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著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在评论另一位波兰经济学家米·卡莱茨基的经济理论时，曾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存在不存在将理论经济学(人们常常把它看做是有效分配有限资源的一般理论)分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混合经济的经济学的理由呢？我们不去讨论这种理由是否曾经存在，却想指出，在最近几十年，经济学日益分裂为誓不两立的两大体系的原因，同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化的理解、同经济学研究基本取向的认识直接相关(前面的几篇文章已经谈过)。无论过去如何，至少在今天，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已经面临着一个整合的时代，继续强化主义差别是不明智的，也是有害的。
经济学何以面临着一个整合的时代呢？
任何理论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都是共同的，即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财富，以尽可能恰当的方式分配给社会成员消费。有效配置资源这一共同使命，决定了经济学的共同出发点和共同基础。这一点人所共知。
然而，有人争辩说，存在两种经济学体系的理由之一是，尽管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基础，但经济的主观环境——经济体制——却截然不同，不同的经济体制，意味着不同的资源分配方式，进而说明这种分配方式的经济理论亦应不同。确乎如此。不过，在今天，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却处于大动荡、大变革之中，集中的资源分配体制在不断地吸收分散的因素，分散的体制也在采用集中体制的某些做法，两种体制愈益显现出趋近的迹象。东西方都在寻找一种容集中分散两种体制之长的混合的资源分配方式。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制之别已经不是两种理论势不两立的理由了。特别应该注意到，今天，困扰世界各国的经济难题多少具有共同性：资源短缺、通货膨胀、经济停滞、收支失衡。经济理论的任务本来就是帮助人们解决难题，在经济日益融合、命运紧密相关的时代，有什么理由要求经济理论各据一方，势不两立呢？
所以，经济理论的彼此融合，实在是经济学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经济学的出路所在。“体”、“用”之争，在某种意义上正好预示着这一天的到来。最近我读到的两本书，使我对此更深信不移。
由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主编的《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这本仅十万字的小册子。涉及了当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最尖端的课题，向读者展示出几十年来现代经济学发展日新月异、精采纷呈而又充满纷争的图画。
另一本书，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新著《国民经济管理学》，本书同稍早问世的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共同构成了厉以宁经济思想的基础。不过，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部著作的某些章节，因为正是在这些章节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学同现代西方经济学交融的趋势，看到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最前沿。
这是两部本来并不相干的著作，基本内容和写作目的都不相同。然而，由于它们的作者都密切关注着生活对于经济理论所提出的新挑战，都牢牢地把握着经济学发展的潮头，因而它们所讨论的很多问题都是共同的。
对市场力量的作用和局限的讨论，大概是这两本书中最为同一的话题了。经济理论的逻辑和经济生活的经验，都明确无误地证实了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其在提供信息进而保证决策合理方面的功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各国(包括中国)在经历了若干年的犹疑和探索之后，大都走上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道路。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什么还要干预经济生活？政府应以何种方式介入经济活动？这对从由政府管理经济向市场转变的集中体制国家和对政府干预莫衷一是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具有直接的意义。
经济理论曾经就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对研究的结果进行了总结。在经济学家眼里，政府干预之所以必要，乃因为市场作用的缺陷，市场的缺陷分为两类：“市场缺损”和“市场失效”。前者是说，由于各种原因，在经济中缺少一个足以使资源合理配置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如果说完全竞争市场是一个整体，那么，它出现了缺失，这即是市场缺损。垄断以及各种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都是市场缺损的例证。市场失效则是说，虽然具备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但由于市场的局限性，它的作用未能带来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作用失败了。诸如市场对各种外部影响的无能为力，对各种集合产品生产调节的失当，都在此列。由于存在着市场缺损和市场失效，市场力量的作用所形成的资源分配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更不用说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了。由此证明，政府的干预是不可缺少的。作者写道：“只有在满足某些假设条件的情况下，自由市场经济才能达到帕累托效率……这些条件实际上是很难满足的。”(第114页)“另一方面是，自由市场的效率可能崩溃……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市场缺陷不可避免。”(第117—118页)
