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公印存》(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存印三百余方，乃作者“文革”末期“逍遥”时所治。作者曹辛之，诗名杭约赫，是著名诗人，至于书法、绘画、装裱和篆刻乃其余事。曲公治印多不囿成法，追求现代艺术效果，意到手到，即兴奏刀，每每出人意表，自成一路诗人方式的风格。其刀法似乎也非传统的，讲究工力的“冲刀”“敛刀”一格，然而冲破传统篱围即是一进境。行家治印，方寸之地，施朱布白，刀法严整，匠心独运；而诗人治印，往往不以匠心为之，而代以诗心。由整体风格、艺术境界和艺术发展规律看，曲公胜行家多多矣。
十九世纪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长篇小说《罗摩拉》一经改名《仇与情》一下子印了二万五千册发行，这在文学书籍销路不景气的今天，印数够大了。这部小说的读者之所以能喜欢它恐怕不只是为了这么个通俗易懂的书名，而是为了这本书的艺术创作和它的意义。这是作者一生写就的七部长篇中唯一的一部以外国古代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光辉历史给了她创作灵感，她要描绘出在变革的时代，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一种利己主义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发展的，这个人便是小说里的蒂托，他的陪衬是情操高尚的女性罗摩拉，她才是作者的理想人物。然而，作者却用了正面手法描写蒂托。他能干聪明，投身于社会，观察环境，利用机会，尝试一成功，利己之心日益膨胀：他背弃养父和妻子，玩弄乡下姑娘苔莎，出卖宗教改革家伏纳罗拉，在政治生活中耍两面派。但是他从不认为自己在作恶和损害了别人，相反，认为自己的行为理所当然，为了保障和更多地获得一己的既得利益和物质享受，就该尽量地使用自己的才智，采取自以为正当的手段。他没有政治目的和道德信念，他的人生中心只有他自己。这就是艾略特对这个角色作的结论，在新旧交替、胜负难分的社会斗争中，一个有才能无理想的人会成为何等的利己主义者，将给社会以何等的危害。
以三千多册的印数问世的《最后一个吟游诗人的歌》向读者比较客观地介绍了英国历史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的诗作。似乎纠正了读者一些对这位“诗歌之父”作为诗人兼小说家，而且先写诗，后写小说的司各特的偏见。这是诗人一八○五年创作的一首长诗，以苏格兰两个贵族之家的权力之争为线索，讲了格丽特与科兰斯根两个敌对家庭的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表现了十六世纪苏格兰封建贵族生活，苏格兰与英格兰交界地区的风俗与生活方式。作者的浪漫笔法特别表现在第一章十六和十七节中描写河的精灵与山的精灵的对话，并以此突出了全诗的主题。
与上一本一样，“译苑诗林”新近所收之书，还有英国威廉·布莱克的《天真与经验之歌》。看得出，这位诗人从一开始写诗便想成为一位“全方位”的艺术家了。他的作品力求图文并茂，并将人世间的真理与自己的情感及人生哲学深寓于作品。这部“天真”与“经验”两部组成的诗集，歌唱的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如何走过完整的人生。“天真”值得讴歌，它未被世俗污染的产物，“经验”也值得讴歌，它表现了人执着地探究起“善”与“恶”的问题了。从天真到经验需通过一段苦涩的时日，然而用丰富的画面，隽永的诗句描绘它们又会使人产生到一种庆幸和深沉的喜悦。
象征主义在它诞生之后的艺术运动中总得不到人们足够的重视，现在才引起一些人们的兴趣。《象征主义》是世纪美术文库中的一本，侧重在象征主义的绘画方面。作者指出象征主义是“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以显示它与绘画中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印象主义的对立。高更的话更形象些：印象主义只在眼睛的周围探索，而象征主义则“是在探索神秘的灵魂”。所以象征主义的画家时而力求近似摄影的准确性，时而表现得十分笨拙，以展示人的梦幻、诗意以及人生哲理与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多元性。有时一幅画所表示的某个故事会有多层的意思，例如米莱的《奥菲利亚》，可以设想第一层意思是《哈姆雷特》的插图，第二个意思有可能是爱情的画像，第三个意思可以是对死亡的思考，第四个意思是某种精神的启示，第五个意思……
读罢这一册《西方超现实主义诗选》(〔英〕爱德华·B·格梅恩编著，柔刚译，海峡文艺出版社)，我确信超现实主义者所宣称的：“每个人都是诗人”。它的艺术创作奥秘就是：排除一切由理性所布置的控制，拒绝一切审美的或道德的考虑，而进入无意识的与幻梦中的抒情旅游，“使精神回到原始混沌中去。”在这里，诗(结果)是次要的，怎样写诗(过程)才是关键。这个一次性的不可思议的创造过程是完全而纯粹的个人体验，是向生命最深层次的探险，正如弗朗西斯·史加弗所吟唱的：“每首诗升起变成另一幢建筑，所有的诗歌都是暂时合理的荒谬。”理解这些飘浮在理性之外的思想碎片与不合逻辑的意象叠加似乎有点困难——你怎能进入他人的梦境呢？它的魅力大约更在于那种超越一切的想象力。如果说超现实主义者是通过开辟向自我极地进发的新路来拯救心灵的堕落，而为自我保留想象力这一最后的自由堡垒，那么他们确是真正的诗人。
时下中国出版界翻译出版外国新著，速度可真是够快的。如去年美国畅销书榜上有名的《大国的兴衰》(〔英〕保罗·肯尼迪著，天津编译中心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译本，今年已出现在中国的书市上，据说还不止一个译本。这本书自去年二月问世以来，即在美国政界与学术界引起轰动和争论，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指出“保罗·肯尼迪的这部著作是美国近年来论述历史上‘帝国’之衰老问题的许多著作中，最新也最引人注目的一本，并且将对下一代领袖人物在制订政策时的思想意识和洞察力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不是那些‘帝国’都不可避免地要由于过度扩张而导致自身的失败？耶鲁大学教授，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以其对大国之兴衰的精辟学术分析震动了里根时代的美国。”