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经历和接触的文化中，总不免对苏联学者的书籍产生一种偏见：思想僵化、论证简浅、推理繁琐、结论武断。在我们脑海里，总是打消不掉这样一种印象：一种用东正教的传统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又用这种马克思主义来解释世界而变为一门枯燥的理论。
靠这种偏见和印象，我们又构造出另一些印象和偏见。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欣赏和陶醉于自己的理论和文化，把解释真理和理解真理的权利变为拥有和独断真理的权力。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忽略了我们应当读的许多书，应当理解的许多思想理论，应当沟通的许多交往。
近来读到《新思维》一书。本书虽未脱苏联理论界“为尊者注”的窠臼，但所阐发的内涵，却能一改你对苏联理论界多年的偏见和印象，激发你对新思维及其由此引发的中苏改革态势这一当今大事的关注。遂想循着新思维这一思路，写下几段没有“偏见”的“印象”。
当苏联真诚地履行了阿富汗撤军的诺言，当戈尔巴乔夫极有魄力地宣布单方面裁军五十万，当苏联这个曾经给人们以深刻的可怖形象的强大的国家以一种温和和友好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人们会感到，这个世界似乎变了很多。人们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似乎更乐观，更抱有一种希望。
中国的改革源于内部的困境，而苏联的改革则肇始于外部的压力。我们在着手我们的改革计划时，我们同世界仍是疏远的。于是，我们就从我们的现状——我们的国情入手，以一种经验摸索或实用理性的方式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是按常规(从都市或工业化)入手而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从农村开始，其秘密，盖在于中国改革一开始就面临着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性危机——吃饭、穿衣、住房、就业、社会流动。中国改革的重心和难点因而就总是执著于经济领域：我们的人民更多地关心着工资、住房、教育；我们的知识分子更多地看到自己在经济上的卑微地位和悲凉前景；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则是更深切地感受到经济振兴的责任和经济危机的压力。粮食、煤炭、钢铁、电力、化肥、甚至大白菜、食用盐这些维持日常国计民生的东西，往往占据了我们政治决策者的大宗精力和思维空间。
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验和社会主义成就，使苏联人较难体察到中国改革启动时的那种内在压力。上千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使苏联人在生活上(至少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很难具有我们在改革初期所体验到的那种经济危机感和自卑感。因此，苏联改革的动力来自外部。具体说来，来自世界范围内的深刻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近十年的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社会变迁。苏联是突然发现世界的深刻变化后认定自身必须迅速适应。苏联改革的肇始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的压力，毋宁说是一种理性视野的转换。这种转换就是以一种新的理性眼光，重新审视世界的现在和未来，重新认识自己的地位和责任，重新调整自身的姿态和行为。这就是“新思维”。戈尔巴乔夫精到地指出：
要有新思维，要克服从已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继承下来的思维方法，既成见解和教条……新思维，可以说是我们呕心沥血得来的，是用来消除政治实践与人类道德伦理之间的脱节现象的。(转引自《新思维》，第1页)
人是一种不断反省自身行为的目的和价值性的动物。当对峙的双方的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同归于尽时，他们就会选择一种和解的方式。同理，当几十年冷战帷幕后的核阴影愈发怖人和最终将导致全人类的劫难时，苏联和美国也就会重新考虑自己几十年争斗的意义以及全人类的前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思维把人类的生存放在首位，把对人类的责任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把人本身作为思维的目的，进而使思维克服了它的工具性、狭隘性。新思维以人为目的还找到了建设性而不是否定性的对话基础。苏联的改革，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找到了同世界的差距(新技术革命的未来世界图景)，也找到了自身的目标(人和人类的利益)，更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改革作为重心.
新思维，就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运动的过程而不是僵固的模式来认识。正如《新思维》一书作者、苏联学者费·布尔拉茨基指出的那样：新思维更多地是把社会主义作为思考、讨论和争议的对象。
社会主义多少年来一直被当作一个外在的对象来追求甚至膜拜，而不是作为一个内在的过程来实验和经历。我们更多的精力往往放在诅咒资本主义的罪孽和弊端，而不是埋头于我们自身的问题。社会主义在几十年的历程中，有成就，也有教训。而对社会主义的教训的认识，只有在具有一种新的眼界的条件下才可能。只有把当代社会看作一个发展的整体(而不是几种意识形态的对峙、分裂状态)时，才会发现：无论哪一种社会都有其潜在的问题，但也都有其潜在的生命力。在世界总体结构下，各种制度都必然具有其自身的弊病。正如布尔拉茨基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指出的那样：
你们的经济为过剩而痛苦，我们的经济为紧缺而烦恼；你们的经济为失业而痛苦，我们的经济为职业技能不足而烦恼；你们的经济为过分的自发性而痛苦，我们的经济为高度的集中而烦恼……(《新思维》，第10页)
这些，都是两种社会制度所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传统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质上是一种“非理性”的批判。它以一种感性或情绪化的方式，把自己的“烦恼”抛向资本主义的“痛苦”：我们以我们的紧缺去抵挡资本主义的过剩；我们以我们的低效能就业，去抨击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失业；我们以我们的僵化的集中，去驳斥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我们像唐·契诃德一样同风车斗争了几十年。当我们专注于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时，资本主义却在用科技主导下的高速发展这一活生生的经济事实回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逐渐失去其效力和说服力的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也在迅猛地导向危机甚至崩溃的边缘。无论是苏联东欧还是中国或第三世界的改革现状都在说明，昔日对资本主义“非理性”的批判除了渲泄浪漫和偏激的情绪外，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
