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梨魂》是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出版的文言小说，徐枕亚作，曾颠倒不少男女。《金锁记》是四十年代初在沦陷后上海出版的小说，张爱玲作，曾轰动“孤岛”。
由这两部小说想起《尤丽——新爱绿绮思》，也是小说，作者卢梭，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
由卢梭想到以他的思想为灵魂的法国大革命。那是一七八九年，到今年，一九八九年，整整两百年了。
于是写下这个截搭题。“玉梨魂不散，金锁记重来。”这两句话并不是仅仅为了谈那两本书，所以不加书名号。着重的不在书而在“魂不散”和“记重来”。想到的是历史的荒诞。“荒诞不经”即不合常理，因果不相类似，关系有些特别，事后可以说明，事前难以预料。历史往往是这样荒诞的。你要它往东，它偏要往西。好像在地球上一直往东会从东方的太平洋走到西方的大西洋。你以为历史是朝南发展的，好像在北极那样，无论向哪边走都是朝南；可是走下去到了南极，处处都向北了。这就是荒诞。道理好讲，事实很怪。历史中的个人更常是这样。你以为别无选择，只此一条路，走下去却出了岔子。你以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路，却不由自主走上了另外一条。小事一桩可以引出大祸。一心想好，反而遭殃。自知不幸，又因祸得福。人既如此，书亦当然。先从书谈起。
《玉梨魂》作为小说并不怎么样好，不但显然有林(纾)译《茶花女遗事》影响，而且以小说论，未必超过，也许还赶不上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散文叙事中夹许多骈语，又不及陈球的《燕山外史》通篇四六。诗词也不很高明，虽然比《红楼梦》中香菱初作的诗好些，也不比黛玉等人的高。故事简单而牵强。成书于民国元年，因此主角死于武昌起义的战场。家庭教师和学生的寡母恋爱。女的介绍另一女代替自己，但终于殉情而死。另一女发现真情后也悲哀而死。男的赴革命战场，化殉情为牺牲而死。三人均死得有点离奇。作者的人更不如其文，本身演了一场如同其小说而大不如其小说的悲剧。除据说他早年有类似书中的经历而结局不同外，传说他的这本书使一位小姐甘犯礼教而和他通信谈爱，终于迫使状元父亲允许这少女与鳏夫的婚姻。可是文尚有情，人却欠雅，终于离异。这轶事已被张恨水改换名字写进了小说《春明外史》。这样的书和这样的轰动名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现在看过故事相仿而意义大不相同的柔石的《二月》和电影《早春二月》的人必会觉得古怪，也就是荒诞。这书是清廷退位、共和初建时的第一部言情小说，被谥为“鸳鸯蝴蝶派”，且居首席。尽管有美国的专家夏志清教授作《玉梨魂新论》(见一九八七年《知识分子》)作了现代化的揄扬，也不见得能使这部小说重得当年的“不虞之誉”。这书的成功，就其本身而言，不在于小说而在于文章。这是以梁任公(启超)论政的文笔言情，作儿女痴情之语。梁之笔调时时可见。(试对照《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今日读者对梁的文章恐怕会觉得<SPS=0149>嗦堆砌，有气势而空虚，那么，对于用这样文体抒写古人幽怨的小说，要想欣赏得津津有味，难了。(至于当代仍有此文风，那是另一回事。)
