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是以哲学为职业的一类人。严格说来，仅仅将哲学当作一种谋生的职业来对待是算不得哲学家的。那些跻身于卓然大家之列的哲学家无一不是将从事哲学视作一项出自生命基底的追求。就此而言，真正的哲学家与真正的艺术家、音乐家或者政治家是一样的，他们将事业与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意义融合到一起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年轻时候甚至通过梦的暗示来强化这种“融合”的意识。他认为“梦中注定”自己的使命是不可更移的，遂向圣母许下宏愿，此生必得完成全新哲学体系的建构。也许同样也是出于这种使命感，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在辞别人世时想到的仍旧是哲学。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谨记我传授的真理吧！”
哲学家与艺术家、政治家又有很大不同。前者对事业的投入远不像后者那样往往就直接意味着某种激荡人心的尘世生活，所以他们的经历通常说来也就平淡多了。康德就是一个平淡的典型。他终生未曾离开过家乡寇尼斯贝克小城，每天的生活周而复始，严格有序，连饭后散步的时间也是固定不变的。对于哲学家来说，最多的时间和最充沛的精力是属于思考和写作的。不过，“无形的”思维是个难以规束的东西，一旦滥觞开去，足可以使你忘掉你的“现在”，你身居何处，乃至你自己是何人，足可以使你的那些“有形”举止脱离开常识的指引。无怪乎在哲学家传记中，关于这些天性聪明人之“愚笨”举止的故事倒是不少的。所谓苏格拉底站在露天里冥思“入定”连续二十四小时，所谓泰利斯为观天象失足掉进沟中，都属这类。据我看来，这类故事之所以流传下来，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隐喻意义。据说泰利斯跌跤时，旁有老妪云：眼前事体尚且不知，要知天外事体岂非妄想！这话在哲学家听来，恐怕称得上是十足的“妇人之见”了。哲学家的思索，本来就常常是在常识范围内的东西“之外”或“之后”的。柏拉图认为，对常识之物的认识，至多只能算是意见，与真理不相干的。在胡塞尔看来，常识中的东西也都是要“悬置”起来存而不论的。即便在声称重视对眼前东西之“知”的经验派哲学家那里，他们所真正关注的，也是眼前东西背后的东西(本质、规律、无限一类)存在或可知与否。还有一个故事也是颇令人回味的：哲学家穆尔大病初愈，故穆氏夫人对其与人进行哲学讨论的时间予以严格限制。这招致了另一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哲学家本人的不满。维氏认为，既然热爱真理，讨论的时间就应该由讨论的进展本身来决定，如果哲学家果真在这其间死了，那也是死得其所，应算死而无憾的。显然在常人看来，穆氏夫人是对的，维特根斯坦是荒谬的。这荒谬中又透出几分真诚，几分可爱。当然这可爱之能显出来，还在于穆氏夫人在生活中绝不会顺从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迂腐”之见。其实，大多数哲学家在思索之余，也能和常人一样正常生活。实际生活通常也不会容许维特根斯坦们将那些由思索引出的有悖常理的生活见解一味地贯彻下去。不过，哲学家本人常常能从这类“忘我”的状态中获得一种超出尘世声色犬马之上的欢悦，那是一种在精神世界里徜祥并醉乎其间的欢悦，一种爱智的欢悦。
大凡哲学家都是理想型的人物。贝特兰·罗素曾自办过一所小学，其初衷正是为实行一种他理想中的少儿教育。这种教育的特点是倡导自由，禁绝压制。学生如有不良念头，应一任其渲泄，以免积郁在心，殆害无穷。因此在这里，调皮捣蛋是既合理又合法的。然而放纵的结果却终究不妙，那帮小孩肆无忌惮，从打架到放火，个个如混世魔王，令这位睿智的大哲人束手无策，学校只得停办了事。如果前面提到的算是思想“脱离”了现实的话，在这里，简直就是思想与现实相“冲突”了。理想往往直接便是对现实的极高期望，这种期望在许多时候导致的，只是极度的失望。亚里士多德在悼念亡师柏拉图时写过一首诗，“在众人之中他是唯一也是最初，／在生活中与在作品里，／他都清楚而又显豁地指出，／唯有善良才是幸福，／这样的人啊，如今已寻觅无处”。(《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上集，141页)所谓“寻觅无处”表达的正是这种在现实中的失落感。我把卢梭的《忏悔录》也看作对现实之极度失望乃至愤懑心态的流露。在书中，卢梭不仅对那个把他推向孤独、苦难和流亡的社会环境痛加指摘，同时对他自己经历的一生、对那个尘世生活中的“我”也毫不容情，暴露其阴暗面，施以鞭挞。最值得一提的是尼采。他异常珍视友谊，择友趣味极高。正应了所谓“和者盖寡”，他在实际生活中只是个孤独不合群的人。当一个人将与另一个人的友谊视得重如泰山高于一切纯洁得容不得半点差异的时候，恐怕这份友谊对那另一个人来说，也成为一个沉重负担了，因此尼采与人的友谊，常是以破裂为终结的。尼采决不把人生看作一场消遣，他苦苦寻觅的，是更加真实的人生。但在生活中他看到的，却是世人的浑浑噩噩。失望加上他特有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使他走向了一种彻底反叛生活的生活——他疯了，成了一个被社会视作“不正常”的人。“这个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任何一个行人。孤独使他疯狂，他终于在疯狂中摆脱了孤独。”(下册，243页)
