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秋季，梁实秋先生在台北病逝。在这之前，从海峡那边偶尔传过来老人怀乡的文字，“度马恋旧秣，<SPS=1413>禽思故栖”，闻之愀然。“月是故乡明”，还有故土故人、北方的栗子、白菜、……犹绕心头。他说过：“自从离开北平，想念豆汁儿不得自已。”惟老乡能体会他梦里那碗豆汁儿的滋味。然而此情可待已成追忆，今读逝者遗文，莫不泣然。梁先生逝后，其女自北京千里奔丧，中道受阻，犹为天下不合情理之事添了一条不幸的注脚。
若干年间，梁实秋居海隅而身遭谤议，其人其文难以平心论之。其生也晚的一辈人，大约只能从鲁迅文集中知其“漫画”像，也不过一鳞半爪而已，未知古来几多人和事，多有苍黄反覆，遽难定论。昔《吕氏春秋·察传》云：“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做到这一层实在并不容易，十数年前尤甚，在一味偏左的眼光下，既不能缘情慎察以为所闻，梁实秋之被摒斥，并不奇怪。
梁氏八十余年生业，撮其要者，不过读书、教书、译书、著文几样可述，立于朝或鸣于市是谈不到的。粉笔生涯之余，耽于书卷，隐于文艺，历三十年不舍之功，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已令人馨香祷祝了；尚有不少小品文字，其言侃侃，虽以为斯文如敝帚，多有可会心者，可摩挲者。我于闲暇间曾搜集之，朝夕启扉，齿颊留香，亦有一时难以况说之体味。细想，也不过如促膝抵掌，闲话家常，虽星斗之光未必掩天，怕是自己的偏爱罢。
梁氏的散文小品结集后多以“雅舍”名之，雅舍虽为作者抗战时客居重庆北碚的二间简陋瓦屋，但在它主人心里恐怕有着永怀的亲切——“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客里似家家似寄”，雅舍之间正不妨以亦家亦寄的人生咏叹寓之。小品文字也可与万籁清音、一己性情相徘徊，于月下寒窗清晖满地或兴阑人散细雨<SPS=0711><SPS=0711>之际，一吐对这个世界的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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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舍”小品给人涉猎广泛、信手拾掇的印象，却还算不上吟风弄雅，仅看其题目，诸如《洗澡》、《孩子》、《敬老》、《吃相》、《广告》、《麻将》、《下棋》、《理发》之类，便可见近俗近俚。归拢了看，无非把种种人们熟悉的际遇和自迷的状态给略略“曝光”，也像是一面面镜子，虽没有特别庄重的事情让人尴尬，品品人情的微妙、世态的纷纭或者有意无意的小把戏，也是特别的一格，见出“有个性就可爱”。历来小品文章或主风流飘逸，或呈膏腴精巧，或只是平实散淡罢了。“雅舍”属于后者，且有以幽默来助谈兴的意思。这种风格好像很平淡，是在从容迂缓里包藏了犀利的。响远不在音高，酒好不必醉人，原是一个道理。
象“谦让”这样一个小题目，我不知道作论文如何能做得，却私许“雅舍”的举重若轻。它先从“指事”切入，那情形在交际场中几乎是必演的保留节目：“一群客人挤在客厅里，谁也不肯先坐，谁也不肯坐首座，好象‘常常登上座，渐渐入祠堂’的道理是人人所不能忘的。于是你推我让，人声鼎沸。辈份小的，官职低的，垂着手远远的立在屋角，听候调遣。自以为有占首座或次座资格的，无不攘臂而前，拉拉扯扯，不肯放过他们表现谦让的美德的机会。有的说：‘我们叙齿，你年长！’有的说：‘我常来，你是稀客！’有的说：‘今天非你上座不可！’事实固然是为让座，但当时的声浪和唾沫星子却都表示像在争座。主人<SPS=1953>着一张笑脸，偶然插一两句嘴，作鹭鸶笑。这场纷扰，要直到大家的兴致均已低落，该说的话差不多都已说完，然后急转直下，突然平息，本就该坐上座的人便去就了上座，并无苦恼之象，而往往是显着踌躇满志顾盼自雄的样子。”
举一反三，这种无意识虚伪，国人可说乐此不疲见怪不怪。然而这里边的微妙，我们大多又不遑深究的。梁先生却还要说“怪之不怪”有它“类情”的一面：“考让座之风所以如此地盛行，其故有二。第一，让来让去，每人总有一个位置，所以一面谦让，一面稳有把握……第二，所让者是个虚荣，本来无关宏旨……我从不曾看见，在长途公共汽车站售票的地方，如果没有木制的长栅栏而还能够保留一点谦让之风！因此我发现了一般人处世的一条道理，那便是：可以无需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已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则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