荒诞的不止这些。这小说(不算文章)的成功处和它的作者的显然用意并不一致，甚至连读者也可能必在同样的不自觉的矛盾之中。小说从头到尾是以“发乎情止乎礼义”为纲的，但读者欣赏的只是其情。当然，尽管“纲”相同，其中的“情”比不上欧洲的类似格局的阿拉伯神父和爱绿绮思修女、“新爱绿绮思”——尤丽、少年维特、茶花女和亚猛等等。这些人的“礼义”也不一样。《玉梨魂》之“魂”是独特的中国式的。(印度和日本虽也有，但不如中国突出，所以不必说是东方式的。)这书中人物之荒诞几乎可以说是超过了宝玉和黛玉以及柳梦梅和杜丽娘。这便是警幻仙姑指出的“意淫”，是不见面而通信息的想像之爱。这又不是柏拉图式的有灵无肉的恋爱。它不是理智的，而是和理智矛盾的纯“情”，又不是超脱的“情”，而是无缘无故说不上来的不由自主不知要干什么的古古怪怪的“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一点恐怕外国人(甚至现代中国人)很难理解，即使理解了也很难感受。无怪乎那位美国教授看出了这一点古怪而以性压抑病态解释了。柳梦梅和杜丽娘是在梦中相会而且亲密过的。《玉梨魂》中的一对只望见影子，见过一面作过仿佛外交谈判式的谈话。这“情”从何来？这便是奥妙。在清末民初，这种“情”大概已是“回光返照”了，可是还存在。那位从未见面而一心要嫁小说作者终于成功而不幸的勇敢的小姐便是现实的证明。这是不是荒诞？
要了解那时人的心态，对当代人来说，很不容易了。我看到《玉梨魂》和同一作者的《雪鸿泪史》时已经是连尾声都过去了。可是我在家里破旧书堆中还找到了这两本书以及徐枕亚的哥哥徐天啸的《天啸浪墨》。这位老兄的人品和诗文看来都在老弟之上，可是声名却在其下。徐天啸有一首《满江红》词，我读时不懂而觉得稀奇，以后还有时想到，所以至今记得前半：
“自笑生平，居然有男儿志气。也几度中宵起舞，新亭洒泪。长啸悲歌声逼仄。工愁善病容憔悴。到如今，流落在天涯，归无计。”
这口气是男的还是女的？“工愁善病”不是女的吗？男而作女语，如庄周梦为蝴蝶，似梦非梦。这种幻梦女子，最早当是屈原的“美人”，其次是宋玉的“高唐神女”，再后更发展为曹子建(植)的“洛神”。其中形容语非由梦境写不出。“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可谓集男女于一体，尽“意淫”之能事。说是“升华”或则“压抑”只是用语不同，方向有异，乃是一回事。在清末民初，国忧家患，自身颠沛，促使无数敏感读书人作儿女之梦，抒英雄之情。有心无力，是男实女。有悲愤之壮志，感无力之弱身。愤世嫉俗，自怨自艾。曼殊和尚诗云：“猛忆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那时的人从李义山(商隐)的《无题》诗化出许多政治情诗。这类诗文和蔡孑民(元培)作《石头记索隐》以政治解小说，吴趼人(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小说讲政治等等如出一辙。政治之失意得意化为男女之悲欢离合。以“意淫”通于政论。这种扑朔迷离的至情之人在那时当以苏曼殊上人与弘一法师李叔同为最。艺术、宗教、政治、爱情俱合而为一又异而相通。这样的隐喻文学在中国戛戛独造，大家视为当然，直到近代(甚至当代？)文人犹有余绪。也许这可以对《茶花女》、《玉梨魂》的猛烈流行的荒诞作另一解说。它们原是元《西厢》、明《牡丹亭》、清《长生殿》的余波，一脉相承，又荒诞，又不荒诞。不断有人割裂引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青、绿、黄的颜色结合于见不到的，未出现的，似梦似真的心上人。既是情，又大大超出了情，是个人又非个人，传出了梦想和怨望，对家庭、社会、政治都可以引用。中国文学的这一特点一向是自明之理，本不需要外国人的“隐喻”解说。不过他们的现代语言及思路可能比我国古人的说法更易于为今人了解。但中外并非一致，尚需注意。
