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素志恬淡，于人世间名利，视之蔑如。独于书，则每具患得患失之心。……”
时“风雨如晦”，先生“不自量，遇书必救，大类愚公移山，且将举鼎绝膑”。
雄鸡一声，天下大白。先生却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记》中写道：
“……先由我自己检查，……下午，整理自己的思想，下决心不再买书，并清理积欠，作为改造思想的基础。书籍亦是‘物质基础’之一也。”沧海横流之日，先生“赖有‘此君’相慰”；而今下与“此君”永诀之决心，悲夫悲夫！尚何言哉！
然而，据陈福康君编撰之《郑振铎年谱》，先生“下决心”两周后，十月八日，“在邃雅斋购得汲古阁刊本《唐人八家诗》，归作题跋。”这是先生购买的最后一部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郑振铎先生“乘风归去”……
补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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