倒也不用痛心疾首，就这么一副心肠，可怕的是还要作上国君子的模样。谁能说小品不算一把庖丁解牛式的刀子呢？刀不刀原不一定要杀伐见血不可。
然而“雅舍”的文字还不免会被当作“小摆设”的。
即或在“五四”以后，小品文在中土也未至消歇，虽然在有的时候，小品的存在竟成了问题。尤其是不够战斗不够载道的小品文字最受掊击。然而小品的惊悚萎顿既无益于“平天下”、“铲恶秽”，倒是可以使种种“新八股”驰骋于文化沙漠之上，使文化更其粗鄙，生活更其缺少温润，以至于旷日持久，心灵随着语言一道板结，小品的品格之失其本色，已无待于外力的翦伐了。
“雅舍”的本色大抵在于“小”、也在于可“品”，也是承认在体性、格局上有限制，正不出前人委婉的批评：“虽小却好，虽好却小。”但小有小的价值，且不妨小中见大，不是说“萧萧数叶”可以“满堂风雨”么？倘小嗓儿硬派作大花脸，也很难让人消受。以往文坛有“假大空”之弊，可见偏执于“大”，结果并不美妙。其实，“雅舍”诸篇虽然不够大模大样，不尽合于某种“主义”，却并不乏对社会现象、心态的贴切观察与批判。所谓“指事类情，见仁见智”，所谓“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不似某些大路杂感文字的意有余味不足，扬道理而屈性情，如同一撮盐冲一锅汤，一盘难啃的鸡肋。多识于草木虫鱼、笔札翰墨、衣食住行，惟其寻常，也惟其可品味，虽然味性温淡，却宜于心会神契。这里边有寄托有旨趣，不过扫却了痕迹，如杯茶盏酒灯花静落。所谓“花看半开， 酒饮微醺”，最令人低徊。
毕竟，小品不是廊庙里的供器。
我读“雅舍”，愿意了解一些我不知道或知之却不曾体会到深一层的人情世态，在这一点兴味上它真能使读它的人不腻。看起来小品忌直露，同时又忌隔膜。虽然挑不起高头讲章的分量来，入木三分却一点儿不省气力。常常我们所说的“透辟”，在“雅舍”就是搔到生活的痒处，发人一噱，也见出事象的性格来。
如写“下棋”——“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喉间硬是痒得出奇，思一吐为快，看见一个人要入陷阱而不作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说得中肯，其中一个人要厌恨你，暗暗的骂一声‘多嘴驴’，另一个人也不感激你，心想‘难道我还不晓得这样走！’如果说得不中肯，两个人要一齐嗤之以鼻：‘无见识奴！’如果根本不说，憋在心里难受，受病。”——确实，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如谈“写字”——“写字的人有瘾，瘾大了就非要替人写字不可，看着人家的白扇面，就觉得上面缺点什么，至少该有‘精气神’三个字。相传有人爱写字，尤其爱写扇子，后来腿坏，以至无扇可写，人问其故，原来大家见了他就跑，他追赶不上了。如果字真写到好处，当然不需健腿，但写字的人究竟是健腿者居多。”——我倒是觉得，情形也不尽然，现在你如其在公共场合为“俗墨”所苦，可能知道爱写字的人怕是比“健腿”还多了一种本事。
诸如此类的小品文字，不便一一。我自然并不觉得好在吐唾珠玑，其实不过是减少废话，言之有物而不见执缚。这也许会使人想到现今散文废墨之多，絮叨不休。正是“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雅舍”中有一则《沉默》，写到一位沉默的朋友无言造访，二人默对，不交一语，茶尽三碗，烟罄半听……主人从这位有六朝遗风的朋友联想到沉默也是一种境界——“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可能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无言独化，一种超脱。“一般的仁人君子，没有不愤世忧时的，其中大部分悯默无言，但间或也有‘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这样的人可使当世的人为之感喟，为之击节，他不能全名养寿，他只能在将来历史上享受他应得的清誉罢。……在如今这个时代，沉默是最后一项自由。”此所谓“可与智者道，难与俗人言”，雅舍主人也许还未想到——当这最后一项自由也会被剥夺时，便只有死能保持这自由了。他曾隔海相忆的老舍，莫不正是如此令人唏<SPS=0601>的命运！
