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大潮以不可阻挡的气势席卷社会的每一角落，涤荡着既存的价值观念、生存准则和人际规范。人们仿佛突如其来地被抛出了久已习惯的生活轨道，愕然地注视着周围陌生的一切。偌大的神州，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神圣的校园，失去了往日的清高，安宁的书斋，也难以再抚慰学者们一颗寂寞的心……
这一生存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生存方式的危机。在排浪般的“全民皆商”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如何调整自己的生存姿态和心理姿态，政府部门如何制订有关战略决策，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确乎生死攸关，也许可以说，对于整个民族来说，也未必不是生死攸关。
一
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种社会阶层：一方面它是社会的精英，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着相对独立的、不可替代的角色；另一方面它又不直接进入社会的经济生活，不直接创造任何物质财富，因而它的生计唯有通过与社会其它阶层作复杂的交换，或者依靠政府的、团体的、私人的支持方能得到保障。这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般特征。然而从具体的职业角色或社会功能分界，知识分子恐怕至少还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理论型的知识分子，如哲学家、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从事理论的自然科学家等等。他们的基本使命在于创造各种抽象的价值符号系统，构建各学科、各领域的基本理论框架。另一种是操作型的知识分子，如工程师、临床医生、艺术表演家、从事发明的自然科学家等等。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一定的理论规范指导下，进行社会化的操作性运用，将抽象的价值符号转换成具体的操作构思或产品模型。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说理论型知识分子是远离社会经济生活的话，那么操作型知识分子的活动区域则已接近经济生活的边缘了。
由于这两类知识分子所担负的职业角色和社会功能的不同，他们与社会商品经济的关系就迥然相异。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操作型知识分子大部分被纳入商品经济的网络，他们的职业活动为市场价值规律所调节、控制，而理论型知识分子往往超越于现实的商品经济之上。对于前者来说，他们既然承担着理论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中介使命，那么检验他们工作成效的唯一尺度就是看他们是否能够将假设的理论构想还原为现实的物质力量，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为人类造福。这一职业特点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可能满足市场的直接需求，从而体现为一定的商品价值；同时他们的研究课题也有必要通过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进行最优化的筛选，让稀缺的人才资源得以合理的分配。而理论型知识分子之所以必须留在商品经济之外，乃由于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符号系统固然也为社会和人类所必需，却很难直接体现为某种经济价值。它的价值往往需要通过若干复杂的中介，方能折合成为一定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它是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操作性应用研究提供原价值。可以想象，倘若一定要以市场的商品需求加以调控，那么不仅理论型知识分子精神产品的真正价值难以准确地度量，而且在功利主义的驱使下会最终扼杀理论研究本身。
于此可见，对两类知识分子必须施以两种不同的社会对策。在由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轨的历史性变革之中，让一大批操作型知识分子离开国家的慈母怀抱，实现生活的和心理的断乳，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之下，打破“旱涝保收”的生存惰性，焕发他们的研究和工作的激情，这确实具有很大的意义。然而，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被驱入市场的同时，是否应该允许另一部分知识分子仍然置身于商品经济之外，让他们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研究和价值符号创造的超脱环境呢？这一问题值得深思。
二
我认为，有这样一批人文科学和理论科学的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对于维持和发展一个民族的经济繁荣、心理健康和政治开明都是极其重要的。
从经济方面而言，发展中国家为了迅速摆脱贫困的境地，在经济起飞阶段较多地注重于应用科学的研究，这不啻为一条明智的策略。然而，任何一种应用科学都需要理论的原动力，需要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规范为之导航，一旦理论的源头枯竭、僵化，科学的应用也会走向极限，最终失去一切市场价值。在科学高度世界化的今天，固然可以借鉴他国的理论成果以指导本国的应用研究，但倘若想成为一个发达的泱泱大国，必须构建真正属于自己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理论，必须有几个、甚至十几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没有任何市场价值的科学进行投资是最有价值的。正如贝尔纳所指出的：“科学开支的特点不同于正常生产企业开支。科学费用的任何一笔金额可能’是浪费掉了，但是总的来说，整个科学的收益会抵补这笔费用，其比例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支出和收益的比例为大……所以，从长远来看，对科研费用不加限制也许是经济的。”