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书贵
此次去英国，本有一番购书的计划。八年前在美国进修，当时所购之书，大半围绕古代希腊哲学、文化方面的材料。两年内平均每星期至少逛一次书店——我所在的那个小镇，地方不大，大概有五、六家书店，足力可及，所以“一次”包括了五、六家书店，有关希腊文化，举凡原著、字典、材料汇编、研究著作……，无不尽力购得。当时曾对朋友说，该小镇书店中凡带古希腊字的书，皆在考虑之列，是故那次购得之书，至今享受不尽。这次访英，购书方向拟有所改变，即当年财力未及的现代哲学方面，应列为此次重点。不想在英国三个月，此项购物(书)计划完全落空，在这方面真可谓趁兴而去，败兴而归，其中唯一的原因，是书太贵了。
这三个月，我在伦敦住了一个月，在牛津住了两个月。伦敦有两家大书店我是常去的，一是伦敦大学附近的“狄仑斯”(Dillons)书店，一是主要市区中的“弗埃尔”(Foyer)书店，前者为大学师生服务，学术性强点，后者更为广泛些，但它们的共同点是一样地不便宜。牛津是个很小的镇，市中心咫尺方圆，倒有世界最有名的“勃莱克威尔”出版社和书店，也有“狄仑斯”分店，还有牛津大学出版社的门市部，它们同样商量好了不让书价便宜毫分。
这些大书店里的书，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原就知道、也想买的书固然可以找到，还有那原不知道、而一旦知道了就非常想买的书，也在那里待(付)价而沽。德里达的《文(字)学》、《绘画的真义》，我在国内没见到过英译本，在这几家书店，随时可以买到，但平装每本都在二十镑左右，想到国内当有法文原本可读，也就打消了购买的念头。
新书价钱是按汇兑率折算的，全世界都差不多，那末旧书又如何？过去在美国时早就听人说，欧洲已无旧书行业，此次在英国证实此话不确，英国大城市、学府所在地，当开有一些旧书店，大书店有时也有旧书专柜，譬如伦敦大学附近“狄仑斯”的三楼，就有专门卖“二手书”的地方，但遗憾的是英国的旧书也不便宜。比较新一点的书，降个一、二镑就算不错的了。我在美国买了波普《开放的社会》上册，这次想配一本下册，在牛津看到新书平装七镑九，旧书平装六镑九，而我的上册虽是旧书但是精装的，才两个美元。当然，更不用说，许多新出的书是买不到二手书的。不错，新书也有降价处理的，我在牛津期间碰上“勃莱克威尔”书店一次大降价，但这类书一般都没有多少学术性价值，以烹调、旅行、普通画册占多数，再者所降也无几，往往拥挤半天，毫无所获。
书价昂贵，苦了读书人，中国留英学生经费少，一般是不敢买书的；其他国家的留英学生也觉得英国书贵，竟有从自己国家带书来念的。我在牛津参加一个康德哲学的研究班，一位来自美国的女学生手中拿着美国印的斯密司英译《纯粹理性批判》，正巧我也在美国买了这个英译，我问她是不是八美元，她说“是”，并指着英国本地学生手中的说，“这里要十镑一本”。
一点也不错，我在美国一般以两角五分钱买的一批旧书，如基托的《希腊人》、《希腊的悲剧》等，英国都在两镑以上。
感叹书贵的，不仅是学生，教授也如此。一天，埃塞克斯大学一位教康德哲学的教授到牛津来，在“勃莱克威尔”买了一本关于如何理解康德哥白尼式变革的书，让我看看有无价值，我首先看到的是那本不大的书竟要二十五个镑！那位教授告诉我，在六、七年以前，她没有感到买书是个负担，如今需要在日常开支中作出特别的安排了，她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月我只能买这本书了”。
当然，买不起书，不等于读不起书，无奈中外的读书人都爱自己藏一些书，一来自己用起来方便，二来是一种爱好。买了书不一定“读”它，有时只是“看”它，对着那些书“看”，也有一种愉快。前者可由公共图书馆来解决；后者则只能量力而行了。
二、“读”“书”“明”“理”
然而，“书”毕竟是要人“读”的，而不是要人“看”的。“书”作为“看”的“对象”，是一般的“物”，有许多装璜很漂亮的书，就是照顾到让人“看”的；但“书”原是要人“读”的，作为“读”的“对象”，则就不光是“物”(body)，而是“(原)文”(text)。德里达说，“书”终结了，“(原)文”开始了，大概就是指这个意思；“书”不是一般的“物”，而是“文”，“书”、“文”不可分，这同样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读”“书”即“读”“书文”。