抗战军兴。外国侵略势力与古代帝国内部民族纷争及元、清非汉族王朝替换根本不同。上海沦为孤岛，出现了《金锁记》。这书名本是戏曲《窦娥冤》的改写本题名。张爱玲用时“冤”外又加上黄金为锁之意。写清朝遗老家庭败落以及人性的扭曲。“打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作者写的是锁住的彩凤，破落贵族樊笼中的平民“凤”鸟。当时及以后，这小说的声名尚次于同一作者的《倾城之恋》。这可能是由于后者写易见之人和当前之事。依我看来，《金锁记》虽然有点幼稚粗糙，文笔也未脱古典小说窠臼；但也正因此，它更为生动有力，而且“意义”更多。好像徐枕亚改写自己小说，几十年后，张爱玲在美国用同一故事重写一篇《怨女》。艺术手法及文章胜前，而力量则不如。改写本实是另一小说，集中写原来似乎未曾作为中心突出的扭曲性格的女主角，成了解说。依我看，不作主角比作主角好，不解说比解说好。两篇实是两种情境的两种想法，不像徐枕亚那两本仅是改了文体。作者本人也许本来只想烘托出似怀恋又不怀恋的灭亡了的旧家庭中人物，却用白描写意接上了似断未断的政治言情传统而更深一层。那位不幸的寡妇也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不像《怨女》中稍稍有点越轨。但她在限界之内破了家规，如乌鸦处于凤鸟群中大闹天宫。这是真正的古老家庭实录，又岂非古老国情写照？对话由古典小说来，更能唤起旧的印象。曹雪芹的《石头记》中富贵家庭的外盛中衰景象重现为<SPS=1681>歌。在这一方面，张爱玲可能是最后一位作者。在她之前，张恨水的《金粉世家》作为民国的国务总理之家似稍嫌不够。巴金的《家》则全是讨伐，完全不同了。
《玉梨魂》和《金锁记》的不同很容易看出来，两书的同就不易受到注意了。两书相隔三十年，中国社会和人和文学起了大变化，但是底层还来不及作那么大的变动。放大脚纵然穿上高跟鞋也不能同天然脚一样。仍就前面提到的隐喻来说，《金锁记》和《玉梨魂》虽无“良缘”，却有“前盟”。曹七巧就是白梨影，正如黛玉本是妙玉。读者照样能在小说中读出“政”和“情”相异而又同一。《金锁记》中的七巧在枷下挣扎，何异于《玉梨魂》中的梨影在闺中哀怨？这二女形态不同，恨恨之情一样。这岂不是几十年变革中，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后和上海沦陷时，许多敏感的人的心态？黄金为锁岂不华贵？毕竟是锁。月下梨影岂不窈窕？可惜只是梦魂。“连梦也新来不做。”岂不更苦？说《玉》是言情，《金》写社会，犹是“皮相”之谈。两书的艺术及思想都未必能称为第一流，但在各自当时的地位上则是相等。以小说论，《玉》不如《金》；以文章论，《金》不如《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读者不仁，以作品为隐喻。更不仁的是历史，专和人开玩笑。现在的人读《玉》和《金》恐怕很难欣赏。即使了解当时情景也不过是作为历史古董。然而不然。两书现在又都重印出来了。是文物展览，还是历史深层未断又重现了呢？今天还有满腔怨恨的闺中寡妇吗？无对象的恋，不发泄的情，还没有绝断吗？还有由怨而伤自己的梨影和由恨而害别人的七巧吗？历史确实是荒诞的。
于是我想到写过同类小说《新爱绿绮思》的卢梭。他是历史的荒诞中之荒诞。他生前及死后有无数的荒诞，简直是集荒诞之大成。前面既然以历史之“情”读《玉》、《金》小说，又何妨当作小说来读十八世纪卢梭的历史？