保罗·肯尼迪在这本书中分析了五百年来世界大国兴衰，探讨主要大国为了达到或保持富强，在极力增强其财力和国力的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作用。在他看来，大国兴衰的过程并未终结：生产速度及科学技术变革的差距，导致了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此种变化又逐渐影响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三百年前，德国作家冯霍尼格说：“今日一个国家是否富强并不取决于其力量和财富是否丰富或牢靠，而是取决于其邻国所拥有的力量和财富是超过还是不如这个国家。”肯尼迪说这个观点将会在书中反复得到证实。当然，他并不想陷入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但他认为无可辩驳的是，在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中，胜利总是属于拥有更为兴盛的生产基地的一方；或者像过去的西班牙名将常说的：谁最后手里还有钱，谁就能获得胜利。保罗·肯尼迪在最后一章中探讨了当前大国间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的对比状况，试图预测今日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中国、日本、欧洲经济共同体、苏联和美国)的兴衰变迁。总之，“大国兴衰的历史绝对没有完结。”
早就听说江苏人民出版社将出版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现在，终于看到这套丛书的第一本问世：《中国的现代化》(〔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沈宗美校，江苏人民出版社)。据说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国外关于中国现代化研究的最系统的一部专著。它是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的赞助下，由九位著名学者联合写成的，所以得以从中国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教育、外文等方面全面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诚如作者在导言中自承，此书宗旨在于弄清“中国社会中哪些因素有助于走向现代化，哪些因素阻碍着现代化，并对现代化发生的速率和模式加以评估”。
《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日〕中村元著，林太，马小鹤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颇可一读。众所周知，每个人的生存方式深受其民族与文化的思维方法的影响。那么，什么是东方人的思维方法？东方各民族的思维方法各有什么特点？思维方法与语言、哲学观念有什么关系？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与逻辑有何联系？思维方法与文化现象的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本书一一作了详尽而理智的探讨，从而展示：东方诸民族的思维方法存在种种差异，不能用“东洋的”、“东方的”统而论之；东方诸民族的思维方法存在某种逻辑上的与人类共性的联系。
云南人民出版社社会学文库新近推出《小群体社会学》(〔美〕西奥多·M·米尔斯著，温凤龙译)，是了解、研究小群体社会学这门崭新学科的入门书。每个人都生活于群体中，小群体就是由两个或更多的人组成的，小群体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是：探讨新的方法描述诸如感情、愿望、无意识假设等潜在群体过程；考察长期群体从产生到解体的转变过程；进行跨文化研究从检验文化对群体过程的影响；了解群体的研究和实验给群体本身带来的变化等等。
对二战后英国资本主义的迅速衰落，人们泛称之为“英国病”，对“英国病”西方经济学家做过种种的分析，有的认为，英国病主要产生于工业生产率低，也有的认为，英国病产生于：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低、待遇低，人才外流；工会结构不适应；盲目追求与自己的实力不相符的“大国地位，海外开支庞大；英国经济学家N·卡尔多在他的《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一文中曾认为英国制造业劳动力供应增长缓慢是造成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然而到了七十年代，他又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继续强调制造业的作用时，认为英国制造业表现不佳是由于英镑汇率定值过高和需求管理政策上的错误所致。B·倍根和R·爱尔蒂斯在《英国的经济问题：生产者太少》一书中把英国病的原因归咎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太少，而服务部门的劳动力太多；D·摩里斯在《英国的经济制度》中，把它归咎于经济制度的原因。还有的保守派人士把它归咎于“福利国家”，说福利国家培养了懒汉。上海译文最近出版的《英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英〕萨姆·阿罗诺维奇、罗恩·史密斯)则认为，对“英国病”的分析必须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分析。这一观点可能更接近我国学者对英国病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拿来一读。
《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走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陈为汉、徐正明、张泽荣主编)，所研究的问题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用这种研究方法分析当今的资本主义，从它的政治、经济及其文化方面分析资本主义，所得结论公允，客观。所以，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先生在本书的序中指出，此书的这种综合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系统的研究方法是可取的。