世上之所以有“书”，说明了个人的局限、交往的必要。“书”是历史的现象，是人际交往的桥梁。人的知识，大部分是靠读书得来的。做事增长知识，读书也增长知识；“读书”作一种交往、交谈观，同样也是一种“(做)事”。就研究哲学的人来说，“读书”主要为了“明”“理”，哲学的各种知识，主要亦即各种的“理”。
“理”在“事”中，的确不错，但“理”要“学”而有“思”，才能“明”。什么叫“思”？“思”就是“想”“问题”，伽德默主张有“问题”的“逻辑”，我觉得很对，但“问题”的“逻辑”，恐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现在许多法国哲学家都认为，“事”中之“理”，永不能“明”，意在反对欧洲逻辑中心主义传统，是很有意义的；但人毕竟要“明”“事”“理”，这是很不容推翻的。
“思”可以自己“思”，也可以大家一起“思”，即是“讨论”，“讨论”“问题”；事实上，自己“思”同样是一种“讨论”。面对面的谈话，是讨论，读书也是讨论。世事纷繁，大家都很忙，读书就成为最为方便的讨论方式。一个人的能力(包括思考能力)很有限，自己“想”了，还要看别人怎样“想”，于是非读书不可。
英国三个月，越发感到自己读书太少，明白的“事”“理”太少。我们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失去的时间太多，读的书太少。以前都说，外国人工作紧张，这是事实；但这几年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工作也很努力，至少我敢说，现在我比我接触的一些英国教授更为用功。所不同的是，他们没有失去那么多时间，按步就班地读书，我们要追上十多年二十年时间来，谈何容易！
我们更不是不“思”，即使当年在干校劳动时，绝大部分人都在“思”。军宣队管天管地，但管不了人的“思”——想“管”而不可能。高压不能管“思”，但他人的“思”却可以管“思”，与他人“思想”的“交流”、“讨论”，可以丰富、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讨论、交流的深广程度，决定你自己的“思”的水平。可惜，在失落的那多年时间中，至少我自己是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进行着“思”，要改变这种状态，亦非易事。
在学术工作上，很令人沮丧的事是：自己“想”出来的“理”，竟是别人早已“想”出来的，而且“想”得比自己好。不读书，或读书不够，则常会陷入这种境地。
这次在英国讲“海德格尔在中国”这个题目时，曾向外国同行承认了我自己的一段弯路，如今再向国内的读者承认一遍：前几年我研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诸家的思想，体会到关于“语言”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分析学派的思路，并从现象学、存在论的思路想到了“语言”应向“文字”转变，结合着我国传统的文字学系统，拟以“文字哲学”代替“语言哲学”。为此，我还发明了一个词叫“Grapheology”，在原意为“笔迹学”的字中加上一个“e”去，以示区别。在这个大题目下，某些具体的想法，写进了我的《书法美学引论》。应该说，写这本书时，并不是不知道法国有个德里达，但所知不详，也没念过他的书。后来才发现，德里达在六十年代后期已出版过一本大著作，书名就叫《文字学》，用的是“Gramatology”。于是，我只得老老实实读他的书，我承认，他想得比我系统、深入，想得比我好得多，尽管我可以采取一个立场来批评他，但只有在研究他的著作之后，才有这方面的发言权。至于我自己的那个计划，只能作为一种思路记录下来，作为科研计划，就没有多少价值了。
我也老老实实告诉英国的同行：他们向我提的问题中有一些我摸不着头脑，等弄清意思后，才发现，有的问题也竟是我曾认真想过的，但因不知道别人也在(或早已)想这个问题，没有对话、讨论，就没有继续想下去。