如果说《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是从纯理论的层次证明市场作用的局限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那么，作为一本经济管理学著作，厉以宁教授的《国民经济管理学》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则较少抽象演绎，更明确、简洁，便于实际操作。作者从为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出发，把市场作用的局限性归纳为三个方面：市场在维持经济稳定方面的局限性、市场在维持经济增长方面的局限性、市场在维持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局限性。他详细分析了市场机制在维持供求平衡、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发展上的作用和局限，然后指出，由于“市场环境不够完善，即市场调节所要求的各种条件未完全具备，……市场机制促使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趋向平衡的作用不能不受到限制。”(第57、62页)“在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虽大，但个别边际收益偏低的经济活动领域内，生产单位的资源投入肯定是不足的。在这样的经济活动领域内，市场本身不足以促使生产单位投入资源或把资源从其他生产活动领域转入这个领域。”(第70页)“只有根据资源投入不同方向所带来的社会边际收益大小的比较，才能确定资源投入于何种产品和劳务生产可以取得尽可能大的社会边际收益，才能把单位资源投入以后可能带来的社会边际收益进行比较，然后再决定选择何种资源投入方向。”(第70页)
行家很容易看出，上述第一段引文所指的即市场缺损，后面两段则是指由于外在经济引起的市场失效。这实际上是把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和结论引入了中国的经济管理学。然而，如果作者到此止步，那么他的工作虽然也有意义，但肯定要减色不少。作者当然懂得这一点。因此，作者在现代经济理论基础之上又深入一步，结合中国经济的现状与需要，提出了颇为新颖的“第二次调节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市场调节是第一次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次调节。第二次调节之所以需要，正是因为第一次调节的不足，第二次调节的范围，也只限于弥补第一次调节失当之处。他明确指出，“第二次调节作为协调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种调节，起着弥补第一次调节之不足的作用。凡是第一次调节能做到的，就不需要第二次调节了。”(第56页)接着，作者又详细分析了第二次调节的各种工具。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市场理论的研究，现代经济学做了很多工作，这些理论乃中国之急需，同时，我们的经济学家，又在传统经济学内对如何更积极地发挥政府作用上，做过很多研究，可以弥补现代市场理论之不足。这难道不可以说明两个体系的经济学互相交融的意义和它们面临着共同任务吗？
现代经济学的内容，对我们日益具有现实意义，而传统经济学，当它转而以经济运行为研究方向时，也越来越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上述两书中有不少这样的内容。
同市场的不完全性相联，非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资源分配与经济运行，开始成为现代经济理论中的重要内容。这对于正着手建立市场体系的中国来说，意义尤其重大。因为在刚刚建立的市场中，价格肯定不具有充分灵活性，要素也很难充分流动。在此条件下市场作用会对资源分配产生哪些影响进而应采取什么对策呢？《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着重说明了价格具有粘性时市场均衡的形成过程。它写道：“新的理论家很想了解，在价格完全没有伸缩性的极端情况下，经济会怎样运行……就短期而言，它相当符合现实经济中的某些情况。例如，厂商就不会每天改变他们的价格和工资，它们必须用其他方式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作出反应。”(第85页)其结论(有可能出现产品与劳动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失业”或产品、劳动供给过度的“真实工资失业”)自然令人感兴趣，但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对工资价格刚性条件下市场作用的分析，比之价格充分可变的新古典理论，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
《国民经济管理学》借用现代经济理论的成果，分析了工资、价格刚性条件下的经济管理问题。同时，针对中国经济的实际，作者并不局限于不完全竞争理论的价格刚性分析，而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了要素流动性这一条件上。他认为，中国的市场远非完全竞争的市场，这种情况也不能期望在短期内根本改变。而且，市场的不完全，除了价格的不完全可变外，更是由于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源)流动性的限制。价格刚性与要素流动的有限性，决定了不可能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他指出：“假定缺少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不可能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那就不妨退而求其次，即不去寻找生产要素最优组合的位置，而循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结构调整的途径，争取实现较有现实意义的生产要素的较优组合。”