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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喜读中国古代的笔记体文章。古人所谓“烧丹抱朴，尽化九转灵砂”；“弱水三千，惟取一瓢小饮”，大千世界，历史人生，可以在一觞一品之间，悠然领略。因而，读笔记文颇有一份身心俱乐的放松感，如在家与人晤谈；不必像读西人哲学大著那般正襟危坐，抽紧筋骨，如入官门衙府办事。朋友有攻西哲史者，尝云康德书中子句、从句之多，每读一句，十指并用，仍嫌不够。苦哉！
元化先生这本小书，正是以传统笔记体裁，或阐述某一观点，或记述某一学案，或抉发一段史实，或考订一段文献。作者清澈的理性、精湛的学力、执着的信念，以及那一幅对祖国命运深切关注之情，芊芊蔚蔚，发于笔墨之间。可以沉潜含玩，可以从容卧读，可以清晨啜茗而读。
元化先生颇喜“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八个字，以为是一个读书人最起码的心境，也是一个写书人最可贵的心境。我以为《短简》相当突出的一个特点，正由此八字道出。作者在书中无论讲史、析文、说理、谈艺、训诂、考证，无不以一种从容不迫的态度，细细咀嚼，娓娓道来。在隽永的文字底下，实融凝着往复回还的学术锤炼之力。我个人读书(尤其读文史类书)，历来有一种特殊的“品尝法”。即先看作者的文字是“干燥”一路呢，抑或属“滋润”一路。倘若是前一路，我总固执地以为，作者对其研究对象，似未尝下过一番“沉潜”之功；倘若是后一路，则作者对其研究对象，实具一份“含玩”之乐。品书如品酒，精酿深藏之酒，总是味厚而长。
譬如，作者由司马迁《李斯列传》中“申、韩之术”一语，细加抉发，渐渐疏理出学术源流，渐渐彰显出“极端诡密”的韩学底蕴；作者由龚自珍与各阶层人士的往来交际中，多面描绘其超越时俗的人格，并由此洞见其“海天寥阔立多时”之一种寂寞心态。又譬如，《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的“物”字，究竟作“外境”义，抑或作“事理”义？关系甚大。作者从《范注》追到《段注说文》，追到王国维《释物篇》，追到许氏《说文》以及《周礼》、《仪礼》、《释名》等古籍中“物”字之初始义，又由此初始义疏理出“物”字误训之所以然。义据搜寻之勤劬，裁断之精审，讲析之明畅，尤可见出沉潜含玩之功力。此种学术心境，与近几年学界，尤其是青年学子的浮躁心态，俨然形成鲜明的对照。仅就我耳闻目睹之风气而言，青年学子沾沾于一二本书的出版，汲汲于所谓“构架”、所谓“时效”者，近几年颇不少。然读其大著，只见其人匆促踉跄的身影，捉襟见肘的窘态，惟独不见一份从容把玩之心境。不禁想起一位有识之士并非危言耸听的断语：“论文成堆的黄土高原上，真正的学术金矿已经淹埋”。
作者一生低首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军乾嘉学人，多次郑重推赏博大渊深的清华四导师。或许，这与他少年就读于清华成志小学不无关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俱往矣，愿中国未来的学坛，再多一些“清华懿弟子”。
古今无数有思想的学人，实有一共通的特点：踏踏实实地将学术功力转化为文化生命，用学问智慧的点滴去浇灌民族理性的生长。即便是乾嘉学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本书作者的学术生命历程，正依循此一种学人的通性；本书中对“知性”认识方法的清理与批判，正可见出此种通性之一斑。