主角是一个未受过完全教育的流浪儿，“日内瓦公民”，来到巴黎。一七四九年，他去探望因文字狱被囚禁的后来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途中偶然见到征文广告，写了一篇论“科学及艺术进步与道德风俗之关系”的论文应征得奖，从此出名。以后又写了两本小册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论》和《民约论》(《社会契约论》)。由此他成为十八世纪以来两百多年全世界思想界一位开山祖师。他的“天赋人权”(中国旧译法)思想写进了美国独立宣言，甚至连词句都进了法国大革命兴起时的《人权宣言》。这岂不是一件荒诞事？他还写小说。《新爱绿绮思》赢得了无数人的眼泪和另一些人(从宫廷到伏尔泰)的愤怒。他的书，名为小说实为教育论文的《爱弥儿》，一出版就被法院判决当众烧毁。还要拘禁作者，甚至有人扬言要烧死他。他只得逃跑。这是一七六二年六月。他的书几乎出一本，禁一本。人也到处隐蔽逃避，终于穷困而死。他孤独一身，处处是敌，朋友也翻脸成仇。他越是坦白辩护就越遭人骂。他至死不能明白，为什么他从爱人类出发，以“返归自然”为善，为美，认为人人在不伤害他人的范围内完全自由，人人以平等地位互订契约而结为公共社会，消灭一切压迫，这有什么不好？伤害了什么人？为什么会遭到这么大的仇恨？招来那么多的敌人？为什么他越坦白讲真话就越挨骂？为什么想隐居当个与人无许与世无争的平民也办不到？尽管有个女工人爱他，陪伴他几十年直到死去，有个别贵族以至英国哲学家休谟对他同情而救助，他因为受到过分刺激不能理解，仍然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迫害他。最爱自然的性格受到最不自然的扭曲。这岂非荒诞？在他死前，他的思想、著作和名声已经传遍大西洋两岸，他自己独处乡间竟不知道。更为他生前万万预料不到的是：一七七八年七月二日他长辞人世。此后不过十一年，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巴黎人民攻破巴士底狱，开始了首尾六年的大革命。他受到革命领袖们一致的无比的尊崇。他的坟墓成为朝拜的圣地。最激烈的雅可宾党领袖罗伯斯庇尔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这位律师曾立誓将一生献给卢梭。可是这个最后执政的革命党及其领袖把许多人，包括其他革命领袖，一一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终于断送了革命。这和卢梭的热爱自然的思想岂非两极？还有荒诞事是鼎鼎大名的思想家伏尔泰对他的恶意攻击，竟至于匿名写书骂他。卢梭一生困苦不幸，而伏尔泰被放逐时为王爷的贵宾，返巴黎时受到夹道欢呼，生活奢侈，荣宠无比。可是伏尔泰著作虽多，留下来还有人读的不过是几篇小说。有两篇经傅雷汉译题名为《老实人》和《天真汉》。这倒真是适合卢梭的绰号。这位老实人天真到毫不懂隐讳而坦白写《忏悔录》为自己申辩。这书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至今还是有广泛读者的世界名著。在中国早有节译本。今天有无全译本，我不知道。他的几篇论文只把思想留给后人作启发，读原书的人现在不多了。可是他的小说，特别是《忏悔录》及其续篇，因死亡而中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汉译《漫步遐想录》)，仍然流行。他的许多老实因而绝妙的话得罪了一些人，也启发了一些人。看来他的书和思想还要流行下去，还要为人爱，为人恨，为人怕，直到实现了他的“返归”(实际上是前进)自然的理想，人人自由平等，人类世界大同，有契约而无统治，人人讲真话，有爱而无恨，人不以自然为敌而以为友，那时才会失去意义。这也许是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的空想，而一种空想竟能使无数人为之奋斗两百年以上，岂非又是荒诞？
