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七座希腊城市争相自诩为荷马老人的故乡，七门科学希冀洛谢夫是自己的代表——它们是哲学，语言学，历史，心理学，美学，文学理论和艺术学。这种说法给九十五岁高龄的洛谢夫蒙上了一层传奇性的神秘色彩。
洛谢夫座落在古老的艺术之街阿尔巴特的住宅，好像是被迁移到现代莫斯科空间的古希腊“一角”。迈进他家的门槛，在古色古香和独特的历史氛围的氤氲中，客人恍若置身于古希腊文化的殿堂，所要拜谒的仿佛是远古的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那些身着紫罗袍的智者派哲学家——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希比亚、普罗蒂克等，似乎就要从一张张陈旧的橱柜里鱼贯而出。住宅的主人洛谢夫，高大魁梧的顿河哥萨克人，他那宽阔的前额、深邃的目光洋溢着理性和睿智。他声音宏亮，言谈幽默，不时挥动的右手给他的话语增添了特殊的说服力。
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洛谢夫于一八九三年生于顿河地区洛沃契尔卡斯克市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一九一五年同时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哲学专业和古希腊语文专业，一九二一年成为教授。他的第一篇论文《柏拉图之爱》问世于一九一六年，至今他的论文篇目已逾四百种，著作四十部(其中很多著作篇幅达八、九百页)，不少著作被译成英、法、德、意大利、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克罗特等多种语言。
在二十——三十年代，洛谢夫致力于哲学和语文学的研究，完成了他的第一批著作。四十——五十年代他的研究工作一度受挫。原因有二：一是党中央领导人卡冈诺维奇曾经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过他，苏联很多有才华的学者都经历过类似的命运。二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他的住宅遭到德国侵略者的轰炸，手稿、藏书、财产被付之一炬。一尊阿雷奥帕格雕像也粉身碎骨，从弹坑中清理出来的雕像精美的大理石头颅，至今仍然弹痕可辨地保留在他的书房里。
从六十年代开始，洛谢夫的著作又如山洪倾泻，源源不断地流到读者手中。这里有荣获国家奖金、凝聚了他五十年心血的皇皇大作七卷本《古希腊罗马美学史》；有哲学史著作《古希腊罗马哲学》；《狄奥根涅斯·拉埃梯乌斯——古希腊哲学史家》；有语言学著作《符号，象征，神话》，《语言结构》；有艺术学著作《象征问题和现实主义艺术》，有文学史著作《古希腊罗马文学》；有美学史著作《古希腊罗马音乐美学》，《文艺复兴美学》(一九七八年)；还有学术传记著作《荷马》，《柏拉图》，《亚理斯多德》。真是蔚为大观，令人目不暇接。
洛谢夫的学术研究极其博大。任何一个稍稍接触他的著作的人，首先就会感到他的学术思想的广度。他所研究的哲学家的名字和哲学学派的名称本身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尼古拉(库萨的)，菲奇诺，布鲁诺，费希特，康德，黑格尔，谢林，叔本华。这种广泛性也决定了他对古希腊悲剧、但丁、密尔顿，歌德的《浮士德》、拜伦、德国浪漫主义者、易卜生的兴趣以及音乐领域内对巴赫、古代作曲家的弥撒曲和安魂曲、特别是对瓦格纳、斯特劳斯和斯克里亚宾的兴趣。在语言学领域里，他研究各种语言学模式，分析语言的语法结构，语言和思维在统一的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关系，各种古代语言的语音学、词汇学和语法。在历史领域里，他具体入微、栩栩如生地描绘古希腊世界中主人和奴隶的生活。更不必说研究成果令人膛目的美学和艺术学领域了。
与此同时，洛谢夫的学术研究又极其精深。他用了几百页的篇幅分析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亚理斯多德的《形而上学》、普洛丁的《九章集》等难度极大的著作。他在翻译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克洛的著作时，选入了最深奥难懂的著作。几乎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洛谢夫都要研究术语史。例如，他在四种不同的涵义上理解叔本华的“表象”。他认为，只有区分“符号”的八种不同意义，才可能建立符号理论；在现代学术著作中，“结构”用于十四种不同的意义。