知性，既是人的认识方式中不可缺少的“助手”，同时又是将人的认识置于僵死境地的“凶手”。试以红绿灯为喻而论：红黄绿三色，乃是人对光色的区分与辨析。若无此一种区辨，则无法使流转无定的光谱得以确定。但是，倘若因此而以为“红就是红”，“绿就是绿”，“黄就是黄”，则人的认识就无法抵达客观事物的内在实质。色谱的真实，乃由紫、蓝、绿、黄到红的一种连续统一体。实际上惟有一幅由光线的明暗与波度的长短而组成的流动。知性方法，正是将此一统一体连续体切分开来，固定下来，成了片断与抽象。理性之所以优于知性，正在于理性通过把握事物自身的内在联系，又回到了事物的连续体。这就是本书中反复强调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由一般回归到特殊、个别。
作者是同时人中拒斥知性最有力者之一。作者及同时人对知性的细致深入批判，有一个深层的思想文化背景，即“左”的教条主义思想的盛行，以及在文革十年中的泛滥。今天看来， 作者对教条主义认识论根源的挖掘与批判，依然是出于相当严肃、，求真的学术态度，绝不同于“追问为何吃大米而不吃面包”式的非学术心态。然依我个人之体会，今天读此类文字，更须深原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处境与用心，方能真正理解此一学案的诠释学底蕴，方能真切听到作者及其同时代人的内心深处，分明有一种对真正的理性精神的殷殷呼唤。
作者在书中臧否古今人物，实具自己的一种眼光。尤其对龚自珍、对五四人物，有一种很深的了解与同情。
早在十年文革万马齐暗的时代，作者即潜心研读龚氏诗文。一九七六年撰成的《龚自珍思想笔谈》一文，我以为迄今为止依然是作者最精采的文章之一。其中有一种“幽光狂慧”的感人力量。此文很快被日本汉学家冈村繁先生收入《中国诗人论》一大巨册(王文是唯一出自大陆学者之手的一篇论文)。《思辨短简》中所录几则，即出自《笔谈》。我们从这片断的文字里，依然可以感受到某种抉入历史生命深处的穿透力。这令我想起梁启超“初读定<SPS=1233>文集，若受电焉”一句话。写龚学史之后来人，一定不可忽略近百年来知识分子心态中，那样一种绳绳相续的救亡图强意识。
五四人物的反封建精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新新不已的精神资源，已盖棺定论。本书作者所赏爱、所强调的一点，我以为十分重要：即五四人物对思想与知识所抱有的一种开放心态。依我个人之见，这正是五四人物出自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一种文化心态。中国儒家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正是一种开放心态。马可·波罗曾惊叹中国社会儒、道、释诸家融融相处的现象，即史实之昭著者。西方基督教最具一种排拒异端的狭隘心态。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连绵不断，无不与此有关。我至今不能忘记，若干年前看过的一幅油画：一位美丽纯洁的少女，由于希腊神话及罗马皇帝迫害教徒的惨酷风俗，如何辗转挣扎呻吟而死于牝牛角之下……
本书中有若干札记是关于文艺批评的，读来益人神智。作为一名有影响的批评家，除了一系列独到理论建树而外，作者有两个原则，一直把得很牢：一是真实原则，一是人格力量原则。在作者的批评观中，两个原则相互融摄：写真实的勇气来自人格的昂然挺立，而人格力量的显现，落实于直面真实，迎向苦难的抗争精神。作者在本书中所表彰的西方文艺家一大传统：如巴尔扎克之坚韧，果戈理的良心，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执着，以及罗曼·罗兰之心的光明，等等，我以为，今天仍然是当代文学艺术家值得珍爱的精神资源。
掩卷之际，忽然想到一件事：当代有一位哲人，某年某日，曾独自久久漫步于四川成都青城山脚泯江之畔的都江堰，最后写下一句话，便飘然远逝。这句话是：
深陶沙，宽作堰。淘其沙而致深闳，宽其堤以纳众流。此《思辨短简》所开示的学术心境、思想旨趣、文化心态，岂不是可以由此概括？于是随手写下了这个题目。
(《思辨短简》，王元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第一版，3.60元)
胡晓明