古代有一类哲学家，他们对实际生活称得上毫无所求的。其中如皮浪，在船遇风浪将沉之际也不动容，俨然早已大彻大悟，看破红尘了。还有一帮犬儒哲学家，他们行如乞丐，对习俗要求他们加以接受的服装、居室、饭食、礼仪模式一概拒斥。传说亚历山大曾访问过犬儒哲学家头领之一的狄奥根尼，问他想要什么恩赐，回答是：只要你别挡住我的阳光。(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295页)这都是古代的事了。近代哲学家以性格坚毅、持身严谨的绅士派居多。他们对生活无过高的奢望，亦无太多的不满。英国哲学家休谟，联想心理学派创始人詹姆士·穆勒，他的儿子、哲学家、逻辑学家约翰·斯图加特·穆勒，还有前面提到的康德，等等，都属这一类。有名为黑格尔者说得最为实在，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我的尘世宿愿已完全达到了。一有公职，二有爱妻，人生在世，复何所求。”不过这话听起来，倒容易让人联想起恩格斯那句歌德黑格尔们还带有庸人习气的评语来。其实康德和黑格尔在理论领域里，都称得上是惊世骇俗的革命家。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绝绝对对是安分守己的一介书生。纵使他们的某些理论能引伸出对现实的批判来，这些批判也是严严实实包裹在观念的外壳之内的。所以实际上，理论与个人生活在他们那里各自循着两条互不相交的轨迹运行。他们采取这样态度或许正是为了理论的利益而不是世俗的利益考虑的，所以我总以为，这是不值得苛责的。
看看哲学家的婚姻状况也是很有趣的。我从一份国外关于西方近现代一流哲学家生平的材料中发现，在许多熟悉的名字后面，“婚姻状况”一栏皆付阙如。其中有英国经验派哲学家霍布斯、洛克、休谟，还有大陆唯理派哲学的全部头面人物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此外还有帕斯卡尔、伏尔泰、康德、叔本华、尼采、克尔基戈尔、桑塔耶那、维特根斯坦等等。人数如此地多，着实有些令人咋舌。当然，单单凭这一表面的数字，要得出更多的结论来，还是有嫌武断的。而且各人的具体情况肯定也有所不同。譬如，尼采就曾数次坠入情网，而康德在这方面的故事则无从查考，尽管对于爱情他也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对于哲学家独身率较高问题，一般人容易想到的理由是，在理想境界达到了极其明晰化程度的哲学家那里，要发现“理想的”爱人是如何之难就可想而知了。其实这至少是不全面的。下面这段关于丹麦哲学家克尔基戈尔的轶事颇有些让人感慨：克氏在年轻时曾爱上一位姑娘并向之求婚，在获允诺后他自己却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中，他不能断定自己能否给那姑娘以终生幸福，为此他最终不顾恋人的反对和周围的非议，毅然解除了婚约。我们不能说克尔基戈尔背弃了爱情。他后来的著述活动甚至也是对这唯一的一次短暂恋爱的祭奠，以致今天还有人将他的巨著《非此即彼》当作给恋人的暗码通信来释读。当然，也有不少哲学家在婚姻面前并不望而却步，像前面提到的贝特兰·罗素，他一生结过四次婚，最后一次结婚是在他八十岁的时候。
对于政治活动的参与，哲学家们的态度也是很不相同的。赫拉克利特声称，他宁愿跟小孩一道玩骰子，也不愿参与政治。据传他将王位继承权也让给了兄弟。孟德斯鸠也曾将自己得到的法院院长席位堂而皇之地拍卖了出去。政治在很多时候会使人的自由、尤其是思想的自由受到限制。想来许多想离政治远一点的哲学家都是出于这一类的考虑。不过，政治在现实生活氛围中给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能够真正超脱出来的哲学家其实是为数不多的。更何况在历史上许多时候，某一种哲学倾向直接或间接是与某一种政治态度相关的。因此，历史上涉足于政治的哲学家实不在少数，那名单开列出来就是一长串了。不过，出色的哲学家并不一定是出色的政治家。我甚至以为，从素质上来说，哲学家注定了不会成为才干很高的政治家。政治要不了那么多的理性深沉和繁琐论证，哲学家也不会像政治家那么有杀伐果决和熟谙权谋。柏拉图曾从哲学观念出发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国家模式，但他在试图将这套方案具体付诸实施时，却毫无良策。