(《科学的社会功能》，第425页)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国目前商品经济大潮铺天盖地而来时，在其世俗化的合理趋势背后，也隐藏着一种急功近利的民族传统。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之所以落伍，其原因之一就是过于注重实用技术，特别是与大一统政治有联系的实用技术，忽视了将经验上升到抽象的、思辨的科学理论。这样在中国历史上就始终匮乏一个超越性的科学逻辑系统，科技纵然可以领若干世纪风骚，但因为理论的底蕴有限最终还是连实用技术也输给了西方。在实用理性仍然是我们这个民族普遍思维模式的时候，很容易在商品化的浪潮中将一切都纳入功利的和实用的框架，从而失去那份本应与世俗化相平衡的超越性。看似加速了现代化进程，实则贻害无穷。而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与对大自然、人类世界内在奥秘的超越地关怀相得益彰地并存，使现代化同时具备实践的和理论的双重基础。如此的鲜明比较足当引以为鉴。
从文化的角度观察，人文科学在中国起着一种特殊的功能，即类似西方宗教那般的功能。任何一个民族都需要某种意识形态作为该民族的精神凝聚剂、道德最高法则或公共行为律令。在西方，宗教就发挥着这样的功用。即使是一个现代人，他不仅需要有理性，也需要有信仰。启蒙运动之后，那个中世纪的外在的上帝固然已经死了，但西方人心目中仍然有上帝，那是内在自我升华式的上帝，即康德所谓“绝对律令”的神格化。科学与上帝可以并行不悖，互不侵犯。在人际关系，在性灵方面，科学往往无能为力，这就需要宗教予以调节，抚慰。而在中国，外在超越型的宗教意识一向很淡薄，起着维系人心功能的倒是不离即世的日常伦理之学，它们虽然比宗教更富人间性、人情味，但由于与现实政治系统关系过于同构，因而比较脆弱，政治的危机往往导致意识形态的危机。毋容置疑，当今中国在价值系统方面又一度发生了某种“失范”的局面，在社会规范转型时期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道德沦丧、价值失范、人心<SPS=0362>徨等状况，都需要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通过哲学、美学、历史、文学等多种手段进行疏导、整治，最后在自主选择、多元并存的格局下形成一种新的民族共识。历史已经昭明：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如果没有健康的心理加以平衡，势必会危害人类本身。人文科学虽然不直接产生任何经济效益，但它可以使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变得精神充实、心灵开放，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经济效益。何况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人来说并非目的，其最终还是应该服从人的自身利益——身心的自由发展。 从政治的需要来说，一个社会政治是否开明，气氛是否自由，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上是否存在着一批具有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具有独立人格未必与其所从事的职业有直接的关系，但一般地说来，由于理论型知识分子较少地受到专业的狭隘限制，对社会事务和人类命运有一种终极的关怀，因而较之操作型知识分子更能体现出“社会良心”的功能。任何行政权力，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监督，势必会导向某种异化，成为游离整个社会的自在利益。知识分子在文化阵地所发挥的正是舆论监督、舆论参政的作用。中国古来就很重视民心，将民心视作一种不可抗逆之“势”。但一般的民众百姓并不能自发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唯有通过知识精英的“为民请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得知识分子者得天下，失知识分子者失天下。，国民党四十年代在大陆的失势从根本上说是失去了农民阶级这一中国最强大的政治资源，但在外部形态上则体现为失去了知识阶层的支持。要使知识分子能够代表民意、畅所欲言，除了政治的宽容，还必须保障其经济的地位，使其免于贫困的窘迫，不必为稻粱谋而放弃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和对公共事务的关切，不必为生存问题而泯灭自己的社会良知。千家驹先生提出给公务员高薪以“养廉”，那么是否也同样可以给知识分子高薪以“养志”？保持一支独立的、批判的知识分子健康队伍，这恐怕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维持这样一批理论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分子的独立存在，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来说乃是绝对必需的。固然中国目前知识阶层的内部结构不甚合理；比如理论型稍多、操作型偏少，需要在商品价值规律下予以适当调整，但市场调节毕竟是一种无理性的调节，注重短期效应的调节，在此同时应该发挥国家的理性力量以保障理论型知识分子的合理生存，保障民族的长久利益。在现代西方，这部分知识分子是由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多元供养的，中国目前商品经济仍不发达，社会也匮乏能够供养知识分子的中产阶级或经济实体，如果任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中自寻出路，势必会导致理论型知识分子在商品市场冲击下的自我萎缩，乃至消亡。如果长此以往，若干年之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将不复存在！联邦德国和日本在战后最困难的条件下尚且有远见供养了一大批知识精英，成为日后经济起飞的原动力，有着数千年“养士”传统的中国又何须过于急功近利呢？
三
那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应付这场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生存挑战？