读别人的书，不一定或一定不会完全同意别人书中所讲之“理”，书不是印刷上的翻印、翻版，但“问题”要对得上号，即都在“想”相同读的“问题”，而“想”出来的“理”就(或一定就)不完全相同。“理”是“事”的“理”，“问题”的“理”，把别人的“理”弄“明”了，自己的“理”也就出来了。“六经”不是“物”，而是“文”；“我”也不是“物”，而是“活人”，是“思想者”。作“六经”的人虽死了，但“书”“文”是“活的”，读古人书如对古人谈话，双方都在改变，谈不到谁该谁的问题。
哲学的书，不是旅游指南，读旅游指南，改变的只能是“我”；哲学的“理”，是“活”“理”，不是“死”“理”，但毕竟是“理”，其间关系，只有从交谈、对话、讨论中去体会。哲学的“知识”，只是在这一点上是与“指南”差不多的：“知道”别人怎样“想”的。
三、多读些法国哲学方面的书
在英国三个月，回来却讲法国哲学，自己也觉得有点“文不对题”。不是说，英国哲学书没有吸引我的地方，譬如波普的书，是我一直想读的；还有斯特劳森的书，特别是他那本讲康德的书(《感觉的界限》)，在英美影响很大。这次在牛津康德研究班上，学生们讨论所发问题，大多受斯特劳森的影响，而他那本书，却一直没有引起我国的足够重视。这些书都是应该补读的。
但是，我读书常是跟着我想的一些问题走，这个阶段我脑子里想的是从胡塞尔、海德格尔以来的问题，很自然地由他们上溯康德、黑格尔，下及伽德默的解释学。这个系统的另一支，由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影响及法国萨特、梅洛·庞地，如今经过结构主义，出现福柯、利科、列维纳、利奥塔德(Lyotard)、德里达等等一批重要的人物，使法国在当代欧美哲学中占有很富特色的地位。
我们知道，法国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有过杰出的贡献。就对现今的影响来看，法国的笛卡尔当和德国的康德并驾齐驱，而把英国的培根抛在了后面。然后，慢慢地，法国的哲学似乎成了德国哲学的影子，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内，法国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才在德国哲学的基础上，结合法国自身的特色，开出了自身独特的花朵。
所谓“独特”，就哲学来说，首先有了一些自己的、独特的问题。譬如，德国哲学自胡塞尔现象学以来，从一个新的、现代的、不同于黑格尔古典式的角度谈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关系，提出了“生活的世界”、“我在世界中”等，使人们对“思想”、“语言”“主体”等观念焕然一新。“思想”不仅是逻辑概念体系，“语言”不是这种体系的符号和工具，而都是“存在的方式”，是“在世”的，而非“出世”的、抽象的。这是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到了法国，自萨特、梅洛·庞地起，“(身)体”的问题重新占据哲学主要地位。并不是说，德国哲学不讲“(身)体”，而是地位不同了，意义也不同。法国哲学家仍嫌德国人理解的“思想”、“语言”，过于空灵，过于“超越”，突出“身”“心”之不可分性，使德国人所想要坚持的“我”与“世界”“同在”的信念更加坚实，更加容易捉摸。
我想，“身”“心”之结合，可谓当今法国哲学对笛卡尔哲学的最重要的批评和否定，也是当代法国哲学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由这个观念，可以生出其他重要的结果来。
既然“身”“心”相合，则“心”无自身的绝对独立性，“人”非“思想性”(心)之“主体”。“我思故我在”虽早为康德所否定，但如今批评这句话，则又有了新的根据，因为“思”(心)和“在”(身)本为“一”，而非“二”(元)，则无从相证。
既然“身”、“心”相合，无“纯净”、“绝对”之“心”独立存在，则无透明之“心”，无透明之“真理”，亦无一门学问——哲学来使“真理”“透明”。
