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曾在什么地方说过，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存在着一种“贰臣文学”。从汉李陵的答苏武诗算起，可以说是有十分长久的历史了。苏李诗姑不论其真伪如何，即使是后人的拟作，那意义也仍是重大的，说明人们早已觉察到文学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个严重的现象了。推而广之，凡是出卖或背弃了自己过去一直持有的信念，为了卑鄙的个人目的，或投降敌国，或在邪恶面前屈膝，卖论取官，不知羞耻，都是属于同一范畴的历史现象。这样，广义的“贰臣文学”就更加值得注意。对这样的严峻的课题，人们是不应该置之不论的。
周作人的不肯离开北平，终于陷入耻辱的深渊，当然不只是因为他自己所辩解的“家累”，其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他对抗战前途的漆黑的预测，也就是对国家民族已经失去了信心。他说是在北平“苦住”，其实是不愿舍弃苦茶庵的生活。《玄同纪念》一文是周作人的一篇重要的文章，是他决心“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的第一篇文字，也可以看作是他决心下水的宣言。他在这篇文章里引用了钱玄同的几封通信，但“信中略去两节，觉得很是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又说，“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从这些话里不难想像钱玄同对他规劝与警戒的内容。徐炳昶在纪念钱玄同的文章里曾说，
“还记得我们有一位老朋友，先生多次向我谈起，深表不满，指出他除了个人享受以外，几无余事。当时我颇诧异，先生的态度，何以忽如此严峻？但至今日，这位颓唐文人的老朋友，依违于敌伪之间，莫能自拔，……推他所以不能自拔的原因，止是个人享受一事，在那里作祟！”(《我所认识的钱玄同先生》，载齐鲁书社版《钱玄同年谱》)
这个“不能自拔”的老朋友就是周作人。从徐炳昶的话里同样可以推知钱玄同对周作人的规诫。而周作人的恋恋不能舍去的“个人享受”，也并非一般的声色犬马，其实不过是苦茶庵的平静舒适生活与那些旧书而已。
周作人就这样摆脱不掉自己多年来建造起来的硬壳而不能自拔了。这真是一个“颓唐文人”的命定的悲剧。
苦茶庵这个坚固的堡垒其实也并不是完全平静的。有的研究者曾经指出，在北平围城之时，芦沟桥的枪声响起一个月之后，周作人竟自在苦茶庵中写下了悠闲淡远的《野草的俗名》那样的文字，以为不可能。其实这正是周作人内心极不平静的一种表现。他是用这种方法来掩盖、排遣、压抑绝不平静的内心激荡的。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有一则炒栗子的故事，记北宋故都著名的炒栗名手李和儿，于燕山迎出使雾庭的宋使，献炒栗十裹，自赞曰‘李和儿’也，挥涕而去。这则故事周作人前后几次引用在自己的诗文中。一九三七年三月三十日写《老学庵笔记》一文加以引用，称之为“笔记中最有意义也最为人所知的一则”故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作绝句两首，收入一九一四年写定的《苦茶庵打油诗》中，列于篇首，其诗云，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
一九三○年三月又写“炒粟子”一文，仍引上面的两诗。看他反复抄引，多次谈及，可以看出这实在并非偶然的。这两首诗也实在含有非常刻露的禾黍之感，只差没有明说王师北定中原。以已经落水的汉奸而写出这样的凄哀欲绝的诗，表面看来正是一种绝大的矛盾，然而却是周作人祈求内心平衡而流露出来的心曲。
同样，在《关于朱舜水》里引《先哲丛谈》记事，
“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
也同样隐曲地表示了这种哀苦的心情，检查周作人在投敌以后所写的文字，类似的地方也还所在多有。这大约可以与吴梅村的诗词相提并论，“苑生已负侯赢诺，欲奠椒浆泪满襟”，都是类似的悔恨之词，只是表现形式少有不同而已。
