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我之所以选中蒙哥马利女士作为我考察的对象，很有一点出自打抱不平的动机。我最早知道这位作家的名字，还是得自一九八六年我国某份报纸上的一篇报道。那篇“渥太华来讯”里说：“加拿大青年导演凯文·沙利文将加拿大著名女作家露西·蒙哥马利的名著《绿山墙的安妮》改编为电视连续剧，该剧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电视台播放，收看人数达五百五十万，超过了其它电视片。”报道里还提到：小说《绿山墙的安妮》发表于一九○八年，写的是一个孤女的故事。马克·吐温读了这部小说后曾说“安妮是继不朽的艾丽丝(指卡罗尔的《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小女主人公)之后最令人感动与喜爱的儿童形象。”我记得，看到马克·吐温的这句评语后我曾停下来沉思片刻。马克·吐温死于一九一年，他说这句话当然是在《安妮》一九○八年出版之后，当时他已垂垂老矣，心情也不好，但是却如此推崇北方邻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女作家的处女作，可见这本书里总是有不同寻常之处。我也曾翻阅过吐温的文艺论文集与自传、传记，未能查出这句话的出处，直到后来读了蒙哥马利的传记，才知道这是吐温写给她的一封信里的话。老吐温的书简与千百封儿童崇拜者的信件一起涌到蒙哥马利在爱德华太子岛村舍二楼的小书房里，这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出乎意料地看到了《安妮》一书的中译本，马爱农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不是在书店的橱窗里，也不是在图书馆的新书架上，而是在一次会议的议事桌上。中国封面设计者笔下安妮的脸出现在一大堆裸露肉体的图像中间。如果有一天我会写自传，大可夸耀生平也曾救过风尘，因为在那次会上我站起来走过去把《安妮》从那堆精神鸦片中捡出来，告诉有关的人这一本绝对不是黄色小说。我看了看《安妮》的版权页，知道这本一九八七年八月出版的书印数为一万九千九百册，而稍后出版的《玫瑰梦》与《情场赌徒》印数分别为十万册与二十二万册。
我也曾注意过一些书评报刊，却从未见到有文章提到《安妮》的中译本，哪怕是一句。中译本像一片雪花落在初冬的泥地上，落下时是无声无息的，落下后马上就消融了。小安妮在中国的遭遇太可怜了。要知道这本书不但在英语国家是一本历久不衰的畅销书，而且被译成数十种文字，拍摄成无声、有声电影，搬上舞台，又改编成音乐喜剧。难道只有等同名电视剧在中国荧屏上连续播出①，人们才会知道安妮·雪莉这个名字吗？我一直为安妮在中国的命运感到不平，正因如此，在一次加方资助的学术考察活动中，我报了去蒙哥马利故乡参观并写介绍文章的计划。不久之后，加方同意了我的计划，我又一次踏上了分别三年的土地。
也许我应该先用些笔墨介绍这位女作家的生平。为了给我的考察活动作些准备，我动身之前仔细阅读了莫利·吉伦(MollieGillen)所著的蒙哥马利的传记《事务的轮子》(The Wheel of Th－ings，一九七六)一书。下面的叙述基本上都取材于这部著作。
蒙哥马利出生于一八七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成了大名人后，蒙哥马利有点得意地告诉友人，她的生日与这位英国首相的不但同年同月，而且还是同一天！她出生的地点是加拿大最小的省份爱德华太子岛北部一个叫克利夫顿的小村子。她的父亲是个商人，经常在加拿大中部经商，母亲在小莫德(她不喜欢别人叫她露西，宁愿用当中的名字，我后面也将这样称呼她)二十一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莫德只得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她来到卡文迪许，这也是一个小村庄，离她出生地只有几英里。莫德后来写道：“我的童年与少女时代都是在卡文迪许一所老式的农舍里度过的，我家的四周都是苹果园。”莫德对大自然的热爱贯穿了她的一生，也在她的作品中得到强烈的表现，这是与她在海岛上度过的童年生活分不开的。