写文章也是说话。但一种心的语言乃是近于沉默的，所谓“大音希声”，文学语言的根性乃是在那深湛的灵府，所以说得很少也许倒会显出很多，在时间和空间中，也许“诗”正出自一种神秘。正如雅舍主人经岁月之旅消磨而且沉积，仍望飘渺乡关，情怀寂寞。苏东坡诗云：“非人磨墨墨磨人”，“雅舍”的乡愁也已在“不言愁”里了，他可以就谈谈“吃”，让旧时风物水流云在，谈谈“东安市场”、“北平年景”、“水木清华”………作者偶然提到五十多年前一次在清华听梁启超演讲，说他“风神潇散，声如洪钟”，“讲起《桃花扇》，诵到‘高皇帝，在九天，也不管他孝子贤孙，变成了飘篷断梗’，竟涔涔泪下，听者愀然危坐，那景况感人极了。”然后，又添一闲笔：“他讲得认真吃力，渴了便喝一口水，掏出大块毛巾揩脸上的汗，不时呼唤他坐在前排的儿子：‘思成，黑板擦擦！’梁思成便跳上台去把黑板擦干净………”当年盎然生气，至今俱成广陵散，读“雅舍”谈往的笔墨，依然不胜遥想。
以往的“文学史”，常常像一本本算不清的账。然而到现在，总该渐渐淡化那种褊狭的斗争清算意识了。一个开明的社会，总该宽容思想与艺术表达的自由。小品的生命尤在于自由。
文人的不自由以及写作的矫情，固然常由于异己力量的勒控驾驭，也在于他有意无意地要把平常的自我换成一个反常的戏剧化的自我。于是一篇文字也会有什么背景、来头，有粉饰，有阿谀，有“瞒和骗”，他的心灵已经早已不自由了。“雅舍”不过以平常心写了些平常事，不强说硬说，以为世事都在这里洞明了。这倒成了它可贵之处。
读书、体察、阅历，用具体的人生作成平凡的文字，原也不太计较功利。你可以消闲解颐，也不妨有关于文化的琢磨，至于海内外仁人那一份文化的乡愁更可能令人动容怃叹。梁实秋始终是个普通的人，同时又是两脚踏中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的一个学者。惟其他从平心而论而不喜笼统偏执的判断，他会喜欢和怀念许多旧的事物，因为那是有内容的能唤起人回忆的东西，正如北平市上的爆肚儿，腊八的那一锅粥， 平生快意，总归难以忘怀。同时他又说：“人生之应该日新又日新的地方亦复不少”。“雅舍”中于是亦复不少对迷恋骸骨或唯新是鹜的批评。
“雅舍”给人一种观世的眼光，然而在我看，具体的褒贬并不重要，如许文字小品也不是人们一服即效的良药。它的风神乃是在借某种语言的表达，执守着个体精神的自由，或者说体现着良知的精神家园。“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确实，这是我们在沉溺于群体意识时所该注意到的。对个人主义的长久批判是否一并引出了扼杀个性创造力、想象力的魔鬼？梁实秋说得不错：“我们对于一件事或一个问题，要想理解它或批评它，便应该自己好好想一下，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想过之后，如果认为应该跟着别人走，便堂堂的去一同走。这不是被人牵着鼻子，当然更不是被人抽着鞭子。”
一种作为前提的个体自由的价值，当然不能同存在的社会性、选择的功利性混在一起来谈。如果混为一谈，就会抹煞选择的权利，还不仅是选择这还是选择那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河无水小河干”，恰恰是一种颠倒。长久的颠倒，使人习惯于消除个性的安全感，习惯于戴上面具，说话用舞台腔，生活在一场可悲可笑的戏剧里。
回到被称为“千古事”的文章，梁实秋曾在札记中引用一位英国批评家的话说：“任何人都可以用戏剧的腔调念出一段剧词，或是踩上高跷来发表自己的思想；但是用简单而适当的语文来说话写作便比较困难了。”“雅舍小品”的风格大概也正在这番话的意思里，它不是“踩高跷”的。
据说，剑拔弩张读小说，茶余饭后话散文。有这样的认识，论到小品怕是要更闲一些。“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话也不算全错。然而“闲”里的意味，或可申写性灵而不悖于风雅，进而“意在破人执缚”，不也是无“益”之益吗？
一九八九年三月，北京槐树庄
(《雅舍小品》(一、二、三集)，台湾正中书局一九八二年版；《雅舍散文》、《雅舍谈吃》，台湾九歌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雅舍忆旧——怀故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一版，2.00元)
吴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