卢梭的思想在中国并不稀罕，和《老子》、《庄子》属于一类。老庄思想标榜自然无为，却引导出道家的制服自然的科学技术，甚至指导处世，用兵，治国，平天下。卢梭思想是爱自然，重感情，也尊理性，却会一方面引向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大革命，另一方面又引向种种公社和新村的试验。由此可以看出，历史总是不断表现出本身的矛盾“反思”并且向另一面转化，出现原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难道不是荒诞吗？
法国大革命又是历史的一次荒诞演习。不过整整五年(一七八九年七月——一七九四年七月)，出了那么多的事。从愤怒的城市贫民群众破狱造反起，到革命领袖一个个上断头台为止，一变再变，令人目迷五色。写这次革命的史书之多，观点之异，也是奇观。直接写这一时期的小说，至少有三部是我们所熟悉的：雨果的《九三年》、狄更斯的《双城记》、法朗士的《诸神渴了》。英国狄更斯隔海遥望，在小说开篇写下了一段排句，用互相矛盾的形容语概括这个时代。这是聪明的看法。想用简单的好或坏，肯定和否定，抽象的排黑白棋子的办法加以规定，恐怕都不过是一张好看的封面，不是书的内容。把历史写成小说，怎么也是切取点面。若把历史当作小说，也可能别有风光，反而会曲尽其妙。何妨来试试。
看这部小说，第一眼便可发现它没有作者。有一部英国革命“小说”，作者名为克伦威尔。小说的情节绕着他转。一六四九年他处死国王，宣布共和。法国不同。谁带头打下巴士底狱？谁发的号召？谁出的主意？卢梭吗？他早已死了。不是作者创造出小说，而是小说创造出作者。有了小说，有了又复杂又一致的一大群人和事，然后才冒出了作者，纷纷想列名，互争著作权，因而小说中又有小说。这是荒诞小说吧？
小说中故事虽然有血腥气，但不是武侠，更不是侦探，反而是言情。许多人追逐三位女性，其名曰：自由、平等、博爱(兄弟情谊)。可是谁也没见到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个“俱乐部”的领袖都自称恋爱成功，要度蜜月，结果是上了断头台。有一个“沙龙”的女主人是罗兰夫人。她步上断头台时宣布：“自由！自由！世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梁启超译文)她是出于嫉妒吗？还有国王夫妇耍了许多花样，终于只得双双对这“黑色寡妇”(断头台)亲吻。又有个在革命的巴黎危急时高呼“大胆！还要大胆！永远大胆！”的丹东，如革命“王侯”，也把头颅丢进了台边的菜篮子。主编《人民之友》的马拉，据说是怀有纯洁的爱情，但拥抱他的不是爱神而是死神，被一刀刺死。米拉波伯爵和拉斐德将军两人爱情不专，转来转去，得到了光荣，又大受辱骂。罗伯斯庇尔最后出场，大出风头，以革命的名义将情敌一个个送终，自以为独占鳌头。由于他的无情的坚定和彻底的热情，三位光辉女性好像全将属于他一人一派。不料最后竟然他也将自己贡献给“黑色寡妇”。纷纷扰扰，难道真是没有乐队指挥，没有小说作者？不。有一个炮兵接着革命登场，宣布自己是制作人，舞台监督，由他收场。他宣称三位女性都归他，旗上三色化出他一位炮打天下的皇帝。他的名号是拿破仑·波拿巴特。从此这个名字和罗马的凯撒一样成为代号。他东征西讨，想得到欧洲姑娘。也不过十几年，终于失恋，到小岛上隐居去了。
这部小说上卷起于一七八九年七月巴士底狱打破，高潮在一七九二年八月再次起义，宣布共和，终于一八九四年七月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下卷是拿破仑执政官的“情史”。一八一五年拿破仑退场以后还有续篇，那要算另一部小说了。小说结束，又未结束。其中人物上场时和下场时演的角色不同甚至相反。“博爱”与“恐怖”并行。种下去的是卢梭的《民约论》，收上来的是拿破仑的《法典》。这些岂非都是荒诞？在一九九二年，即“自由第四年”，共和元年，处死国王和王后，革命三派激烈斗争。可是随着革命风暴，又设立小学、中学，普及初等教育，设立初级和高级师范学校，建立多种技艺专科学校，设置一些学术机构和文化事业。同时又出现了巴贝夫的“平等派”共产主义运动。在革命与专制之间的短短的插曲中，崇高的理想化作残酷的现实，又闪出文化的光辉，这岂不又是一奇，也就是荒诞？