周作人自己建筑起来的这个堡垒是非常坚固的。在这内外分开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他就躲在这个坚硬的壳里做着安然的白日好梦。这种双重人格的心态正是使他能够安心立命并写下了那许多文字的基础。我只见过周作人一次，那是在一九四六年南京老虎桥的监狱里。作为记者我曾向他提过一些问题。记得当我问到他投敌以后写过那么多文告、讲话，并做了那么多丑恶的表演时，他的反应是使我吃惊的。他坦然地不屑地说那些不过是做戏，仿佛完全不值一说。只有当我问起，一向佩服倪云林的“一说便俗”的他何以在法庭上作出那么说不圆、讲不通的丑恶辩解时，他才颓丧地没有了话。今天想来，应该是倪云林的故事触到了他那个坚硬内壳的核心，才使他默然无语的。至于他偶然伸出壳外做了些什么，就全然不当回事或不加考虑了。这真是一种奇异的现象，但并非不可理解的。
正是在这种双重人格的心态之下，他才能关起门来致力于“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思索。周作人多次提到他心里有两个鬼，也就是说绅士与流氓，或叛徒与隐士。并多次声明他的闲适的小品文只是次要的，而道德的文章才是值得注意的。这都不能说与他的双重人格没有关系。他是把正经工作与“游戏人间”看作水米无干的。在他看来，做敌伪的贵官，登台检阅，晋京朝拜……一律都只是一种“游戏人间”的姿态，并不妨碍他自己的胜业。这实在是一种奇怪而可耻的逻辑，也正是一种文化史上的特殊的扭曲现象。正因为他是在沐猴而冠的情形下发表了一系列正经的议论，人们就将这看作是为日本侵略者出谋献策，也就是无足怪的了。
周作人一向标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向自命不说假话，但终于不能不在现实面前碰壁，这简直是命定的。他曾提出现代中国心理建设的两个要点，一是伦理之自然化，一是道义之事功化。前者说的是过去中国学者观察自然常与人事连在一起，以致造成许多不科学的说法如羔羊跪乳，腐草化为萤……，这自然是不成问题的。后者的大前提也是不错的，但在运用上就显出不可弥缝的大破绽。周作人很佩服洪允祥的两句话，“是要你拚命做事，不是一死便了事”。称之为“极精”，今天看来这也正是非常精辟的话。一切努力如不落在实处都只能是空话。不过周作人用这个理论来反对岳飞与文天祥，那就只能说明他顽固的失败主义，因为岳、文两人都有奋斗至死的事功，与洪允祥的标准是一致的。历史上当然有许多在国家危难之际空言眩世最后胡里胡涂的死去，被列入节义传的人，但他们都不是岳飞与文天祥。
这个“道义之事功化”，他一直没有放弃，一九四八年三月在老虎桥监狱中写《儿童杂事诗》序，他说，“我还深信道谊之须事功化。古人云，为治不在多言，但力行何如耳。”解放后周作人写小文骂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空头文人的祖师”， 并说，“凡是道义的可贵，便因为它在人生有功效存利益的缘故，若不求其实现，只是讲讲，那么有何用处？岂不等于和尚道士的念经么？”这些话说于不同时期，因客观环境的不同而各有其不同的意义，但可以证明一点，周作人当缩回他自筑的坚固的内壳时，确是在做着白日梦，满怀着忧惧之感在考虑着种种问题，认为这是“知识阶级”应守的“准则”。和吃茶饮酒一样，即使已经堕入罪恶的深渊，但仍求得能享受一点美与和谐，以取得心理上的平安与平衡。虽然相信“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看得前途一片漆黑，但却还确信自己依旧没有脱离现实世界，只是站在一边，怀着易卜生“群鬼”的恐惧，注视着它会变出什么可怕与愚蠢的花样。扮演一个虔诚的旁观者的角色。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的一种“相”，大约不是毫无根据的吧。
周作人在解放后的新中国，得到国家的安排，在翻译希腊日本文学的工作中作出了不少成绩，这可以说是他的一次新生。此外，他还提供了不少鲁迅研究的资料，并写了大量的杂文。最近有机会浏览了一下这些小文章，发现前后写作有三个高潮期。最早是解放初期的几年，他以卖文为生(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以工代赈”)，多发表在上海的亦报和大报上：另外在一九五六年与一九六二年前后也写了不少。总的看来，是掌握着反封建的主题，歌颂新社会，谈东西文化交流，记草木虫鱼、儿童生活、方言名物……，依旧保留着过去的作风与情调。但因新掌握的资料不多，有些话题往往是过去曾经说过的。但经过一番清理，过去的许多偏激、“别扭”的色彩洗掉了。在这里应该说明一下，关于他在解放前的文字中明明暗暗对左翼文学的批判与攻击，他在一九四九年七月四日写给周总理的一封长信中只在结末处带了一笔，归之为“过去思想上的别扭”表示承认错误。在研究者看来，当然是不能就此放过的。