我以为，无论是操作型知识分子抑或理论型知识分子，都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应战姿态。无所适从的恐慌、牢骚满腹的怨恨或“以不变应万变”的固执……都是“没落贵族”的可怜状，是一种虚弱的，缺乏生命力的反应。社会的商品化是人类历史上不可抗拒的大趋势，任何民族可以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制度或文化意识形态，但在经济发展中势不可免地要从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从而改变人类整个生存方式和组织结构。当中国终于摆脱了历史阴影的纠缠，开始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时，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责任去催生这个新社会的胎儿，而无须为了个人一时的不适应社会现实而扮演“叶公好龙”的角色，将已经确定的现实拉回到蓦然消逝的过去。
在这场生存挑战面前，操作型知识分子应该勇敢地投身于商品经济的洪流，让自己的研究成果、生命价值通过市场机制、价值规律得到最优化的筛选，检验和展现，那种大锅饭的舒适、吃皇粮的依附心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清高恐怕都得扫地出门了。而对于理论型知识分子来说，问题则要复杂一些。
由于这部分知识分子职业角色的特殊性，他们的价值不能、也不可能直接还原为某种市场商品，而必须置身于商品经济之外，这样他们的生存危机便显得更为严峻。我想，除了政府有关部门应有一个明智的长远规划之外，作为理论型知识分子本身与其说消极等待，不如积极地自救。西谚曰：天助自助者。只有自身把握了自身的命运，才会有“救世主”的出现。
然而，目前理论型知识分子面临生存挑战与其说是物质意义上，倒毋宁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当知识(尤其是形而上的知识)在拜金狂潮的冲击下日趋贬值时，知识分子该如何确认自己的存在，确认自已的价值？这涉及到何谓知识分子的问题。我的理解是：知识分子这一社会阶层，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差别在于，它有一种超越于本阶层狭隘利益之上的、非功利的关切，这关切既是社会的，又是文化的；既是当下的，又是长远的。知识分子一身兼而承担着两大使命：“社会良心”与“文化精英”。作为“社会良心”，知识分子可以与其他社会利益群体一样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但又必须同时摆脱本群体利益的功利束缚，以一种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的宏观视野观照问题，从而体现出“公共良心”。比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一时损及了知识分子的经济利益，但只要这一发展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共同利益，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就应该有勇气欢迎这一现实，推动时代的发展。作为“知识精英”，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求知，求真理，保持一种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意义的终极关切。当他们以非凡的热忱去探索、求道时，那整个学术动机是神圣的、超功利的。爱因斯坦建立相对论体系时，他的动机全无丝毫商业性的考虑，用他的话说，无非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象”。(《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第41页)倘若当初他也去考虑相对论的什么经济效益的话，恐怕物理学的革命就不会由爱因斯坦来完成。然而，正是这样一位超越了现实功利的学者成为自我实现的最优秀典范，他的人生价值又岂是商品市场中的价格所能表现的？
因此，作为知识分子应该理解自己的使命，珍惜自己的价值，保持自己身份和人格的独立性。当一个知识分子不再将求知、将维护社会正义作为自己生命的第一需要，而孜孜于蝇头小利的时候，他也就不复成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丧失不仅会发生在政治关系中，同样也可表现在商品关系里。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往往有可能使他们成为另一种奴隶，即商品拜物教的奴隶，这种跪倒在金钱面前的奴性与匍匐于权势下的奴性同样可怕。马克思当年就深为忧虑地谈到过从中世纪等级特权关系中解放出来的人又在现代商品关系中异化为“非人”，他追求的是一个每个人能够自由发展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对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固然相当遥远，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有那样一种“自由发展”的主体追求。无论生存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的求知欲望、他们的终极关切、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使命感应该永远不易，这正是知识分子得以保持身份尊严和心灵自由的希望所在，也是民族精神得以延续、发扬光大的希望所在！
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生存危机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古老的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转型。这样的社会转型也势必要求每一社会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实现自身的转型。中国的知识分子只有战胜了这一挑战，在现代商品关系中确立自己的地位——那种既在这一关系之中，又超越于此关系之上的地位——的时候，他们才称得上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许纪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