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开阔了我国经济学工作者的视野，在吸取精华，批判糟粕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付诸实践，力图创造或改造我们自己的经济，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贾凤如、彭亚君著)就是以西方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理论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试图创造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型。这种分析在它的开始阶段可能不算完善，但其精神是可佳的。
《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美〕小科布尔著，杨希孟译)以大量的历史资料，系统地阐明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国民政府与上海工商界、金融界的民族资本家在经济、政治上的关系，揭示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在当时所实行的反共战争经济政策的实质及其内幕。
作者认为，从三十年代起，对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的南京政府人们所作的“认为国民党政府与上海资本家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上海资本家获得了重要的政治势力，并形成了国民政权在城市的社会基础是不可取的。他认为，十年间，上海资本家并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国民党所一心想的是权力的控制，所以对上海资本家一方面是利用，另方面是排挤。书中，对南京政府的两面手法，南京政府对上海资本家的利用和打击的具体事宜作了陈述与分析。
前几天，收到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寄来的两本书：《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英〕罗杰·福勒编，周永明等译)、《文学批评方法手册》(，〔美〕L古尔灵等著，姚锦清等译)，意外的喜悦盈然注满心头。我对这两本书心仪久也。虽说文学和批评术语、批评方法的词典汗牛充栋，可是这两本在编排上确有独到的功力，对爱读点文学类书而又非专家学者如我辈者，实在大有用处：解疑释惑，可当工具书用；辨析词义，可作语言史读；借说文解字展现现代文学变迁过程，简直可当现代文学发展史读。就说《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吧，我以为编者是颇有点“哲学”头脑的，极善于“辩证地”解释批评术语。比如说“de-corum”(得体)一词，编者告诉我们，“表现方式与内容或场合相称就是得体”，也可界说为“优雅”。查一般词典，得此解释足矣，可是，且慢，编者强调，得体与否并无绝对的标准，根据新古典主义的批评标准，莎士比亚的剧作完全不得体，华兹华斯和艾略特也曾被人们视为不守规矩，东拼西凑。所以，“得体的观念并不在于绝对规则的硬性规定之中，而在于圆滑而灵活的评价之中。”这样的解释确是相当灵活，相当思辨的。据编者自谓，他们是本着“这个术语潜在的可能性是什么？我可以如何使用它？”的质疑和分析精神撰写每一个词条的。至于《文学批评方法手册》，更是清新流畅，趣味盎然，充分显示了文学与批评中的种种可能性，简直可以归为“卧读”类书籍。书中重点介绍了传统批评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心理学批评方法、神话与原型批评方法，意义标志批评方法、并均加以范例解释。比如那位莎士比亚戏剧中大名鼎鼎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他为什么那么优柔寡断，在行动与思考之间徘徊不定，不去杀死他的叔父克劳狄斯为父亲复仇呢？传统批评家认为“哈姆雷特的困境在于他是一个本质上善良道德的智识型人物。虽然他意识到应当遵循绅士的准则去为父伸冤雪耻，但他的哲学和基督教良心又使他怀疑复仇的道德或逻辑性。”心理学批评家说哈姆雷特不能果断行动是因为他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作怪。而神话与原型方法批评家则认为哈姆雷特复仇乃是重复献身——赎罪——精神宣泄这一神话原型，王子是个不情愿但却尽职的替罪羊，他的犹豫不决深化了献身替罪羊的主题。其它各种批评方法也是各有高见。可见，文学批评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无一定之规，全凭“各位看官”个人倾向、喜好而定。
荣格的书总是这么难读。一本厚厚的《心理类型学》(〔瑞士〕荣格著，吴康等译，华岳文艺出版社版)放在手边一个多星期了，翻了几次又放下，内倾型、外倾型、内倾感情型、外倾直觉型，意识、无意识，象征，冒然走进这“语词的密林”实在有着迷路的危险。可还是想读。固然因为这是一本名著，内容实在丰富，集荣格思想之大成，“这本书是我在实用心理学领域工作了近二十年的结果，它是一个逐渐形成的理智结构，同时也是我在精神病和神经病治疗方面的无数印象和经验的集聚，它包含了我与所有社会阶层的人的交往和接触；因此，它是我个人与朋友和仇敌打交道的结果；最后，在对我自己的心理特征的批判上我获得了更深刻的启迪。”其次，这本书还是相当有趣的，只要沉下心，慢慢读，当会渐入佳境，当然，疑难和停顿是免不了的，智力的劳作是不可少的。也因此之故，我尤为佩服本书的译者和出版者。在商品社会中，积年累月在学术的园地默默耕耘，自甘寂寞，不求轰动效应，不计利害得失，可敬可叹。看到版权页上注明新书只印了四千册，不知这四千册能卖完否，说也堪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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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