这部小说和《玉梨魂》、《金锁记》似乎毫不相干，其实可以互相攀比。照样是容易见其异，不容易见其同。同是什么？是《新爱绿绮思》的遗风吗？同，在于同是追求幻影。《玉梨魂》中的何梦霞和白梨影所追求的是什么？是结婚吗？试想两人如果结合，肉体的以及生活的，那便和他们各自想像过的以至没有想像到的一样吗？天天相对谈什么呢？整日整夜作诗填词吗？纵然梨影有万种风情只怕也会说：“我是良友，不会作贤妻”吧？两人连彼此相视都未看清楚，谈话只凭文字，这与下棋只见黑子白子的“手谈”互猜心思差不多了。下棋的意义全在下棋时，输赢一判，棋局便告终。恋爱也是如此。所以有人说“结婚是恋爱的坟墓”。其实这话不对。恋爱就是恋爱，正如小说就是从第一页到第末页的过程。恋爱与结婚又有关又无关，是一部小说和续篇。续书是另一部，没有胜过前书的。婚后恋爱也可以，不恋爱也无妨。若把续篇当正本，两相混淆，必然会自寻烦恼。若是婚后又生了孩子，再扩大家庭，柴米油盐，养妻或养夫兼育子，那就又是一部小说，合成三部曲了。三本书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正如两百年前法国那部小说。卢梭写书，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拿破仑上政治军事舞台，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在当时人心中何尝不是认为这一下便能破旧立新，万世永存，热情高涨，好比恋爱到了高潮，以为结婚后便能天天照样。小说妙处正在书中。爱情真谛只在爱时。只有沉浸在幻影中才感到实体。幻而成真，真即非幻。梦霞在书房和梨影在闺中似乎都哀哀欲绝，实际上都是在享受和虚无理想的幻影相会的欢乐。两人对面就另是一番光景，不再有幻影中的滋味了。卢梭所想的是美丽的幻影，正如修道院中的爱绿绮思幻想情人。幻变成真，就是群众上街和国民公会和断头台了。可以充满热情去爱“黑色寡妇”，但拥抱她就是断头。伟大革命总要收场。到拿破仑出来谢幕时，戏剧已经结束了。梨影的戏演不下去，只好找出个筠倩来替代。还是演不下去，结婚结束不了恋爱，于是唯有大家都死的一条出路，不能像欧洲的尤丽那样和丈夫及情人都到一起。恰好武昌起义，所以梦霞死于战场而不死于断头台。他比起也曾轰动过的李涵秋的《广陵潮》中那位革命少爷被斩结局好得多。两书各有其幻影。美在其幻而不在其真。正如我们现在隔了两百年去观望法国当年，再由卢梭而想其身世和理想一样，望得见的只是影子。谁的影子？是“顾影自怜”吗？“自笑生平，居然有男儿者气！”是自怜，也是自喜。出场的是自己的幻影，越悲伤，越快乐，真是荒诞。
《金锁记》又怎么扯得上？难道那位七巧女士从小姑娘到少奶奶到寡妇不是一直沉没在自己的幻影之中吗？她一生满怀怨恨，总思念着可能的和不可能的情景，见着现实的东西就有气。假如她在两百年前，她不会是在断头台边欢呼的群众之一员吗？她才不管上台去的是路易十六及其王后，是罗兰夫人，是丹东，圣鞠斯特，还是罗伯斯庇尔，也想不到还有一位炮兵军官随后就到呢。尤丽一变而为“黑色寡妇”，这就是曹三巧，也是白梨影，也是卢梭，也不能不是拿破仑皇帝。历史就是小说，小说就是历史，都是荒诞的，又都是真实的。真实在不断出现的幻影之中。幻变成真，真又生幻。这是人类社会，也是文学。
说了半天，究竟说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说的都说了。只能这样说，也只会这样说。算是“满纸荒唐言”吧。
一九八九年三月
金克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