周作人的这些短文，依旧保持着杂文的锋芒，他还是主张“不写说理文”，骂韩退之，并说，“只有贾谊我觉得不喜欢他，似乎他是后世无聊文人的祖师，虽然实在乃是三闾大夫的徒孙。”在谈二丑与副净时说，
“正如老鼎对台下所说，‘吃了你的酒，出了你的丑’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促成坏人恶贯满盈早日灭亡，也有好处。副净的价值或者就在这里吧。”
对于“四库全书”他表示了相当的不满，借用段玉裁、王<SPS=1484>友的话来揭穿皇帝的不通和乱改古书。和鲁迅的意见是一致的。
在一篇题为《祖国的伟大》的短文里，对当时人民日报开辟的“伟大的祖国”的专栏表示赞美，说“这不但促进读者的爱国思想，更能鼓励人在伟大的祖国面前，不要去干无聊事，显出渺小卑劣来。”轻描淡写地流露了对自己过去的罪恶的忏悔。同时他又反对说任何事物都是“古已有之”，如说什么潜艇即古之螺舟，隋炀帝的龙舟其实即是轮船，只不过少了机械……，主张“一面改去自卑感，一面也要像追赶敌人似的对新的事理急起直追。”
周作人对旧戏是没有什么好感的，但这时也常常谈到，如谈《钟馗送妹》时就论及了鬼戏与神话剧的问题。他说，
“利用神话来编喜剧，中国人民的智慧是很可佩服的。《闹天宫》之用玉皇大帝、太上老君来陪衬一个毛猴，《天河配》之用西王母来陪衬一对牛女(耕织的男女)，都是很大的对比。……中国人是乐天明朗的民族，利用迷信做材料，却转变成很好的戏剧，看过去豁然都忘了，不让它留着，只当做游戏看去……我疑心中国戏上出鬼，多是此意。鬼不显出鬼的可怕，神不见神的可畏，这是中国戏的特点。”
这些意见比起《有鬼无害论》之类的高见来，自然要明净得多，尤可注意的是他对中国民族乐天明朗性格的认识，比起过去的暗黑的宿命论确是有所不同了。我们如果拿他写于一九四四年的《灯下读书论》来作一比较，就更能看出其间明显的差异。在那篇文章中，周作人说，“盖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意思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份。”
周作人称这种史观为“此中实只有暗黑的新宿命观”，这中间哪里还有一丁点儿光与亮，其实正是他最后陷入耻辱深渊的思想基础。接下去他又说，“使人更不能忘记的是国子监生而请明魏忠贤配享孔庙的陆万龄，东林而为阉党，又引清兵入闽的阮大铖，特别是记起咏怀堂诗与百子山樵传奇，更觉得这事的可怕。”这就更使人可惊，以投敌后的周作人而畅论投敌的阮大铖，这如不是极端的无耻也将是无端的梦呓吧。这正好证明当他缩回那坚硬的堡垒中时，就不自觉地与他的“游戏人间”划清了界限，坦然地进行他那忧生念乱的思索去了。这种二重人格的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史性格中的一种致命的痼疾，也不只是像周作人这种附敌的人物为然。鲁迅列举历史上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赞颂之为中国的脊梁，其实就是旧日所说的“气节”，正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我们今天研究周作人，重印他的著作，不是为了将他从耻辱柱上解放下来，而是为了为新文化新文学史提供充分的研究资料，以便从这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身上找出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使后来者不去蹈他的覆辙。自然，重复周作人的历史经历是不可能了，但以另外形态来重复并非完全不可能。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黄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