同时，术语的歧义在洛谢夫那里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积，它们贯穿着统一的、完整的思想。博大和精深的这种结合，可以解释洛谢夫对帕格尼尼和李斯特等作曲家的兴趣。在这些作曲家的创作中既有宏伟的一面，又有细腻精湛的形式。就像洛谢夫所说的那样，一个人若是能理解黑格尔逻辑诸范畴最细腻地交织的精湛技巧，就不会不理解花腔女高音巧妙深奥的乐句；一个人若是能理解李斯特演奏的精湛的宏伟性，就能理解新柏拉主义宏伟性的精细辩证法。哲学、语文学和音乐的交织和统一，是洛谢夫著作的真正内涵，这也表现在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中。
洛谢夫对古希腊文化的研究表现出若干特点。首先，他把古希腊文化作为整体来研究。在自己多年的学术活动中，洛谢夫从未专门研究过文化的理论问题。然而，他在文学、神话学、哲学、逻辑学、美 学、艺术和语言等领域的研究中，都贯穿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文化观和文化史类型观。如果简单地表述它的话，那么可以归结为：文化是某些被积极推行的精神价值的历史体现和生活实践体现。每个细心的读者都可以在洛谢夫研究古希腊世界的完整发展的著作中发现这种文化观和文化史类型观的特征。其次，洛谢夫不一般地论述文化及其时代，而是必然确定某种文化史类型。他认为，没有某种理论，就不可能有历史事实本身。什么是某时某地发生的战斗？如果不知道相应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史原则，那么，无论怎样详细地描述这件事实，它也不可能载入文化史。在这种涵义上，他屡次确定古希腊、希腊化时代早期和晚期所特有的文化基本原则。再次，他始终不渝地坚持文化史类型各个层次的发展极不平衡的思想。他确定了荷马史诗的文化史类型，荷马史诗产生于村庄氏族形态向奴隶制形态的过渡。不过，他反对把荷马史诗仅仅归结为某一种文化史公式。他认为，荷马史诗是古希腊关于神、自然、人和整个历史的表象长期发展的结果。它们包含着远古时代，如拜物教和万物有灵时代的明显残迹。同时，荷马史诗中也表现了晚近的文化，有奢侈的妇女服装，精致的美，复杂的心理，抒情，讽刺，悲剧。
洛谢夫研究古希腊文化的第四个特征是，不仅确定各种文化史类型，而且还说明它们之间最细微的历史联系。施宾格勒曾以天才的、清晰的和富于表现力的形式严格区分了文化史类型。不过，在他那里，每一种文化类型与任何一种别的文化类型截然分开。洛谢夫深刻地批判了这种隔绝，坚持一种文化类型对另一种文化类型发生影响的原则。第五，洛谢夫在研究古希腊文化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时，甚至在研究古希腊语言所特有的词汇和术语的丰富性时，表现出极大的涵盖面。很难把他的著作仅仅称作为文学史著作，或者哲学史著作，或者美学史著作，或者语言学著作。他研究古希腊美学史的七卷本著作是一部完整的百科全书，它展示了古希腊艺术、文学、语言、哲学、道德、社会生产中形成的关于表现形式的表象。美学范畴是古希腊文化的浓缩和凝结。最后，洛谢夫的研究把严格的科学分析与新颖独特的、具有高度的文学技巧的阐述相结合，把古老的材料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
洛谢夫认为，哲学是关于“我”和“非我”关系的学说。要知道这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必须准确地知道：1.每种因素在单独看待时是什么；2.与单独看待的这两种因素相比，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什么新东西；3.这种关系的类型及其形成(斗争或者协调)怎样。这意味着，在哲学史中，首先应该研究术语，而然后——最主要的，是研究术语史。在研究某种术语的历史的时候，就会产生构筑自己的术语的意图。在各种术语的对比中，可以获得制定自己的术语的参照数。
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把哲学史仅仅归结为术语的系统。但是，如果不充分地掌握术语，就无法理解任何一种哲学。如果把某个哲学家的所有术语仅仅归结为他的一个基本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那么，就会出现更大的混乱。为了说明这个观点，洛谢夫举了一些振聋发聩的例子。
