本世纪神经最敏感的性道德来说，在演变中所出现的往复循环已令人瞠目结舌，陈旧的、腐朽的观念总是那么顽强地和新生的、先进的思想掺合在一起，郁王双方和研究者都处在这新旧思想交替的时代中，见仁见智本不可免。郭沫若在《论郁达夫》中认为郁达夫使王映霞难堪的那些乖离举动，“是他的自卑心里在作祟”。然而，这自卑心理不正是自尊男子的一种变态反映？理解这一变态的途径，依然要在造成此种变态的“历史范围中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
无疑，主张恋爱婚姻自由的郁达夫，在家庭、社交生活方面仍存在着种种男女不平等的心理障碍，但不能忽视郁达夫在《回忆鲁迅》时说的一段悔恨无已的话：“悔不听他(鲁迅——笔者按)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不出他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这并非是把他的不幸全归结到某个人的身上，事实在于毁掉他家的是一个曾通缉过他的官僚。郁达夫为了生活，为了他的爱妻，曾周旋于这班官僚之中，结果，他苦心经营的“风雨茅庐”，竟成了党棍官僚施以淫威的地方。可以想像，自尊和自卑是怎样扭曲在一起，旧情和新恨是怎样交织着折磨他的内心，使他最终仍采取了弱者报复的手段，一组《毁家纪诗》交给了香港《大风》杂志，据说还要求编辑转交给蒋介石、于右任等国民党领袖。他的大哥郁华看了刊登这组诗的《大风》杂志后，不由在末页天格上写下绝句一首：“明知复水难收回，犹是余情未了时。一语着君君莫恼，他年重忆毁家诗。”知他内心的深情、绝望和天真的，莫过于其兄矣。诚如他的侄女郁风所言：“他是借一个他所真心爱过的替罪羊来发泄对于窃国弄权吸血吃人的统治者和险恶无情的社会的满腔愤怒和仇恨。”不管世人如何评说，郁达夫终究在历史上留下了他那无法忍吞的屈辱和愤恨，儆戒了后来者。
弱者的报复手段，常常令人吃惊并非难，也许正是出于对女性的同情，也许是因为材料不足，为郁达夫作传的王观泉严厉地把毁家之责任悉数归于传主本人的怀疑和自我暴露的病态上。呜呼，理解谈何容易？然而，历史老人终将使渴求理解的人们不断接近！
(《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王观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第一版，1.80元)
姚锡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