他在政治游说中，除了白白费去大量精力外，还差点将性命也搭了进去。这样来看，似乎赫拉克利特主动放弃王位还要更为明智一些。在现代，哲学家们的去处更为确定，不外乎大学和研究院一类。所以即使马尔库塞、萨特这样的热衷于政治的哲学家，充其量也只是充当某种政治思潮和运动的精神领袖。还需要申明一点，这里绝没有贬低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伟大人物之意。我认为他们是不能单单归于哲学家这一类的，他们有着许多只适合作哲学家的人所不具有的优点。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理解他们对于历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我们一开始就说过，是哲学决定哲学家之为哲学家，是思想使哲学家进入历史。但哲学家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理由正在于前面也提到过的，哲学家不仅是一个哲学家，他还是一个人。如果他在著述中至真至诚地表达了人类本性的善良追求，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背弃了这种追求(我并没有苛求哲学家必须成为一个实际的完人，但至少他应努力去实践那些他教诲别人去实践的东西)。这种哲学与哲学家其人之间的冲突不仅有可能导致人们对哲学家本人的轻蔑，甚至有可能导致对哲学的轻蔑。这里我愿提到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培氏是哲学家中为数不多的谋得高官厚爵的一个，——他曾官拜大法官，还被授与子爵爵位。他曾写过这样的话：“律法所在之处乃是一种神圣的地方。因此，不仅法官底坐席，就连那立足的台，听证的围栏都应当全无丑事贪污底嫌疑才好。”(《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版171页)这段话出自《论司法》，他还写了《论友谊》、《论荣华与名誉》、《论善与性善》等一系列行文优美、格调高雅、饱含人生哲理的晓世之作。人们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恐怕很难想象它们的作者是因受贿——在今天，这也被看作极为严重的腐败行为——丑闻而招致弹劾下台的。也许培根可以根据当时的特定环境，提出很多理由来为自己开脱。但我以为至少在一点上，培根是无法为自己辩护的。那就是：他的行为违背了自己的哲学。
第二个人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无疑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但正如《明镜》周刊记者在与他谈话时曾坦率说到的，他的哲学事业被他平生中为时不长的一些事情投上了阴影。这指的是他曾在希特勒上台伊始与纳粹携手，出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元首本人，而且也只有元首本人，才是德国今天和明天的现实及其法则。”——像这样的类似于纳粹党徒效忠的表白正出自当时的海德格尔之口。关于这段公案，世人已有不少评说，《读书》上以前也有过相关的绍述。无论如何，我愿意重复另一位哲学家马尔库塞对他的指责：“我和其他人都把您作为哲学家来尊重，从您那里学到了许多许多，可是我们不能把哲学家海德格尔和海德格尔其人分离开来。这种分离同您自己的哲学相矛盾。”(引自薛华编译《马尔库塞同海德格尔的争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87年6期)海德格尔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为自己辩白，马尔库塞之所以要固执而不宽容地加以“追究”，我想是因为他们心里都十分明白，对于哲学家来说，单单凭“深刻检讨”和“下不为例”是绝对换不来心灵的平静的。
许多年后，人们在读到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作时，或许完全不会想到海德格尔其人如何如何。但是，如果要问起哲学家海德格尔是何许人，人们还得重提这段连哲学家本人生前也耻于提到的往事。
毕竟，一个真诚的哲学家还须得是一个真诚的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于北京大方家胡同
(《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王树人、余丽嫦、侯鸿勋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十一月版)
郭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