于是，吾既有“身”，他人亦有“身”，则他人之“心”亦永不可透明，不可能真的“心心相印”。这样“他(人)”，永远是“他(人)”，而“绝对”之“他(人)”，即是“神”。于是纳维纳之学说出。
人际之间，既无“心”“心”相印，则“思想”史自身并不成为线形时间延续系统，而为横向空间关系所左右；广义的“知”，乃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制度”、“策略”，而非自身相续的纯净“真理”。于是，福科知识考古学出。
“心”“身”既不可分，则“能指”与“所指”不可分，“语言”不是“心”之符号，而是一种广义的“文(字)”、“轨迹”，“思想史”亦非思绪相续，而是历代写出来的文字的修改和覆盖。于是德里达之消解学出。
这一切，似乎皆为当代德国哲学家所未及。即以解释学自标的利科言，也和伽德默有相当之区别，至少利科将“意义”与“事件”分开，以此来强调“写”、“意义”的独立性，对解释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来说，不是无意义的。而其他诸公，尤其是德里达，不仅可以说是“后结构主义”的，而且可以说是“后解释学”的。
可是，关于法国哲学在我国哲学研究领域中，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并不是说，标上一个“后”字就必须受到重视，貌似“新”的说法，可能是骗人的，毫无价值的。世界上的“书”，虽不能说是“无限”，但确是浩如烟海，大部分是各有各的用处，但有一部分书读两页就可以不再读它，有的书却要反复读的，上述各家的书都是值得反复读，反复和它们讨论的。
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些，也是想引起国内学者对当今法国哲学的重视。
四、读书与写书
当然，读书主要应读“原著”，所以尽管我在英国时买不起多少书，但我带回来一个长长的书单子提供给我们研究所的图书馆，希望陆续能将这些法国哲学家的著作补齐了。
读“原著”要塌下心来钻研，所以我无意延长逗留英国的期限，在住足时间后，即速回国。主要不是因为在异乡感到“孤独”，而是在北京的这间小“写作间”在召唤我。我五十岁时分到了这间小屋，当时曾发誓至少在这间小屋呆十年(规定是六十退休)，如今整整三年过去了。三年中在这间小屋我“会见”了多少思想的巨人！我费了不少时间和胡塞尔“打交道”，先和他本人谈，读他的主要著作，读不通时就请来他的朋友来读，读介绍、研究他的著作，总算和他交了朋友，然后读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如今我打算在这间小屋里“接待”法国诸公。我这种“接待”很有一些方便之处，不论死的活的，也不论人家愿意不愿意，召之即来，呼之即去；当然，如果你态度不严肃，不尊重(它)他们，(它)他们是不张口的，这就是说，即使打开了他们的书，你不会读“懂”它们，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当然，在这间小屋，我也写作，表面上看，这几年我写得也不少，但就我内心来说，我不是很愿意写的。还是那句话，你对别人如何想的，所知不多，那末自己想法的份量、价值，就大有可疑；这样的书文，写出来又有多大意义。
如今我这个态度又多了一层客观的“理由”。大家都在说，现在出一本书真不容易，尤其是学术性著作，订数上不去，出版社赔不起，如何是好？我作为作者反躬自问：何必要惹得出版社赔钱呢？少写书，多念书吧！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谁也别想出书，不曾想，歪打正着地“憋”出了一些好书来。学术著作本以质量为第一。
“说”是广义的“写”，“写”也是广义的“说”。狭义的“读”是“说”和“写”的准备，但广义的“读”亦是一种“说”和“写”。人“说”“话”是因为有“话”要“说”，希望今后写作时，也要到真的有“话”非“说”不可的时候再“写”。
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叶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