母亲早逝，父亲经商在外，她没有兄弟姐妹(后来父亲续弦，又生了几个孩子，可是她们与她不亲)，无疑有些孤独，她有时会对着碗柜玻璃门上自己的影子诉说心事。不过外公兼任村邮务所的所长，学校就在路的对面，她并不缺乏小游伴与观察社会的对象。外婆是个朴实的农妇，也很爱她，但是不理解儿童，喜欢用僵硬的宗教信条来约柬天真活泼的心灵。莫德后来说：“在物质方面外公外婆对我是很宽厚的，我也是深深感激的，可是在别的方面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是不聪明的。”她记得有一次她干了一件小小的淘气事情，外婆罚她跪下祈求上帝原谅，要她承认自己是一个坏女孩。这件事使莫德非常反感。在小学校里，莫德也挨过老师的鞭子，原因是她用了“by the skin of my teeth”这个说法，老师认为她不该用粗俗的口头语。莫德后来发现，早在《旧约》的《约伯记》里这个说法就已经出现了②。她为自己遭到这样不公正的待遇而感到气愤。
小莫德九岁时开始写诗，用的是外公邮务所里废弃的汇单。她把写成的一首咏秋的诗献给父亲。父亲看了以后说这不太像诗。莫德喊道：“这是素体诗！”“是够素的。”她父亲说。
莫德十五岁时写的一篇《马可·波罗号沉没记》在一次全加作文竞赛中得到三等奖。这是她根据亲眼目睹的一次发生在海岛北岸的沉船事故写成的。一八九○年八月，莫德由外公带着来到父亲经商的艾伯特王子城，继母要她帮着带孩子。她不能上学，自然觉得很痛苦。但是她能通过写作把痛苦化解掉。她写了一首四行一节共三十九节的长诗，投稿后居然被一家报纸头版一整版登出来。当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她继续投稿，报纸上当时已称呼她为“lady writer”(妇女作家)了。不久，她的短篇小说又在蒙特利尔得奖。一八九一年，父亲把她带回到故乡，此后，在父亲一九○○年去世前的几年里，父女很少见面。莫德幼年丧母，又得不到父亲的抚爱，她作品中经常出现孤儿形象与孤儿意识，便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了。
莫德回到爱德华太子岛后进了首府夏洛特敦的威尔士王子学院，一八九四年毕业，得到二级师范证书。在岛上教了一年书后，她又进了哈利法克斯的达尔胡西大学学文学。在大学念书时，她仍不断投稿。有一个星期她一连拿到三笔稿费。
一八九五年七月，莫德得到一级师范证书，她教了两年书。一八九八年三月，外祖父去世，莫德为了不使外祖母孤独地生活，回到故乡。从这时起除了当中不到一年在哈利法克斯一家报馆里当编辑兼记者兼校对兼杂差，直到一九一一年外婆去世，她都过着普通农妇的生活，管理菜园、果园，制牛油烛，做家务事——地里的活由一个表兄帮着干，同时还协助外婆做邮务所的事，如今外婆接班当了邮务所长(至今传记辞典她的辞条里还记载着她担任过“助理邮务所长”这一职务)。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莫德都没有停止写作。她仍然不断向加、美各刊物投稿。有时，发表了一首诗只拿到两元钱。有时，编辑会寄给她一幅画，让她根据画意“配”一篇小说。但是她投稿的“命中率”不断提高。
一九○七年五月二日，莫德在给友人伊弗雷姆·韦伯写的一封信里说，去年秋冬写了一本书，在两个月的悬念等待之后总算得到波士顿的佩奇公司的答复，说是愿意接受出版。
其实莫德开始创作这本后来广为人知的《绿山墙的安妮》还是在一九○四年的春天。它原来是莫德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她把它扩展为一部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合中文二十四万字)，到一九○五年的十月，莫德完成了这一工程。她一次又一次地把它寄给出版社，前四次都只收到一张印好的退稿条，第五次总算收到一封信，里面说审稿者发现作品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并不足以保证能得到读者的欢迎”。莫德沮丧极了，便把手稿扔在壁柜里一只旧帽盒里。她准备闲暇时再把它压成最初总共只有七章的规模，投给某个刊物连载，好换回三四十块钱。
可是一年之后她无意间找出这本手稿，跳着读了一些篇章，觉得写得不算太坏，便重新投寄出去。这一次稿子终于被接受了。