(第296页)因此，在“不能实现劳动力普遍地完全流动的情况下，最好使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暂时存在于所有的部门和地区，而不是让某一部门或地区采取劳动力完全流动的作法。”(第296页)对于物质投入，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对不完全竞争市场和次优理论的研究，代表了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理论中一个亟待发展的部分。《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和《国民经济管理学》，虽然对此问题的研究角度和认识都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把这一问题视为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的重要课题。
《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和《国民经济管理学》都讨论了合理预期问题。众所周知，合理预期理论是七十年代以来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理论。它假设，人的行为都是理性的，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和投资者，他们都从追求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通过利用市场信息，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由于认识到人们对经济形势、经济政策存在着合理预期，很多原来解释不清的问题(如股票行市何以暴涨暴跌、通货膨胀何以愈演愈烈)便都迎刃而解了。同理，如果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考虑到微观单位的这种预期，其政策效力亦将大打折扣。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到人们的这种预期心理。例如，政府轻度扩张货币造成轻度通货膨胀，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预期通货膨胀会加剧，便会产生使利率升高、工资上升等预期对策。“事实上，每个人都在采取行动来加速他们预期的通货膨胀。”(第52页)可见，如果政府没有预期的知识，则它的轻度膨胀政策会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的后果。
作为一本经济管理学著作，《国民经济管理学》当然不能回避这一问题。作者把微观单位(企业、消费者)的预期行为称做对政府政策的“反对策”。它是指“微观经济单位发现自己的既得利益或预期利益在政府某项政策措施起作用时可能有所损失”的时候，采取的减少损失的措施。《国民经济管理学》详细分析了反对策的类型：“1.它们有可能设法绕过政府调节所设置的束缚性措施，而自己寻求实现预期利益的途径；2.它们有可能利用市场机制，在比较熟悉的经济环境中，加强了适应能力，对市场前景做出灵活的反应；3.它们还可能根据对已有信息的分析，猜测政府将会采取的措施及其对自己利益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预先回避，使政策失败。”(第403页)本书不限于弄清合理预期的原委，针对微观经济单位的“反对策”，还探讨了对反对策的对策问题，提出了诸如政策的配套完善，用小的政策变化代替大变化，保持政策灵活性等措施。作者把政府和企业、消费者比做博弈的双方，把“政策”与“反对策”“反反对策”作为双方互相制约，既保证微观活力，又保证社会利益、使政策趋于完善的机制。由此，作者还看到了“反对策”的积极意义。他写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单位针对政策经济行为而采取的‘反对策’，一方面是在向政府提供信息，让政府了解到制定的政策措施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政府对于所实行的政策措施进行再研究、再审定，使政策趋于更合理、更有效。”(第406页)对微观经济单位合理预期的积极认可，是颇具新意的。
考虑到近几年困扰我们政府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问题，合理预期理论的意义是再清楚不过了。
除了上述之外，这两本书共同的主题还有很多，诸如汇率理论、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等等。不过，应该再次强调，我们的主要兴趣不是这些问题本身，而是这些共同的主题意味着什么。它对于我们的“体”、“用”之争有什么意义？
我以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真正的困难不在于孰“体”孰“用”，也不在于二者是否应该融合，而在于怎样实现这种融合。是把现代经济学融于传统经济学框架体系之内呢？还是反之，使传统经济学融于现代经济理论？前者的困难在于“实”：这种包容可能吗？后者的困难则在于“名”：如此是否有“西化”之嫌？解决这一困难的出路，在于确立经济理论“整体演进”的观念。
就像经济体制本身的演进日益呈现出整体性，计划和市场统一于合理分配资源而失去了原来的对立色彩一样，在经济理论日益技术化、精密化的今天，经济学日益成为指导资源有效分配、经济有效运行的工具，其意识形态色彩趋于淡化。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需求，理论的交融、分合都是十分正常的，这里，没有谁统一于谁的问题，双方互相交融，整体演进，在交融与碰撞中，超越原有的“非黑即白”的逻辑，锤炼出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新理论。应该认为，这种整体演进为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找到了最好的出路，双方均无所失。
(《国民经济管理学》，厉以宁著，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版，3.0元；《现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英〕《经济学家》主编，冯金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版，0.85元)
王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