一般人认为，理念(idea，亦译理式、观念)的学说首先是由柏拉图制定的。但是洛谢夫认为，这不是柏拉图，而是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德谟克利特制定的，德谟克利特把他的原子称作为理念。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究竟谁向谁、是柏拉图向德谟克利特、抑或德谟克利特向柏拉图借用了学说，借用了什么内容？而柏拉图被说成是唯心主义者，德谟克利特被说成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不知道他们中谁想出了“理念”的术语，不知道这个术语指什么，那么，有什么理由得出上述结论呢？按照德谟克利特的观点，原子也是神。在他那里，原子是如此永恒和不变，它们和普通神的区别仅仅在于没有意识。但是事实上，它们甚至高于任何一种意识，因为正是它们产生了意识。
一般人认为，亚理斯多德批评柏拉图把不须要的和有害的、脱离物的理念引入了哲学。而洛谢夫认为，完全不是亚理斯多德、而首先是柏拉图本人把对不依赖于物而存在的理念的肯定，说成是十分荒谬的行为。那么，究竟谁向谁、是柏拉图向亚理斯多德、抑或亚理斯多德向柏拉图借用了孤立的理念无效的学说呢？要解决这类问题，只有仔细地辨析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之间的区别，而首先是他们所使用的术语的区别。研究伊壁鸠鲁的许多人弄不清楚，他承认抑或否定神？很多人认为他是彻底的无神论者。确实，伊壁鸠鲁的神不涉世事。但是，洛谢夫认为，伊壁鸠鲁的神不仅存在着，甚至由原子所组成，只是这些原子比组成世界的那些原子更细小。他们吃、喝，彼此之间还用希腊语交谈。对伊壁鸠鲁著述准确的术语学研究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大量研究伊壁鸠鲁的论著，竟然与伊壁鸠鲁的著述毫无共同之处。
当然，洛谢夫所感兴趣的不是哲学史本身，而是对它的掌握能够为我们的哲学提供什么。那么，从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亚理斯多德和伊壁鸠鲁的这种纠结中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呢？洛谢夫谈到，他系统地、甚至用统计学方法研究过希腊哲学中的“理念”术语。他发现了这个术语的数十种涵义差异。他认为在古希腊哲学家长期关于理念的争论后面，隐匿着一个最普通、最单纯的概念：水能够结冰和沸腾，而水的理念不能够结冰和沸腾。在古希腊哲学家中，究竟谁对这个问题阐述最多，这已经成为纯历史问题。洛谢夫也无意钻进历史，与这些先哲争长论短。他所关心的是哲学的现状。洛谢夫询问过很多交谈者：“你们怎么能否定理念的存在呢？”结果，这些交谈者立即成为新柏拉图主义者，发誓说他们从来不想否定理念的存在，理念具有客观意义，如果没有具有客观定向的理念，就不可能规划现实。洛谢夫的发问究竟对不对呢？他没有听到异议。问题不在于水和水的理念，而在于理念和物质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什么起作用，对什么起作用。这个问题可以引发出其他许多重要问题。在这里，正体现出哲学史对现代哲学的作用。可以说，哲学史是我们自己哲学的学校。
洛谢夫指出，如果研究者不提出某个术语和有关思想家的哲学模式的相互关系问题，那么，他就根本不可能从事术语史的研究。哲学家的体系产生了研究他的术语的必要性，而研究他的术语又不能不考虑到他的体系
洛谢夫给自己的研究规定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标准：如果他不能够用一句通俗、形象的话来表达最复杂的哲学体系，他就认为自己对这个体系的研究是不充分的。上文曾经提到，他用一句话表达艰深难懂和纷繁多姿的柏拉图体系：水能够结冰和沸腾，水的理念不能够结冰和沸腾。他曾经花了几千页的篇幅论述观念和物质的关系。然而，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表达他的观点：如果一个人坐在椅子上，能够说这个人坐在椅子的观念上吗？当然不能。能够说他坐在椅子的物质上吗？也不能。那么，这个人坐在什么上面呢？洛谢夫回答说：“我们不坐在椅子的观念上，也不坐在椅子的物质上，而坐在椅子本身上。”
拜访洛谢夫的人总爱问他，他怎样评价作为整体看待的哲学语文学，怎样评价自己漫长的学术活动。对于第一个问题，洛谢夫回答说：“普希金说：‘在生活享受中，音乐仅仅逊于爱情，但爱情就是旋律。’而我这样说：在生活享受中，音乐仅仅逊于哲学语文学，但对于我来说，哲学语文学就是旋律。”
在回答第二个问题时，洛谢夫从书架上抽出载有诗篇《童僧》的莱蒙托夫选本，读了童僧向自己接受忏悔的牧师作叙述的诗句，这些诗句谈到童僧出去后的作为，然后说：
你想知道我出去后的作为？
我有了生活……
这样，洛谢夫把自己哲学语文学领域内无所不包的活动，纳入一个简短的句子：“我有了生活。”
凌继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