说起《安妮》之所以能写成，还得归功于莫德的记事本，她平时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喜欢往本子上涂上几行。有一天她翻记事本，看到两行不知何时写下的字：“一对年老的夫妻向孤儿院申请领养一个男孩。由于误会给他们送来了一个女孩。”这两行字启发了她，使她开始写小孤女来到一个不想要她的陌生家庭的故事。莫德把“一对夫妻”改成“两个上了年纪的单身的兄妹”，因为单身者脾气总是有点孤僻，这样，与想象力丰富、快言快语的红头发、一脸雀斑的小姑娘之间的冲突就益发尖锐了。小说的第一、二、三章的标题都是“×××大吃一惊”，使读者莫不为小孤女的遭遇捏了一把汗。小安妮也确实因为性格直率、不肯让步与粗心大意吃了不少苦。但是最终的结局还是令人宽慰的。儿童文学作品总不能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嘛。
《安妮》在一九○八年出版，很快就成为一本畅销书，到九月中已经四版，十一月底六版。到一九○九年五月英国版也印行了十五版。一九一四年，佩奇公司出了一种“普及版”，一次就印了十五万册。以后的印数就难以统计了③。
在这样的形势下，读者都想知道“小安妮后来怎么样了”，出版社看准了“安妮系列”是一棵摇钱树，蒙哥马利自然是欲罢不能了。其结果是她一共写了八部以安妮与其子女为主人公的小说。它们按安妮一家生活的年代次序(而不是按出版次序)为：《绿山墙的安妮》(一九○八年出版，写安妮的童年)、《阿冯利的安妮》(一九○九，写安妮当小学教师)、《海岛上的安妮》(一九一五，写安妮在学院里的进修生活)、《风杨村的安妮》(一九三六，写安妮当校长时与男友书信往来)、《安妮的梦巢》(一九一八，写她的婚姻与生第一个孩子)、《英格尔赛的安妮》(一九三九，写她又生了五个孩子)、《虹谷》(一九一九，孩子们长大的情景)、《英格尔赛的里拉》(一九二一，写安妮的女儿，当时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创作方式自然会使真正的艺术家感到难以忍受。出了第一部“安妮”之后莫德就在给友人的信里说：“这样下去，他们要让我写她怎样念完大学了。这个主意使我倒胃口。我感到自己很像东方故事里的那个魔术师，他把那个‘精怪’从瓶子里释放出来之后反倒成了它的奴隶。要是我今后的岁月真的被捆绑在安妮的车轮上，那我会因为‘创造’出她而痛悔不已的。”
尽管莫德自己这样说，她的“安妮系列”后几部都还是有可取之处，其中以《海岛》更为出色。作者笔下对大自然景色的诗意描写，对乡村淳朴生活的刻划，对少女的纯洁心态的摹写，还有那幽默的文笔，似乎能超越时空博得大半个世纪以来各个阶层各种年纪读者的欢心。这样的一个女作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哲人与思想家，而像是读者们自己的姑姑、姐妹或是侄女甥女。给莫德写信的除了世界各地的小姑娘之外，还有小男孩与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海员，也有传教士。两位英国首相斯·鲍德温与拉·麦克唐纳都承认自己是“安妮迷”。一位加拿大评论家在探讨“安妮”受到欢迎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英语国家的人民喜欢小姑娘。不说英语的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在生活与艺术中对天真幼稚避之惟恐不及。但是率直的天真，不扭扭捏捏的天真，却又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美的境界了。凡人都有天真的阶段，当他们处在这个阶段的时候莫不希望早日脱离，避之惟恐不及；但是一旦走出天真，离天真日益遥远，反倒越来越留恋天真，渴求天真，仰慕天真了。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心理，连城府极深的政坛老手也希望能有几分钟让自己的灵魂放松放松？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七十一岁的马克·吐温给三十四岁的蒙哥马利写去了那样的一封“读者来信”？