还是布尔拉茨基说得好：以新思维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文科学，其主要任务，“应是培养人们的宽容性”。(《新思维》，第25页)所谓宽容性，不外是一种对话的平等性、合理性、开放性。在根本上说，新思维就是倡导人类交往的自由性。
如果说早期的人类更多地是站在部落和血族的立场上相互争斗，其后的人类多半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发动战争，那么，当今世界上，大家则已开始着手从全人类的立场上寻找相互理解的方式。新的技术革命所提供的信息条件已为人类提供了相互理解的自然物质环境，而以中美、美苏、中苏、东西方、南北方等大国对话以及地缘政治和解潮流为标志的二十世纪“新思维”造就的态势，也许正在为未来的社会结构勾勒一幅壮丽的轮廓。当今世界的分化和未来世界的发展，已不仅仅是一个简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人类在思维视野上的扩大和思维水平上的提高，已逐渐关注到整个文明的命运而不是哪个制度的消亡或哪种意识形态的优劣。阿·托夫勒这位资产阶级学者在与一个社会主义学者的对话时，也以一种公正的姿态承认道：在当今世界，
体系本身的崩溃随处可见。是什么体系崩溃呢？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也不是共产主义体系，崩溃的是世界工业化体系，是生活方式，是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文明。(《新思维》，第3页)
你尽管可以不同意托夫勒所构想的人类演进框架，你也可以坚信你所执著的理想和信仰，但是，一旦你深思熟虑过工业文明及其科技发展为人类带来的乐园加困境的现状，一旦你真切体悟到从生态变异到人口爆炸为我们这块有限的星球所造成的无限的问题，你就会承认：在人类的整个生活方式或生存情态面临危机的关头，仍然沉湎于那种陈旧的“你死我活”式的、带有某种“原教旨主义”性质的狭隘思维模式，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损害。
新思维是一种有关存在的思维。戈尔巴乔夫先生在提出这一点时可谓真正进入了二十世纪的思维。二十世纪及其之后的漫长世纪，也许，正是人类真正开始共同承担自身的生存责任的历史。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之后，人类才会真正共享他们原初在各自的宗教、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精神形式中所表达的那种人道主义理想。布尔拉茨基最终道出了新思维的真谛：
我国领导人讲到的，我们加以思考论述的新思维的涵义，恰恰就在于退回到这些最简单的规范：不杀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互帮助、把人首先看作纯粹的人，而后再看作是某种社会、宗教或政治制度的代表等。(《新思维》，第28页)
新思维中的“人”，是“社会关系之总和”中的“人”的发展和超越。人首先得把自己当成人。这是社会主义寻找了几十年的秘密，更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度的教训。
苏联的改革以新思维为依据更多地旨在澄清一个个理论前提，而中国的改革则是以现实的探索为主导不断地撞击一座座物质利益的暗礁。在苏联，理论前提的澄清，有待于政治民主化的实现和公民政治参与度的提高。因此，“公开性”是苏联改革的重心和突破口。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强大物质—科技成就，使苏联人更感到需要精神及政治表达的自由实质而不是物质实惠的具体形式。而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历史性距离和开放带来的鲜明物质水平对比，则使中国人民尤其是决策者、领导人更急切需要经济上的实效而不是政治上的风险。因此，中国改革所面临的并不是政治上一触即发的风险，而是经济利益上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个又一个缠在一起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克伦威尔说得好：谁比别人走得远，谁就难以知道他的去向。中苏改革这两场社会主义大试验，既充满着普罗米修斯式的舍我其谁般的进取精神，又不乏浮士德那种对人的追求和进取感到焦虑不安的伦理困惑。苏联关于改革的激烈争辩和中国关于传统文化的不同评价，都在不断地使改革进程和新思维面临着新的苦恼。改革在给人们带来实惠和新的机会的同时，正在经历着新的挑战；新的思维方式在为人们开拓新的希望和视野的同时，也正在慢慢失去原初强劲的社会效应。人们渐渐习惯于从抨击旧体制的不合理转向抱怨新格局的不公平，社会也渐渐在新的挫折面前眷念起昔日的旧规范。改革仿佛走向了某种极限。在人们的沮丧中、冷漠中、抱怨中、谩骂中，一种挟裹着昔日的温馨和未来的幻想的新的非理性，又在悄悄地袭来。社会主义真正走到了危机和生机共在的十字路口。
在这种条件下，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作出自己的决断。匈牙利、波兰在大胆地摸索自己的政治道路，中国在冷静的反省自己的改革战略，苏联在艰难的实施自己的改革策略。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二十世纪寻找自己的命运。当然，以新思维为主导的苏联改革和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改革的成败，更是世界注目的举足轻重的大事。与以理论思维的突破为先导的苏联改革相比，中国改革的前景更是喜忧参半。中国改革由于其对理论桎梏的彻底突破而给旧体制造成了致命冲击；但是，也由于它对理论建设的搁置而专注于务实性的经验性探索，而对进一步改革的前景缺乏预见和共识。在此意义上，新思维以其对世界宏观图景的全面展望和对理论思维方式的高度重视，可以成为中国改革的参照框架。从世界范围看，中苏两国的改革经验、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社会主义建设本身的意义，而成为人类社会在二十世纪的重大发展。我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体会到新思维的意义，体会到社会主义改革虽艰难万险但希望犹在。托夫勒为人类前途说了句悲壮而又乐观的话：
美国人喜欢重复一句格言：“我们应该穿着鞋去死”。这就是说，即使我们知道应该去死，即使灾难明天就要发生，我们也将象什么也不会发生那样活着。(《新思维》，第24页)
一九八九年三月于京西
(《新思维》，〔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著，求实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第一版，2.50元)
李小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