美学家们对这样的现象可能早已有极为透彻的论述，还是让我回到蒙哥马利生平上来吧。她的外祖母于一九一一年逝世，莫德不愿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搬到几英里外另一个村子去与亲戚一起住，不久便与埃温·麦克唐纳牧师结婚。他们恋爱已有八年，订婚也已有五年了。仅仅是因为外婆不愿离开旧居，莫德又不肯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她的婚事才一拖再拖。结婚时她已经三十七岁了，埃温也四十一岁了。(当地的一个居民后来回忆说：“我听说他们订婚的事之后，心里就明白了。我原来一直嘀咕牧师干嘛没什么事老是坐在邮务所门前的长凳上。”)婚礼上，亲朋们为新郎新娘唱起了“那声音响彻在伊甸园的上空”， 和我翻译的《喧哗与骚动》里凯蒂结婚时唱的是同一首歌。婚礼后，麦克唐纳到英国去度蜜月，专诚拜访了和莫德通信多年的苏格兰人乔治·麦克米伦。回到加拿大后，莫德来到离多伦多五十英里的利克戴尔，住在教堂附近的牧师住宅(即所谓manse)里。除了做妻子和母亲(她生了三个儿子，活下来两个)需要做的一切家务事外，她还要担当起牧师太太的一切“社会工作”，诸如主持主日学校、义卖、圣诞演出，和各种各样的人谈心，鼓励他们，安慰他们，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健康还是有病，不过这也是深入生活的一种方式吧。在利克戴尔住了十五年之后，牧师被调到多伦多西面的诺伐尔，莫德又在那里继续忙碌，她还能挤出时间做挑花活儿——图案是她自己设计的，她还因挑花图案设计获得过全加拿大展览会上的一等奖呢。在完成这一切的同时，莫德还要做她的“正业”，她每天都要挤出几个小时来阅读与写作。她的小儿子埃温·斯图尔特后来回忆说：“她总是在大清早写作，深夜读书。在我的记忆中她每天只睡五个小时——有时候六个小时。她书读得很杂，也很快。她反复阅读英国文学的经典作品，记性好得出奇，所以能随便引用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拜伦和所有著名诗人的大部分作品，不过她也读新出版的书籍、杂志和报纸，并且还一天要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
除了八本“安妮系列”之外，蒙哥马利还写了自传性很强的“埃米莉”三部曲，即：《新月村的埃米莉》(一九二三)、《埃米莉登攀》(一九二五)与《埃米莉的追求》(一九二七)，其中《新月》评价最高。接下来出版的是两本为成年读者写的小说：《蓝堡》(一九二六)与《缠结的网》(一九三一)。较后的作品有《灯笼山的吉恩》(一九三七)。当然，还有其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和诗歌、自传之类的作品——我在后面还要提到她的日记。从这份不完全的目录可以看出，莫德笔耕是够辛勤的。更何况她的丈夫二十多年来患有精神忧郁症，她千方百计为他这个地方上的精神领袖掩饰，真可谓用心良苦。直到一九三五年牧师退休。一九三七年，埃温竟失去了记忆。但是他比操劳过度的莫德还多活了两年。莫德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把她的遗体送回到卡文迪许小小的公墓，她的墓碑与如今已成为“蒙哥马利博物馆”的“绿山墙房子”遥遥相望。她又重归心爱的海岛，夜深时，可以听到涛声。“闪光的湖”、“闹鬼的林子”……，这些《绿山墙的安妮》里写到的景色如今都回到了她的身边。
过去出版的辞书都只说她是儿童文学家，可是新版的《加拿大百科全书》(一九八八，第二版)里却称她是“作家与日记作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大百科里她名下的辞条里这样写道：“她逝世时留下了十卷(超过五千页)未发表的私人日记(一八八九——一九四二)——这是对社会历史与一个杰出妇女的生活的一份出色的记录。这些日记如今正在编辑中；第一卷已于一九八五年出版，第二卷亦于一九八七年出版。”
我顺着这个线索又到渥太华市立图书馆去找蒙哥马利的日记——这时我已经来到加拿大，渥太华在我的日程里是第一站。在《日记》的出版说明里是这样写的：
“在L.M.蒙哥马利生命即将结束时她表示了这样的意愿：手写的日记绝大部分将来都可以出版，但是要在适当的时间之后。她把她的日记交给她的幼子埃·斯图尔特·麦克唐纳医生，希望他精心保管，并且按他认为最好形式最终让它们出版。麦克唐纳医生一九八二年死前不久把多卷他母亲手写的日记、一份经过大大压缩的她亲自打字的稿本、若干剪贴本、照相册、帐簿、出版记录以及她个人藏书二百六十四本，还有各种纪念品一齐献给了圭尔夫大学。”
我离开渥太华之后，在魁北克市与蒙特利尔市盘桓了数日，初步领略了法语城市与天主教文化的风光。然后，在烟雨<SPS=0711><SPS=0711>中来到海港城市哈利法克斯，一到市里便买了去夏洛特敦的来回长途汽车票。找到住处后，我扔下行李独自在哈市的街头与码头附近漫步。莫德当记者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一带活动，也就是在这里眺望烟波浩渺的大西洋，怀念她的海岛的吧。
此后便是我去“绿山墙的房子”朝圣的日子了，不过我不用怀着虔诚的心情，大作家让人敬畏，小作家使人感到亲切，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有权利吠叫出自己的声音，信哉斯言。
小安妮坐过的火车早已不开了，铁轨却还留嵌在地上。红土路还有，高低参差的乔木和灌木风姿也还依旧。岛是东西狭长的，因此过不了多久总能瞥见蔚蓝的大海与红色的灯塔。车行一个小时我们来到卡文迪许，著名的“绿山墙房子”便在这里了。不过有一点必须搞清楚，这幢村舍既不是莫德的出生地(那是在更西面的新伦敦)也不是莫德住过多年的外祖父母的故居(那是在北面半公里，如今房子已拆，只剩下一个地窖)，而是莫德的表亲戴维和玛格丽特·麦克尼尔的房子。莫德经常来这里，也在这里住过。据说她写《绿山墙的安妮》时是以这幢房子为背景的。
“绿山墙的房子”不算大，呈曲尺形，两层，每层也就有四五个房间。我们听完讲解员的话便拾级而上，到楼上去看“小安妮的卧室”。房间里沿墙放着一张硬板床，旁边是一只茶几。老太太们看见茶几肚子里放的东西都掩住嘴吃吃地笑了起来。原来这里有一件她们久已乎未曾亲近的宝贝——那就是Chamber pot(夜壶 )
蒙哥马利就葬在西边不远的地方。小说里写到的“情人巷”、“闪光的湖”和“闹鬼的林子”也都在附近。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游客慕名而来，其中不少是来验证自己读小说时所留下的印象的。一个作家在死后如此为人爱戴(一九四二年莫德去世时报上登的讣告里正是把她称为“受人爱戴的(beloved)加拿大作家”的)这里总有些值得我们研究与探讨的因素。
果不其然，如果说过去的文学批评家仅仅把蒙哥马利的作品看成是小姑娘们爱读的畅销书，居高临下地夸上几句然后一笔带过的话，那么，七十年代以来，人们在她的作品里发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弗洛伊德的门徒把安妮与其他女主人公作为实例细细解剖，用以证实他们的理论；女权主义者又把这些人物用来说明女子为保持完整的个性曾付出何等巨大的代价。也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绿山墙的安妮》可贵之处在于用纯真的儿童这面镜子映照出成年人社会的荒诞与悖谬，在那个社会里，违反天性的条条框框已习以为常，个性强的儿童不愿接受反倒被视作叛逆行为。以上这种种说法都有对的一面，但也有偏颇之处。比较客观的观点是认为《安妮》一书写一只“丑小鸭”通过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主张，通过自己的良好行为(自我牺牲、勇于救人，等等)，逐渐为周围的人所接受，人们开始看出这是一只“美丽的天鹅”。《绿山墙的安妮》也就是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露西·莫德·蒙哥马利是一个杰出的女人，不过仍然是一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和牧师太太。
①我后来听说，中国曾有意购买这部电视连续剧，但因加方索价过高，买卖没有做成。
②见《旧约·约伯记》十九章二十节。中译本《旧约全书》中的译文是这样的：“我的密友都憎恶我，我平日所爱的人向我翻脸。我的皮肉紧贴骨头，我只剩牙皮逃脱了。”译文比较生硬，意思是：形销骨立，仅免于死。
③笔者本人就见过中国出版的一种“海盗”影印本，上面没有任何说明。从版式、纸张、封面推测，大约是四十年代上海印制的。
李文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